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于2006年1月8日发表文章《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新的理论解释》，就“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成因提出了最新理论和治理办法。过去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新的解释是正确的，2006年的经济现象再次检验了新的理论。今年6月起，我国经济发生全局过热现象，虽然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是良性的，但通胀预期已经显现。今年出现的良好局面是：多年的CPI紧缩指数出现了良性攀升，这与中央政府惠及9亿农民和2亿低收入城市居民的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直接关联。前年开始高度重视、去年开始大面积启动的惠农政策和低保政策――那时，国民生活物价指数升上幅度是0.3%。今年力度加大、政策全面到位，经济成效也日益显著，普通消费价格大面积上涨，物价指数有史以来达到4.4，就业率大幅提升。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阻止经济过热（但应该看到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称为过热，还不宜判定为“通胀”）。所有这一切，都在应验胡志平提出的有关“通胀”与“通缩”成因的新的理论解释。即：
“通货膨胀”成因是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过度分散地超过一定增长比值，此为发生全局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通货紧缩”成因是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地超过了贫富差别比值，此为发生全局性“通货紧缩”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胡志平2007年7月31日
胡志平主页：http://huzhip9.bokee.com
阅读2006年1月8日发表文章《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新的理论解释》，深感探索经济理论的重要，文中的预见性正是今天的事实。（附原文）
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新的理论解释
中国，用短短20多年初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领先世界开创了多元化经济实体组成的市场模式。这种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多年的逐步推进和反复探索之后，目前，已经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意识正在日趋成熟。
上个世纪末，当经济学界还只善于“拿来主义”、只会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时，那时的感觉是不知道中国的明天会发生什么。如今，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总想看看胡锦涛主席或温家宝总理出来讲点什么。这是因为科学发展观统领之下的我国高层的宏观经济思想，已经达到了既能体现现代市场意识也能正确反映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较高水准，他们比较成熟的决策给懂一点经济的人的感觉很踏实。
单纯用西方现代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结论总是对立分歧绝然相反
学习和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对我国开拓和创建市场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如果长期只会单纯的“拿来主义”又会把好事变成坏事。如今，我们已经拥有20多年的创建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因此在经济学领域，也应该总结出一些西方现代经济学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比如，这20多年里，我国先后经历过1984年、1988年、1993年等数次波及全国的“通货膨胀”，也经历了1997年直到2003年未摆脱阴影的“通货紧缩”。可以说，市场经济应该发生的一切，在这20多年里都已经发生和表现出来了。但是，中国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显著不同点在哪里呢？
第一点不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还能够继续保持较高增速，经济受挫时最低增长率也接近6％。它不像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一旦危机爆发，就出现负增长。这种现象，与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元经济实体的生长过程有关。因为是“多元”，东方不亮西方亮，国企效益下降时，民企则能异军突起。
第二点不同：我国经济出现全国性“通胀”危机之后，可以实现“软着陆”。“软着陆”――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学领域涌现的一个很重要新词汇，是经济学创新必须依靠的思维立足点。它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主观原动力”的词解参见胡志平撰写的《宏观经济动力优势的哲学辩证》一文）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得到有效遏制，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曾经有过很长一段不可遏制的历史过程。那时，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或战争爆发才能遏制。这种现象，与西方国家高度纯洁的私有化程度有关。私企发展中体现“主观原动力”的创业激情常常不受一般管束的制约，除非资金来源被卡死。
不管怎样，我们认真回顾一下我国历次“通胀”、“通缩”发生的经济背景，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或无效的调控对策，则能够逐渐发现一个涉及到经济学原理向前推进的新思想，这就是：传统的“通胀”成因理论，被表述为全局性“供不应求”矛盾或货币供给过量所致，传统的“通缩”成因理论，被表述为全局性“供大于求”矛盾或有效需求不足难以缓解所致――这样的理论解释还仅仅是一种比较粗放的解释。
那么，真正的“通货膨胀”成因则是：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过度分散地超过一定增长比值，是发生全局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和直接原因；真正的“通货紧缩”成因则是：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地超过了贫富差别比值，是发生全局性“通货紧缩”的根本和直接原因。上述新的理论解释的好处，是可以为及时判断和解除“通胀”或“通缩”提供直接、准确的理论依据和操作依据。
由于“通货紧缩”主要成因于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所以，在“通货紧缩”期间又常常伴随着局部经济过热和结构性经济失调。这是我国1997年直到2004年间，经济状况出现极为复杂情况的最合理的解释，也是唯一的科学解释。这期间，围绕我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紧缩”？经济学界产生了分歧，看法截然相反。最后官方的看法则是介于两种权威分歧之间：“有通货紧缩的趋势”。我没有资格参与这场争论，但我知道，用同一种理论解释同一种现象如果可以产生悖论，则必定是理论的缺陷。西方现代经济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程度。实际上，由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在于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这种经济背景必然要伴随局部经济过热和结构性经济失调。
在“通胀”和“通缩”成因的新解释中，最关键的是把握在同一时间内的“分散度”和“集中度”。它与此前的解释很不相同。一是更准确些，二是同样概括简洁，三是可与技术性数据直接接通（这种数字技术活是国家统计局的事，我只有思维工具没有统计工具）。
考证我国“通胀”和“通缩”发生的经济背景
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两次波及全国的“通货膨胀”的原因，都是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内过度分散地超过了一定增长比值所致。
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这10年所积累的财富为90年代企业创业和城市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惠及近10亿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和农副产品自由贸易制度的广泛推行，在较短时间内使占全国人口近80％的农民手中掌握的可支配货币量获得了成倍提高。人们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人群最广大、最分散的农民手里有了零花钱，首先就带动了城市和城镇多数企业效益提升，带动了城市职工收入的宽余。各种保障基本需求的工业品供不应求。那时绝大多数企业在没有改制时都经历了产品不愁销路的“黄金时代”，企业职工“工资不多奖金多、福利多”。各地商场建设蜂拥而上，只要开业家家赚钱。也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商品市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主要是“供不应求”和被迫涨价的压力，直到8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不得不酝酿放开全国商品市场价格。计划价格体制由此瓦解。
当然，1988年的“通货膨胀”导致某些城市商店被抢购一空，还包含一些非理性因素。除了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过度分散地超过了一定增长比值的直接成因外，也有城市居民刚开始面对物价年年上涨，而把握不住市场经济前景的原因。有人把一辈子用不完的食盐都储存在家里，就是典型的加速“通胀”恶化的非理性动因。
国家治理1988年“通货膨胀”是采取严厉控制集团购买力，限制企业工资涨幅，提高存款利率等措施，以缩小供求总量差额。同时平抑物价稳定人心。
1993年的“通货膨胀”，也是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内过度分散地超过了一定增长比值所致。从92年开始，“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成为全国各地、各企业、各类下海经商者的共同愿望。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银行放贷失控，潮水般的放贷资金在分散成为各地、各企业、各类个体商家的发展资金后，首先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猛涨，接着通过二次分配又扩散到国民消费领域，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内过度分散地超过了一定增长比值，由此形成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
国家治理1993年的“通货膨胀”是采取“紧急关水龙头”的国际通行办法，即控制信贷规模，整顿金融秩序和财经纪律，加强预算外资金监管，提高存款利率等等。
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GDP总量持续增速较高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且长期不能摆脱阴影呢？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地超过了贫富差别比值。看看下面几种成因：
1．各地为了保证城市建设速度和满足政绩需要，不断加重广大农民的税费负担。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 （“客观原动力”的词解参见胡志平撰写的《宏观经济动力优势的哲学辩证》一文）在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拉动势头逐渐被减弱，城乡贫富差别迅速扩大。
2．多元经济中的私人企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具备了加速集聚个人财富的经验条件、起步条件和制度条件。占全国总人口万分之一的私人财富呈几何数率增长。少数垄断企业和部分发达地区的财富积累也迅速膨胀。同一时期，各地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工资收入也拉开了显著差距。不仅城乡差别扩大，城市贫富群体的差别也迅速扩大。
3．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地流向少数非普通开支领域。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和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房产开发商、中小学、高校和城市医院成为无数家庭货币支出的“聚宝盆”。城市多数居民家庭的收入虽然在增长，但都要定向储备并一次性交给房产商、中小学、高等院校和城市医院。又从国民可支配货币流向上形成了过度集中的消费局面。在武汉，了解到许多３０岁左右的年轻夫妇，此前三年他们买到毛胚房时已经囊空如洗且负债按揭，过了三年才开始装修；装修完了再次囊空如洗；还得三年才能新置整套家具和电器。而比他们年长的夫妇则为孩子上学掏空腰包，再年老一点则要为病患和健康而耗尽财力。
4．财富过度集中必然导致就业机会锐减。由于失业人口增加，低保户和困难群体增多，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群体的两极分化。
2003年以前，国家治理“通货紧缩”，主要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发行长期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投资性支出，以此来扩大内需。这些措施保证了GDP的增长，但不能完全做到走出“通缩”的阴影。
2004年以后，国家治理“通货紧缩”，主要强化的是竭心尽力的支农政策，即减免税费和发放种粮补贴直到取消农业税。这些措施既保证了GDP的增长，也终于使全国开始逐步走出长达7年“通缩”的阴影。到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到3.9％。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构想的逐步推进，预计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将会走向“主观原动力”和“客观原动力”均衡互动的科学发展轨道。
给中央政府的几点建议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奠定的“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和邓小平所倡导的“波浪式”逐步扩大富裕群体的发展思想，这两条，只要今后能够坚持得好，就完全可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避免向西方国家那样，出现极度显著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危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宜坚持长期规划、分步推进的战略。既要防止蜂拥而上，导致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内过度分散地超过一定增长比值；也要坚持当年的财富倾向农村地域的发展或扩散力度，足够支撑全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势头。
2．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市场经济的永恒课题，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一贯是关紧和放开“总阀门”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落后而且不是唯一。中国类似1992年－1993年那种各地银行放贷失控的现象很难再次重演。但是，类似上个世纪80年代因广大地区的农民可支配货币高速增长而全面拉动工业企业利润高速增长和商品市场物价飞涨的良性通胀，还可能再次出现。当我们明确“通胀”和“通缩”的具体成因之后，可以用“通胀”的成因治理“通缩”，反过来用“通缩”的成因治理“通胀”。只是力度恰到好处罢了。比如：“通胀”的成因是“国民可支配货币在同一时间过度分散地超过一定增长比值”，那就用“通缩”的成因来消除――从国民可支配货币流向上采取改革措施，随时构建某种相对集中、相对定向吸纳资金的渠道。再比如：“通缩”的成因是“国民可支配货币过度集中地超过了贫富差别比值”，那就用“通胀”的成因来消除――缩小贫富差别，分散和均衡财富增长的地区间、城乡间和人群间的比值。
预计中国经济在胡锦涛主席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软着路”或基本消除显著“通胀”或“通缩”将成为今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和一种表率。拥有“经济学帝国”之称的美国经济学界将会进一步惊叹中国奇迹。
3．建议国家统计局根据“通胀”和“通缩”的成因，用数据统计算法具体确认国民可支配货币的“分散度”增长比值、“集中度”贫富差别比值。以此来增加和更新宏观经济预警指标，可能比仅用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标来指导经济运行更有针对性。我这里只有好的思维工具，没有详尽的数据资料和来源。
4．说服省市各级领导明确：在中国，“通缩趋势”比“通胀趋势”更危险。率先200年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怕“通货紧缩”，只怕“通货膨胀”。因为高纯度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其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曾经不可遏制，那时一旦出现“通胀”便是恶性爆发。相反，他们在通货紧缩时则可以通过开拓殖民市场（现在称为开拓国际市场）来消化剩余产品（因为战争侵略的武器先进，现在则是产品技术先进）。而后来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怕“通货膨胀”只怕“通货紧缩”。因为在多元经济条件下的“通胀”，国家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总是畅通的有效的。但是，一旦“通货紧缩”发生，则会出现相当复杂的经济局面和社会问题，如：导致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的传导功能失灵、造成种类奇怪的局部经济过热起伏不断、形成投入增长向普遍消费增长的传导机制梗阻，等等。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我们找不到治理“通货紧缩”的良策，因为他们采取的是对外扩张的办法――那不是科学，不能写进教科书里。中国人将会最终体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奠定的“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和邓小平所倡导的“波浪式”逐步扩大富裕群体的发展思想，这两条，恰恰就是预防“通货紧缩”的最根本性良策。
人们高度赞扬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启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因为80年代这10年为后来10年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使农民首先尝到了甜头，所以即使广大农民在沉重负担最难以忍受时，他们也没有丧失对改革的信心和对中央的企盼。人们高度赞扬近两年中央政府治理“通货紧缩”的良策，因为仅有这两年，就足以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引向科学发展的轨道。
胡志平，2006，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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