爱华网主讲：陈嘉珉
时间：2007年6月4日下午
地点：黔西南行政学院／教学楼第四教室
对象：2007年第二期乡镇书记、乡镇长培训班（61人）
我先把“创新型国家”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说一下。二战以来，不少国家在寻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各种道路。有的国家如盛产石油的国家，它们依靠自己独有的天然资源来增加国民收入；有的国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技术，从而走上工业化、现代化之道路。另外一些国家与这两类国家不同，它们不靠“天”、不靠“外”，而靠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就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这些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在30％以下。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三方专利”占全球数量的绝大多数。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共20个左右。可以说现在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组织和民族国家追求的最高发展目标，世界最大中文财经网站价值中国网的专栏作家蓝春锋说：“如今，我们置身其中的商业世界越来越崇拜一个主神，并且狂热地称它是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必要前提。这个受人顶礼膜拜的神就是——创新。人们无限相信创新的作用，这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堪比纳齐兹印第安人对太阳神的崇拜。”
去年一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温家宝总理也作了讲话。总书记和总理在讲话中提出要用十五年时间，即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根据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精神，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是实现新阶段发展目标的需要。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均GDP要从现在的1000美元达到2020年的3000美元。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靠什么？温家宝总理讲“最根本是依靠两大动力，一要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保持9％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一种资源型、粗放型的增长，现在这种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和瓶颈状态已经出现，特别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运动员开始跑前一段路的时候，可以依靠肌体力量来支撑前进，但是越往后跑就越没有劲头，就来不起气了。而要一直跑下去，就必须在体内装入一种永动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永动机制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提供发展的无穷动力，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竞争力的需要。现在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甚至文化、体育的竞争，都越来越集中表现为科技的竞争。我国现在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加快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第三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同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弱；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比例和自给率低，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依赖性，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科技成果转化滞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很低；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缺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综上所述，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色夫·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阐述国际关系理论时提出的。他说软实力是一种非物质力量，包括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国际声望和外交上的说服力，领袖人物以及国民在国际上的形象、魅力等等。顾名思义，“软实力”就是相对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和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而言。我们以前讲的“综合国力”，是指“硬实力”这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从今天国际竞争关系来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应该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而且软实力更为重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力量，因为任何硬实力归根结底源自于软实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某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缘”，佛教就有一个缘起论。辩证法和缘起论认为，没有任何结果不是源自于某种或某些力量的作用，也没有任何力量的发挥而不会产生相关的结果。那么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一定要发挥某些力量尤其是软实力的作用。最重要的“软实力”有三个：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民族精神。下面我就重点谈这三个问题。
一、制度支撑
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有了不少的制度和制度框架。从大处和根本上讲，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是我们经过十多年努力，已经初步建成市场经济体制。任何创新必须要有市场，创新在本质上是创造一种供给，而供给存在的前提是需求；因此只要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存在，就会永远有创新。由众多具体的制度、政策构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打通了供需之间的关系通道，任何需求都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和刺激供给的创新。如果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无从谈起。
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提供的是一个制度大环境，作为国家、政府，它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不能被动地在有了市场需求之后才去开展创新工作，必须主动创造供给、创造需求，占领先机。在去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讲话都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是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就是要着眼长远，提前做计划，超前部署关键技术、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国务院组织2000多名各界专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科技发展和创新工作本身来讲，《规划纲要》和实施规划纲要的有关政策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
在法律制度方面，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不断完善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宪法第二十条还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各种科技创新奖励，最大的科技奖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每两年颁发一次，至今已颁发了三次。温家宝总理还提出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有利科技创新的体制规范，制定和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制定加大科技投入和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
尽管有了以上一些制度，但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本身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在制度支撑方面依然还有不完善、不得力的地方，需要及时和不断改进。我们现在最主要、最明显的制度缺陷有三个。第一个是各种创新奖励主要是一种“事后诸葛”奖，没有奖在创新者最需要物质支撑和最具创新活力的阶段上。制度设置是思想认识的产物，正确有效的制度一定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不尽合理的奖励制度是基于什么认识呢？依我看是基于对创新活动的规律认识不清。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每一类事物在不同的宇宙时空中存在的状态各不相同，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壮大、衰败、灭亡的过程。中国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和验证，最后用五个字来概括每一事物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这五个字就是旺、相、休、囚、死。“旺”是事物发展到鼎盛时期的状态；“相”是事物发展处于受生、受益时期的次旺状态；“休”是一事物因产生另一事物之后走入衰败的休息状态；“囚”是事物失去生的源泉而又克制不了当旺之物，处于被束缚和比“休”更弱的状态；“死”是一事物受到另一强旺事物的重克，元气伤尽、走向灭亡的状态。著名易学家李顺祥先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五种关系。他说比如皇帝当令执政，大权在握，这就是“旺”；受皇帝重用的大臣，权势仅次于皇帝，就是“相”；原来需要你帮助的人现在已经当上皇帝，你不必再操心，可以安心休息了，这就是“休”；原来被你欺侮的人现在势力壮大当上皇帝，你再去欺侮他，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但战胜不了他，反而被他抓起来投入监狱，这就是“囚”；现在皇帝掌握生杀大权，他要克你，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就是“死”。
我讲这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原理干什么呢？是想说明根据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必须对创新活动的规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在请大家来看，在人生的旺、相、休、囚、死这五个阶段或者五种景况中，那些阶段和景况是最具有创新欲望和动力？一个人最具有创新欲望和动力的阶段是“相”和“囚”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处于“相”态的人，他要达到“旺”的目标，他就会努力和创新。一个科研人员，他的创新能力的发挥、事业的进展、机遇的获得、收益的获取等还没有达到顶峰，也就是还处于“相”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的创新欲望和动力最强、最大。扩大开来讲，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伟大的创新举措，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不是最旺，而是处于有压力、有挑战的“相”态。
为什么人在“囚”的状态下会富有创新精神？因为他有压力在身，他要“翻身逃出牢狱”，他要“报仇血恨”，因此他会想方设法、敢作敢为、勇于创新。例如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留给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是相对论。他的相对论论文在1905年26岁时就发表了，但他当时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1906年才晋升为“二级技术员”。当时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马克斯·冯·劳厄这个人，他来到专利局与爱因斯坦相识。看到身份低微、外表寒酸的爱因斯坦，他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当爱因斯坦路过他向会客厅走去时，劳厄都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他说“我不相信他竟然就是相对论之父。”劳厄在前往爱因斯坦寓所的途中，爱因斯坦递给劳厄一只他最心爱的廉价瑞士雪茄，它的味道特别刺鼻，劳厄不得不偷偷将它丢到了河里。大家看看，爱因斯坦当时处在什么状态中？他就处于“囚”态中，处于“囚”态中的他发明了伟大的相对论。中国有句古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置之囚地而后生”。比如一个企业和一个比他强旺的企业竞争，他就被牢牢控制住了，于是它就必须大胆创新，拿出绝招，才能走出被“囚”的状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就是处于“囚”的状态。那为什么被“囚”我们还要入世呢？为什么不关起门来自己“旺”自己呢？这就是因为事物处于“囚”的状态，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并存，因此只有打开国门，通过WTO合法进入广阔的世界市场，才能真正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入世是中国政府英明、智慧的抉择。
为什么人处在其他几个阶段和状况会缺乏创新？人处在鼎盛时期“旺”的状态，会目空一切，会沉浸在成功或者享乐之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谋创新。你可能会说那么美国的科技发展不是最“旺”吗？那它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单从科技上来看，美国的确是最“旺”的。但是从国际竞争关系的综合平衡看，从全球命局看，美国还面临恐怖主义这个克星和发展中国家后起之秀的压力，因此它的某些方面依然处于“相”状和“囚”态，因此它还要谋求创新和发展。一个人在“休”的阶段，已经没有力量和朝气了，虽然知道很多东西，拥有渊博学识，但是要创新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就人的本性和管理规则来说，不喜欢已经“休”的人来说三道四、插脚插手。比如你的前任长官已经退休了，现在是你当司令，可是这个已经退休的人老来指点你，你就不舒服；并且他的多数意见不一定正确，因此他的指点实际上非但不能促进你的工作，反倒会影响和阻碍你的工作。科技创新工作也是如此，那个该“休”的人他不休息，他就不仅不能创新，反而会阻碍创新。比如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该“休”了，可他老在发挥余热，人们根据他的理论创立起科学的黑洞理论，可他至死不承认黑洞理论，因此也阻碍了创新。人处在走向灭亡的“死”态，已经元气伤尽、奄奄一息，灵丹妙药都难以起死回生，因此创新就无从谈起了。
上述观点告诉我们，国家有关创新的最佳制度设置，不应把奖励和扶持重点放在处于“旺”、“休”状态的个人和组织上面，而应放在处于“相”态和被“囚”的个人、组织上面，这样才能起到强烈地刺激发展、刺激创新和及时地挽救人才、挽救创新的作用。现在全世界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800多，但是没有几个人在获奖之后还有创新发明的。有的人已经处于“休”的状态好多年了，已经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了，却突然听到得了个诺贝尔奖。他的生活、工作已经不需要那个钱了，却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了个老来无用的大富翁。事实上没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曾经是为这个奖而工作的，这说明你这个奖没有奖在刀刃上，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荣誉，没有刺激创新的作用。世界上要是没有这个诺贝尔奖，世界科技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慢半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在北大听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演讲，他说给我这个两院院士，是告诉你：你这个人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拿个院士给你当当。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中科院院士几百人，已经没有几个还在创新的第一线了，多数是老朽，已经“休”了。王选在获得500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不到五年，就彻底地“休”了，离开人间了。我想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奖励，相对诺贝尔奖应该要来个创新，不能都做成这种“事后诸葛”荣誉奖。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民的事业，如果你让无数的创新人才和创新事业在没有金钱和物质支撑的“相态”和“囚态”中夭折，而把奖励放在那些少数创新成功之后不会再有创新、也不再需要那个钱的人头上，那么你这个创新型国家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一个人在没有取得突出创新成果的时候，如何奖励他？这个问题需要研究、需要预见，这本身就是一个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还有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要“包容失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也给失败者和失败的事业设置一个特别的奖。中国最著名的格言中，不是有一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国外还有个说法，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失败，一个失败的成功之处就是明确告诉你“那条路走不通”。因此失败也有它的功劳，对有价值和意义的失败也应该给它一个特别的奖，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勇于创新的风气。创新的规律是失败多于成功，如果面临失败的人和事业得不到必要的激励，人们就会害怕失败而不敢创新，这样就难以形成创新的社会风气。
第二个制度缺陷，是我们现在还存在严重的带有歧视性的户籍限制和其他各种人口流动障碍。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人口的开放流动，才能形成全民性的创新热潮。例如美国纽约，它是世界最大的创新中心。有人把纽约称为熔化炉，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是由五湖四海的来客组成的，大家都投到这个熔炉里，燃烧成创新的熊熊烈火。1970年，纽约有18％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199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3％，另有20％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裔，就是说纽约至少有53%的人口曾经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后裔，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构成了纽约人口的主体。（Reference: The mayor of New York once said, “Immigration continues to shape the unique character and drive the economic engine of New York City.”）我在好几篇文章中看到纽约移民的两句格言：When we immigrants get here we roll up our sleeves（我们移民来到这里之后，就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If you’re not ready to work when you get to New York, you’d better hit the road（如果你来到纽约不准备干活的话，你就最好赶路）。大家看看纽约人，他们处于我前边所讲人生五种状态中的那种状态呢？就是处于“相”和“囚”的状态。为什么要“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这就是“相”；不干活你就得赶路，这就是“囚”。整个美国也是这样，纽约不过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在过去不到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200年前360万人种单一的民族国家，发展到今天2.8亿几乎包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民族大家庭。以离现在最近的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为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移民美国的人数总计在1000万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美国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创新就是冒险啊，人们都跑到美国去冒险、去创新，所以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国家。我们现在大谈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可以说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了，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有相当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人口流动。现在国内各大城市中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只有极少部分是三十年前的本地居民。拿我们兴义来说，各行各业的创业者有几个是三十年前的本地居民啊。我们城市中的新鲜事物和创新活动，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口带来和造就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经商、入学、人才选拔、就业等等方面，都还有诸多制度上的关卡和障碍。上个月看到一条新闻说，全国有十五个省市准备取消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限制。另外还听说，我们兴义市对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歧视性收费已在逐步取消。这些政策措施对活跃城乡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都是利好的制度创新。我在上个月写的《建设全州统一市场和理性政府的认识与构想》这篇文章中，提出要建设兴义大城市，在这个题目下又提出兴义大城市应建成创新型的知识经济城市，其中又提出州政府可考虑3至5年内在全州范围或“大兴义经济圈”内取消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界限。为什么呢？因为要让人口在兴义城内城外自由流动，这个城市才会有活力，才会极大地刺激创新，才能建成未来我们这个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型城市。
第三个制度缺陷，是我们国家人才的政治包容性太小。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家的政治宽松、包容性大，那个国家就会拥有更多的创新人才。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治包容性最大呢？是美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不高兴和驱赶的人才，不管你持有任何政治见解，不管你属于哪党哪派和反对哪党哪派，你都可以到美国去，到那里去安居乐业。同志们，人才竞争是个倍增、倍减的效应，比如中国和美国各有某个专业的科学家10名，两国是相等的；但是如果中国有两个跑到了美国去，美国就不是比我们多两个，而是多了四个，这样我们的亏损就加倍了。力量一旦流失，就是你多我少、你强我弱的关系，竞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的。在1980年代“美国衰落论”风靡海内外的时候，我国社科院的资中筠教授却独具慧眼，大唱反调，他说“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及的一大强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人才外流实质上就是你为外国培养了人才。全球人才流动的第一选择为什么是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最有利可图和在人身、政治上最自由的国家。
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政治的包容性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否则我们没有极大的可能吸引世界范围甚至是自己国家内的一流创新人才。一个没有力量、缺乏自信的孩子，别人捏起拳头要打他，他就会狂叫：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就打死你！可是一个修炼得道、力量无穷的少林和尚，不管你怎么打，甚至给他肚子上一棒打去，只是那个肚皮弹一下，他吭都不会吭一声。我想我们这个执政党，经历了无数风雨，已经有快九十年的党龄，所建立的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因此要特别地自强自信，要有宽广博大的胸怀，不要听到一点异样的声音就如临大敌、狗儿惊惊的，这样不利于表现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创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