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塔勒布先生的两本书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做过“点评”——说他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做了“最有趣、最震撼、也是最完整的叙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是铭远的“看家本领”，值得持续探讨，再读、再谈《黑天鹅》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黑天鹅》讨论不确定性，涉及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始于归纳，我们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都是如此。比如：我们说“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就是归纳，而对这个归纳的观察可能从古猿人就开始了。展开“黑天鹅现象”的叙述的前提是关于“白天鹅与黑天鹅”的历史，是归纳的经典讨论。在发现黑天鹅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欧洲人都认为天鹅就是白的。在这里，“天鹅是白的”这个叙述的语义包涵了以下以及其他更多的含义：“只要是天鹅都是白的”，“黑色的鸟不是天鹅”，“天鹅的蛋孵出飞禽是白的”，“只要不是白的，就不可能是天鹅”，等等。这是什么，这就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后，这个真理就被颠覆了。问题是，我们周围类似“天鹅是白的”的叙述还有多少有可能被颠覆呢？
什么是“黑天鹅现象”
于是，黑天鹅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关于人类认识的问题。塔勒布的观点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都处在“天鹅是白的”的状态，所有由归纳产生的叙述都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彻底崩溃，并由此带来我们今天无法预料的结果，这就是“黑天鹅”现象。塔勒布认为，几乎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由极少发生但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产生的。它们的特征是稀有（很少发生）、影响巨大（比如9·11事件）和无法事前预测（比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对于任何一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士，这个说法都是颠覆性的——也就是把我们知识翻个底朝天、翻个混乱如垃圾场。塔勒布的讨论更是从颠覆一些“常规的思考模式”开始。
关于极端和平均。从语义上说，极端就是罕见，是小概率事件。而平均就是常见，是概率较高的事件。我们通常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活主要与“平均”打交道，而不大与“极端”打交道，这是我们的“常规的思考模式”。塔勒布却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极端的事件要比平均的事件多得多。更要命的是，主要是极端事件而不是平均事件，才真正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
极端事件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赢家通吃，不是平均。塔勒布举了一个关于体重和财富对比的例子。把一千个人聚到体育馆里，他们的体重有这样两个重要特征：即便把全世界最重和最轻的成年人都放进去，最高和最低的体重差别并不太大，一个人的体重（即便是最重的那位）占总体重的比例也很小。财富就完全不同了，同样这一千个人，如果把比尔·盖茨加进去，最高和最低的财富差别就会极大，盖茨的财富可能占了这一千人的99.9%以上。这塔勒布说的“黑天鹅现象”，就是极端事件的“赢家通吃”。
关于事实与解释。任何一个经过正常的教育过程的人，都会认为自己能够区分事实与解释：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而解释则是我们把看到的现象联系起来的表达过程。我们真的能够区分吗？塔勒布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举了小说家E·M·福斯特的例子，用两句话进行语义比较。一句话是：“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另一句话是“国王死了，接着王后因为悲伤也死了”。第二句话显然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向人转述，因为第二句话里增加了信息，更提供了第一句话所没有的解释和联系。这恰恰是被塔勒布称为“叙述谬误”的人类的弱点：我们喜欢解释，我们最喜欢“不断根据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我们的解释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道理，而是叙述，是讲故事。
关于思考和情感。自从出现了“情商”这个词，大家才开始真正关注情感、思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我们大都觉得可以把情感放在一边进行思考，至少对于财务管理这类事务，大致可以做到。塔勒布引用海曼·明斯基的发现作了个比较：（市场的）稳定和没有危机的状态会刺激（投资的）冒险和自大，降低对可能发生的极端事情的认知；然后，市场危机发生了，人人惊恐，远离投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危机的可能，而是往往把“无法证明危机来临（无法证明黑天鹅存在）”与“没有危机（没有黑天鹅存在）”混淆起来。
这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黑天鹅现象”是人类认知的缺陷产生的结果，塔勒布如是总结：“现存的人类天性不愿意理解抽象事物，我们需要具体背景（去形成叙述）。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是抽象事物。我们尊重发生的事，忽视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天生肤浅，却浑然不知”。
我们不能预测
塔勒布说：我们在自以为拥有知识这一点上非常自大。具体的说，我们高估自己的知识，而低估不确定性，也就是低估未知事件的范围。但塔勒布的“抽象思维”并不止于此，否则他只是在引用的心理学实验和决策研究的观察的结果。塔勒布把这些结果再拉回到了“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特征就是发生的可能性小，但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偏偏对于事件发生可能性越低的事件，估计的错误就越大。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平均数世界”（塔勒布把它叫做“平均斯坦”），但我们的知识、直觉、感情都引导我们低估极端事件（塔勒布把它叫做“极端斯坦”）。
那么专家们呢，他们是否能够偏离这种系统的自我偏执呢？塔勒布列举了多种研究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对政治和经济专家预测进行过一番实证研究。他请了300多名专业人士对5年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这项研究发现，有名气的专家比没有名气的常人的预测更糟糕。我们常常会犯的塔勒布称之为“对随机认识的不对称”的错误：我们把成功归于我们的能力，把失败归于我们控制之外的事。专家与常人一样具有这种思维缺陷，而专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们正确预测的时候，他们将之归于自己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但他们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怪实际情形超出常规，或者根本就不承认自己错了，还继续编故事。据说84%的法国人认为他们调情能力进入了全法国的前50%，专家也大致如此吧。
我们称作的预测的能力来自我们对过去的解读。有很多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就对这个议题做了许多研究，塔勒布最为推崇的研究者包括波普尔、彭加莱和哈耶克。这中间的哈耶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名，到一九七四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对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的研究。但是，当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发表获奖演说时，题目却是：《知识的伪装》。在演说中，他对人类知识的局限做了如下评价：“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我们高估了自己理解构成世界的微妙变化能力，也高估了我们对每个变化的重要性做出判断的能力”。塔勒布对此的感悟是：历史能使得我们醉心于以为了解过去，满足了我们讲故事的愿望。但是，人们应该极为谨慎地学习。如果没有谨慎的态度，历史显然不是一个理论化和得出一般知识的地方，也不会对未来有所帮助。波普尔说：“历史方法对过去认识不足”。
回到“黑天鹅现象”。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预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对未来呢？塔勒布首先给出了基本策略建议：我们应该要么是极端保守、要么是极端冒险，而不是一般的保守和冒险。比如：把85-90%的投资放到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上，而把余下的10-15%放到极度投机的赌博当中。这样就不是承担中等风险，而是一边承担风险，一边不承担风险，二者的平均值是中等风险。作为更高一层的世界观，塔勒布建议采取这样的立场：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未知，因为未知的定义就是未知。但是，我总是可以猜测它会如何影响我，我也可以以此为基点做出自己的决策。
选择经验怀疑主义
“负面的”黑天鹅现象一定导致巨大的灾难，而“正面的”黑天鹅现象又带来了赢家通吃。难道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吗？对此塔勒布再次引述不同的研究成果，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他自己也因此非常沮丧：“我越思考我的课题，就看到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头脑中的世界与实际的世界实在是不一样。每天早上，世界在我眼里都变得比前一天更具随机性，人类都比前一天受到更大的愚弄，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怀疑可以是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态度，但也可以成为一种人生的立场。对于自己的思想，塔勒布打了个“经验怀疑主义”的标签。说自己尊重有勇气说“我不知道的”人，不相信能够轻易计算可能性，以“极端斯坦”为起点，关心前提甚于关心理论，希望把理论的依赖降低至最低，脚踏实地，减少意外，谋求在较大的范围内近似的正确。作为结语，塔勒布重申：“我对黑天鹅的应对办法是在思维中避免从众”。
塔勒布说：他从写作《黑天鹅》这部书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快乐——实际上是书写出了自己”。他的两本书在哲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学科间漫步，在大师的经典、突破性的研究、独立的思考和个人的体验之间跳跃，以一种“随机叙述”的方式，信手拈来，也嬉笑怒骂，成就了一派独特的文章，或许也体现了他对理论的一致性的直觉上的规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黑天鹅》本身就演绎了“黑天鹅现象”，也因如此，体验塔勒布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他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