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相茂:农业经济学博士、韩国农业部原副部长、世界农政研究院理事长 李相茂大学毕业进入韩国农业部工作那年，韩国刚好开始实行新村运动。他所在的农业部在新村运动中承担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任务，对整个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农村建设、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制定方针政策促进行政村自身发展等具体的工作。 李相茂经历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全过程。可以说，他是韩国新村运动的全程参与者、推动者和研究者，对韩国的新村运动拥有足够的发言权。时下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内学界、政界也纷纷研究、讨论、学习、考察新村运动，以期从中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此次恰逢李相茂先生来京参加“200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中国 总能找到韩国农村的影子
记者：您来中国多少次了？到过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您觉得中国的农村跟韩国农村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李相茂：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比如今年就来了3次以上。近十年，大概来中国50多次。 第一次来中国是1997年，当时我还是韩国农业部副部长。从那开始，我就到过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第一次到中国，沿着杭州到宁波的高速公路看到了农村的面貌，觉得跟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韩国农村很相像。 最近我有机会到了陕西、四川，然后从重庆坐船顺江而下到了上海。我感觉西安的农村有点像韩国70年代后半期的农村地区；成都、重庆的农村比较接近韩国80年代中期的农村地区；到了南京，觉得那儿有点像韩国90年代的农村；到了上海，我感觉已经和韩国基本接近了。 记者：您是从哪些方面作这番比较，得出中、韩农村地区相像的结论？ 李相茂：我没有到农户访问过，主要是考察农村的整体面貌。比如从农田的建设来看，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些耕地整理基本完成，而且水利设施也比较齐全；从村落的建设看，居民住宅建设有一定规模，乡村道路也铺设得不错。韩国上个世纪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中国农村这些年的耕地建设等等方面的情况跟那时侯的韩国差不多。中国农村地区差距大
记者：在对中国农村的考察过程中，您有什么感触？ 李相茂：总的来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农村地区差异很大，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很具代表性。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差异：一是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拿上海跟延边地区比较。上海周边地区交通便利，外来资本不断涌入，在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相较而言，延边在中国东北一隅，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地区相对闭塞，好多新的理念、技术、资金进不来，所以比较落后。 第二是不同地区农民的素质差距很大。比如浙江人思想活跃，总体积极向上，人们都有奋斗精神，有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可是到了延边看，很多人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去韩国打工上，并没有努力做点什么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 记者：您认为这两个差距哪个更关键？ 李相茂：人的意识、素质是最关键的因素。比如延边地区，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大的努力，整个地区看起来有所发展，面貌有很大改变，但从内涵上看，人们的变化并不是很大，特别是自主发展意识方面的变化不大。如果这种意识状态不改变的话，过不了多少年，杭州和延边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可能的结果是延边人向上海和杭州流动，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贫穷地区人口向富裕地区流动，这在短期内会带来一些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好处在不断减少，不确定的、负面的效应可能越来越多。一方面，正像温铁军院长所提到的，在城市里，贫民窟、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定会出现；另一方面，农民在不断减少，农村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连建设的人都没有了，怎么建设新农村？ 所以，要建设新农村，首先要把人的自主发展意识培养出来。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应该是先行的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再给他搞生产、生活都是没有用的。建设新农村关键在哪里
记者：在韩国，新村运动是从改善生活入手，中国建设新农村，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发展。您对这个差别怎么看？
李相茂：从哪方面入手，要根据具体的发展阶段来确定。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很容易感觉出来。韩国首先做的是生活上的改善。从韩国的经验看，改善生活环境，问题关键不在“钱”字上，而在人的思想观念上。 改善生活环境需要钱，农民自己就会研究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挣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就自发投入农田、道路、水利建设；农产品的销售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觉得要一起销售农产品，就建起一个集市。从一家一户卖到联合起来一起买进原料、生产、销售。这种联合不仅节约各方面的成本，而且价格也能卖得更高。 记者：您强调要改变人的意识观念，是不是抓住自主发展的意识转变，就等于抓住新农村（新村）建设的关键？ 李相茂：从生活的改善到自己的投入，再到从事简单的流通，靠这些，农民维持基本生活是可以的，但还不能增加收入，要对子女教育增加投入那就有些困难了。 韩国新村运动在初期是成功的，但是后期并不是很成功，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参考。 中国和韩国都是小农经济，农业带来增收是有限度的。就韩国来说，只靠新村运动是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也不能仅靠农业。我想这点也适用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论是新村运动，还是新农村建设，都要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政策性保障。政府要制订好发展战略，对于那些具备发展条件的农户，给予各方面的扶持，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应当指导当地农民如何运用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可以组织他们去看一看、学一学做得比较好的典型，让这些典型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有政府适当有效的扶持帮助，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健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是要有农民自主发展的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政府再大的投入也是没有用的。
新村经验：建设新农村 不能只靠农村
记者： 现在中国政府计划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学习“新村建设”，您对此有何评论？
李相茂：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没有多大意义。现在的韩国农村，新村运动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到了。那么，这些官员来韩国看什么？去了以后也只能听听介绍，了解一下那时侯新村运动是怎么做的。 韩国以前也抱着这样的目的，多次到日本学习。这样出国学习考察的费用太昂贵，效果也不一定好。还不如从韩国邀请有关人员来中国传授经验。让中国方面吸取韩国的经验教训，考虑如何结合中国情况推进新农村建设。 记者：您认为新村运动有什么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相茂：我经常强调三点内容。第一，新村运动在初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可以借鉴。新村运动首先是促进农民意识观念发生变化，新村运动的精神是勤劳、自发的发展和相互协作，这种启蒙思想是很重要的。如果农村自身没有这种动力，政府给推动力也没有用。 第二，虽然韩国新村运动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教训。中国向韩国学习，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重新还原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态，并且发挥它的作用，这样做也许更好。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土地一定不要私有化，但是让政府行政机关来管理土地，也会产生种种弊端。我们不妨考虑以村为单位将土地管理权交给人民公社。将人民公社的做法同新村运动的做法结合起来是再好不过的。 第三，仅仅靠新村运动是不够的。就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创造增加农业收入的环境、条件这方面的工作要靠政府来做，政府关键是做好人才培养，特别是农村领导者的培养，做好农业技术人才的培训，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民提供优惠政策、贷款。 在一些地区，农民的收入中，农产品的贡献只有5%，也就是说加强农业建设对农民增加收入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让这些在农村的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留在农村发展增收。 日本、韩国都曾推动企业到农村去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是农村有很多不利的条件，比如离市场较远，原材料运入成本过高等，所以企业不愿意到农村去。韩国新村运动后期的问题就在于，农村没有提供更多的岗位，一些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新村运动也就到此为止了。大量人员还是从农村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在这方面，韩国曾经学习日本失败的经验，中国就不要再走韩国所走过的弯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