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化已经把每个人都推向了珠峰，即鸟瞰世界的需要。不过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经历一种新型的狙击：富国与穷国之间变相的信息交换。最富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政治互动了。作为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朝鲜并不是它所宣称的那样，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核武器），而是它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很强烈的前苏联时代特征的极权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的加速度法则之下，朝鲜的极权统治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与不合时宜。尽管如此，朝鲜的最高统治者似乎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以免自己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边缘化和单一化。朝鲜最高统治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放狠话，换来更多的关注便是明证了。它宣称自己拥有多么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是最成功的话语霸权了。
平心而论，朝鲜的最高统治者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的，从“马拉松式”的“六方会谈”的结果和进度来看，朝鲜当局成功地把中国和美国拖入了他们所预设的部分轨道。不过，世界有时并不是平的。政治家不应该忘记我们古代圣贤的忠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话听上去是有点逆耳的。“六方会谈”的结果并不乐观，但朝鲜当局的政治智慧已经闪烁其中了。有一点也是政论家和国际观察家所担心的，没有人会否认朝鲜当局的某些政治智慧，但他们希望朝鲜当局能够把政治智慧放在改善本国国民的民生及提高国际声望上，而不是纠缠在一些无谓的政阀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朝鲜当局仍然是一意孤行的，似乎在自己的政阀利益上走得更近，与世界发展的潮流上走得更远了。
其实朝鲜当局的手段并不高明，但它的确为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信息的全球化困境：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真实地流动有助于我们的安全，但又会威胁我们的安全。信息的全球化困境的根源在于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它们之间的安全（国家安全、主权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等）越来越唇齿相依了，但是这种安全是建立在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善意沟通的基础上的，变相的信息交换就会引起安全边界的混乱。换句话说，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有意隐瞒或夸大自己的军事信息都会引起周边国家乃至全球性的安全恐慌。这种全球性的安全恐慌在“911”事件发生后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
全球性的安全恐慌并不是21世纪后独有的事了，在20世纪就已经时见端倪了。不过20世纪的全球性安全恐慌并不在国家之间漫延，而是以集团对抗的形式出现。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便是这种全球性安全恐慌的代表性制造者。然而，让我们仍然不解的是，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冷战对峙时期，很多政界人士和学界人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并没有出现，最后以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结局而成为西方国家的前瞻性愿景。正如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谢林所言，冷战时期的双方博弈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基于理性的发现，最终双方都放弃了武力解决的最坏结果。
我们从朝鲜和美国的对峙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信息的全球化困境实际上是冷战时期两极对峙的一个变种，从冷战时期的军事对峙变成现在的军事讹诈。从军事对峙转变成军事讹诈，正表明集团化的对峙不复存在，国家之间的对抗正在兴起。军事对峙以隐瞒军事信息为目的的危险信号最后演变成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军事讹诈却以公开宣称某些信息为荣，以期获得某种可炫耀的资本。这种可炫耀资本获得的背后就是变相的信息交换并存在某种可向全球流动的威胁安全的信号。富国与穷国之间变相的信息交换的确可以消除部分安全恐慌，但无助于化解全部的安全恐慌。因此，这种策略性的信息交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有市场，也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之间交锋。朝鲜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可比拟的“典范效应”，但愿后来者并不效仿，也不居上。当然，每个国家基于安全边界的考虑，或多或少都会采用策略性的信息交换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境况，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朝鲜是个例外。
信息是如此重要，又是如此难以捉摸。任何信息的流动都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甚至习俗的血液，可是我们是否可以无障碍地知道这些离我们的生活、安全以及财富如此之近的信息，似乎正在变成一场全球化的反变相信息交换斗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