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译著)
本文将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宏观投资效率。
翻开最新的一本统计年鉴可以发现，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真实GDP增长了8.3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36%。在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的同时，寻找这增长背后的动力之源也正激发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好奇心。 我们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是什么？ 如果把每年的名义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做在一张图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终消费和名义GPD的年均增长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两条曲线几乎是重合的，而且名义GDP的波动幅度要略大于最终消费。──而投资的波动则显然不同──如果我们说最终消费相对于名义GDP的波动是同步的、温和的话，那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则明显是超前的、剧烈的。 图0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名义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也是名义值，未经价格指数平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GDP─消费─投资的这种波动模式在经济周期理论中，已经被视为是一种“特征事实”，很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也都遵循类似的周期波动模式[1]。这一“特征事实”中包含着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消费不是增长之源。从逻辑上讲，如果A是B的“原因”，那么A的发生应当在B之前，起码不落后于B。但从图01中看，最终消费和GDP的变动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因此只能说这两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而不能说“消费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原因，或者反之。 第二，投资可能是增长之源。这种可能性基于两个事实：投资变动领先于产出变动，而且投资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产出波动的幅度。这与人们的直觉相符，改革开放以来似乎我们每一轮的经济增长都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潮，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两轮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严谨起见，我们对1981～2003年名义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做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完全支持前面的分析，即投资是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增长不是投资的“格兰杰”原因[2]。 分析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紧接着，又有下一个问题──这个可能性(或这个解释)成立吗？如果成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如果不成立，需要进行怎样的修正、或者需要加上其他什么条件，才可以成立？ 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一点似乎不容质疑。翻开任何一本讲述发达国家近代经济史的经典著作，如《欧洲经济史(第三、四卷)》，《日本经济史(第三至五卷)》，以及《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各自工业化过程中的共同经历：以制造业为主的各种产业方面的投资，加上铁路、水运、电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增长浪潮。刘易斯在其1955年的经典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甚至指出：“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投资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图02：不同国家机器设备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注：(1)左图来自DelongandSummers(1992)，横轴为1960-1985年各国机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纵轴为此间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2)右图来自Delong(1992)，实心点为相对发达国家，空心点为中等发达国家，十字星为欠发达国家。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经正规化处理的(1960-1985)机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 从这些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的经验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DelongandSummers(1992)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二战之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业绩也与其投资水平密切相关。Delong(1992)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包括韩国、香港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的结论极为相似：1960-1985年间，所有样本国家的“(机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与“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Brander(1992)的文章进一步给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结果。首先，作者将国家的样本数量扩大到了116个。如果世界上有116个国家以近四十年(1960～1988)的发展历程说明投资和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那么我们就几乎没有理由再怀疑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此外，作者文章中的另一个结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两个国家有同样的投资水平，那么他们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相同吗？显然不是。Brander(1992)的研究表明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预测值，而圭亚那、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增长业绩则强差人意(参见1-3右图)。在经济增长文献中，人们经常称前者为“增长的奇迹”(growthmiracle)，而将后者归为“增长中的失败者”(growthdisaster)。 图03：116个国家1960-1988年间的投资与经济增长 注：(1)左图来自Brander(1992)图4。横轴表示1960-1988年间各国平均投资率(以总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纵轴为此间各国人均GDP增长率。(2)右图来自Brander(1992)图6，纵轴同左图，横轴为各国增长率预测值的排名。 很直观地，我们可以定义那些“长期来看，能在同样的投资水平下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是相对来说更有“宏观投资效率”的国家。如果高投资本身并不保证高增长，那么在投资数量之外，就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投资效率”──同样是一国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要想说明“投资效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最好的例子就是那场关于“东亚奇迹”和“东亚增长模式”的大讨论。1995年，在东南亚NIEs(newlyindustrializedeconomies)的经济发展还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份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其中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高储蓄-高投资”战略。数据显示，日本的投资率远高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3]，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东南亚NIEs的投资率也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世行报告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在战后实现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他们所采取的“高积累-高投资”策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世行的报告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当时也代表了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几乎与此同时，Krugman(1994)、KimandLau(1994,1996)和Young(1992,1993,1995)等学者却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对东南亚国家“高投入-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Krugman(1994)的笔锋非常犀利，他将东南亚NIEs的发展模式与前苏联进行了对比，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他指出这些国家的高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投入，尤其是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massiveinvestmentinphysicalcapital)的基础上的，在大量投资的同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显著提高，因此长期来看，由于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前苏联就是一个前车之鉴。KimandLau(1994)和Young(1992,1993,1995)则用更为严谨的经济计量和“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方法，进一步印证了Krugman(1994)的分析结论。1998年东亚危机之后，这些学者的研究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重新审视和评价东南亚NIEs的投资效率和增长模式的文献。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东南亚NIEs的宏观投资真的是缺乏效率的吗？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经济的TFP和经济增长模式真的存在显著的差异吗？东亚经济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4]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在1996-1997“软着陆”之后，陷入了持续的“通货紧缩”。1999年之后，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想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但当时看来结果并不理想。大量的投资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拉动GDP增长的效果，有学者惊呼“投资乘数失灵”了(戴园晨，1999)，也有学者从更深层次思考我国的“投资效率”问题(如张军，2002；李治国、唐国兴，2003等)。 读的文献越多，想知道的问题也越多。深感庆幸的是，我最终找到了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本文采取“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证为核心”的研究策略，将选题定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分析和评价上。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理论方面是以经典的增长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宏观投资效率”的严格定义和度量标准；在实证方面，我们通过对世界上82个国家、以及我国28个省份的大型数据库的计量分析，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结论──我国在宏观投资效率方面的表现与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相当，并显著优于前苏联。因此Krugman(1994)等学者直接由前苏联的解体来预言东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崩溃”，是过于简单、过于悲观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和市场化建设对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显著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通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投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是可持续的，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正文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一章的导论中，我们对目前国内外研究“宏观投资效率”问题的主要文献做了全面综述，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宏观投资效率是一个重要而缺乏良好定义的概念，应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不同的学者对如何定义、测度和评判宏观投资效率，都有各自不同的界定方法和衡量标准。方法各异、结论不同，各项研究之间几乎完全缺乏可比性，使得“宏观投资效率”的研究很难推向纵深。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科学、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全面、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理论基础、搭建分析框架。
近二十年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认为，新古典增长和渐近内生增长理论可以为“宏观投资效率”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分析框架。在吸收和借鉴三个经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从CES总量生产函数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拓展，严格论证了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定义和测算密切相关的三个定理，为后面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有这些工作将是对目前“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和重大突破。 第三章是承上启下的一章，要完成两件事：一是在第二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宏观投资效率”的严格定义；二是结合经济“增长核算”和CES总量生产函数计量，提出“宏观投资效率”的测度方法和评判标准。在本文中，我们将那些“长期来看，能在同样的投资水平下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的国家，称为更有“宏观投资效率”的国家。一个更为具体和精确，更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是：在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积累和宏观投资过程中，随着人均资本数量的增加，如果广义的资本收入份额能够保持稳定，并且：①存在“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包括投资体制创新等广义的技术变化）；②存在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表现为新投资资本有更高的技术含量）；③存在劳动“体现”的技术进步（即投资过程中引致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④存在物质资本投资的正的外部性（表现为生产规模报酬递增及改善）；⑤存在CES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产出弹性参数的提高；⑥存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CES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那么我们就认为该国在物质资本积累的效率方面表现良好，宏观投资是有效率的。投资效率将和投资数量一起，成为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第四、五两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一方面检验前面各章提出的理论假说，任何理论研究都要面对“证实还是证伪”，“tobeornottobe”的考验；另一方面，本文首次采用经济增长方面的权威数据库和国外先进的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和评判，是目前这一实证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创新。 第四章用1960～1987年间世界上82个国家的宏观数据（DuffyandPapageorgiou，2000），分析和比较了22个OECD国家，10个亚洲国家和50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①三项“宏观投资效率度量指标”[5]显示，包括我国在内的10个亚洲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明显低于OECD发达国家，但同时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②在考虑到统计数据误差因素之后，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在全世界82个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与韩国等亚洲国家相当，明显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优于前苏联。③Krugman(1994)等学者对东南亚各国宏观投资效率的批判，有合理的一面，但也不是完全正确。与发达国家相比，东南亚各国的宏观投资效率的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与前苏联相比，东南亚各国的投资效率和增长可持续性是明显占优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是“高投资－高增长”，但并不能简单地类比、简单地等同，东南亚各国在综合TFPG、尤其是在要素配置效率方面，明显高于前苏联，与OECD各国相当。因此我们说东南亚各国的宏观投资效率更高，经济增长更有效率、更有可持续性。Krugman(1994)的“崩溃论”（crash）是言过其实、过于简单化了。 第五章用1970～1999年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刘明兴，2004），测算出了我国的CES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和比较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宏观投资效率。主要结论包括：①从地区来看，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各省的投资效率优于中部、中部又优于西部地区，宏观投资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②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重新分类，我们发现宏观投资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宏观投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显著改善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③从时间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宏观投资效率明显优于改革开放之前，说明包括投资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在提高宏观投资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④此前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出现了明显“恶化”（如韩立岩、蔡红艳，2002；李治国、唐国兴，2003等），但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排除了经济周期因素之后，我国在1995～1999年间并没有出现宏观投资效率的显著下降，投资效率与80年代持平，显著高于改革开放之前。 第六章是对全文研究的一个简要小结，并提出今后继续的研究方向。 本书的正文部分就是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此外附件中提供了三篇与宏观投资效率研究密切相关的小文章，作为附属研究成果一并奉上。 希望本文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投资效率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1]布兰查德、费希尔(1998)和袁志刚、宋铮(2001)中对此都有很好的综述。 [2]“投资不是产出的格兰杰原因”（不成立）F值为6.05990，p.v.=0.024，“产出不是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不成立）的F值为1.00696，p.v.=0.328。也就是说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成立”，但无法拒绝“不成立”。 [3]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P15）的数据，日本的投资率一般稳定在30%左右，而G7的其他发达国家则只有20%左右。 [4]这方面的文献众多，包括Rodrick(1998)、Hsieh(1999)、NelsonandPack(1999)、TimmerandSzirmai(1999)、TohandNg(2002)、Grier(2003)，以及APO(2004)等。Felipe(1999)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5]具体为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G、资本产出弹性参数和要素替代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