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贸易工业大臣阿拉斯泰尔·达林在对中国的访问中，谈及贸易和全球化问题时指出，最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不确定性和全球化的紧张。这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6年8月份在美国怀俄明州JacksonHole举行的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年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他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国际紧张局势及恐怖主义将对全球化造成威胁，全球化过程中更多的压力来自于政治方面。 这种将全球化定位于不确定性和紧张的警告，是怎样的逻辑呢？当高盛的“新钻11国”面世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来完全理解全球化是怎样紧张起来的了，我们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托尼·维纳布尔斯教授、格罗斯曼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教授等人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担心发达国家”的提示。 新钻11国的涵义
高盛推出的“新钻11国”与“金砖四国”都有广泛的联系，并相互受益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这些新兴国家维持目前的高增长态势，到2025年，大多数国家个人年均收入将突破3000美元，这个数字将世界消费增长的潜在空间具体化了，在美国消费的引擎作用逐渐降低之后，这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或者说这将是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当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大片“铁锈”地区仍然处于半荒芜的状态时，正是新兴国家制造业在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并向发达国家大量输出廉价产品，如果世界经济结构能够继续升级，可能发达国家更乐于接受这种产业分工。 但是，当新技术发展进程缓慢、新经济革命进展不大的时候，发达国家既从新兴国家的潜在消费增长空间中获得“铁锈”重生的诱惑，又深刻感受到廉价商品冲击带来的赤字经济的烦扰，贸易保护进而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对全球化的阻力，就成为当局的务实政策。这就是“金砖四国”与“新钻11国”所揭示的全球化路径的必然结果。 威胁、紧张与不确定性 贸易保护仅是全球化威胁的一种表现，全球化的真正威胁在于，当发现世界经济存在巨大的潜在增长空间之后，如何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分配这些利益。正如同在发现新的殖民地之后，如何分配并确立一种新的殖民地以及经济贸易秩序一样，新兴市场的发展不仅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还必须满足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参与、与日俱增的分享要求。当这种利益分配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全球化的威胁就产生了。 所以，全球化的威胁真正来源于国家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和新秩序的衍变，当这种威胁不能达到博弈的均衡时，就会出现所谓的“全球化的紧张”，当博弈因素错综复杂、地缘政治风险释放时，就出现了不确定性，而这些外表下面掩藏的不外是要价与还价。博弈总要进行下去，只不过全世界都认识到，这种博弈必须是双赢的、多赢的，而不能衍变为零和博弈，并出现历史的倒退，因此，全球化上升到政治层面才是摆脱风险、紧张和威胁的最终舞台。 发展中国家更应担心发达国家 以贸易摩擦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价格差异博弈，越来越需要幕后的政治层面的基础支持。政治层面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尽管在多数时候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明显。而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发达国家在挥舞政治上的大棒，享受政治制度领先的权利，发达国家政治层面的有利条件，使其在价格差异、经济失衡中更能领先和具有反冲击力，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担心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发达国家对于已经形成的经济模式与国际分工具有很好的保护功能，当受到作为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时，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向政治层面演变，这也是伯南克为什么含蓄地把全球化的焦点集中于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层面，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爱更应该担心发达国家的真正原因。 （此文发表于北方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