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1938年福建安海一场名为“佛法十疑略释”的演讲中，弘一法师（李叔同）形容那些尊崇佛法却只知其中一二的人，“譬如盲人摸象，其生平未曾见象之形状，因其所摸得象之一部分，即谓是为象之全体。”佛学界如是，经济学界何尝不也是如此。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不同的着眼角度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这里，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能够刻画经济核心特征的“抓手”，然后据此顺藤摸瓜。这正如一个无法立刻穷尽象体的盲人，他首先需要摸的是象鼻——这是大象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核心特征。
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就在于高的投资率和更加高的储蓄率，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持续十余年的贸易顺差。这种“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现象引发了许多争论。不过，无论是认为前者导致了后者的研究者，还是认为后者导致了前者的研究者，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经济“失衡”了，而且，“失衡”是个坏事情，必须调整。
正如医生看一个人是不是发烧需要测体温一样，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处于“失衡”或“均衡”状态，关键是看实际发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相吻合，而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贸易顺差或者逆差仅仅是一个经济体所采用的某种增长方式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我们利用几种方法进行了测算。一种方法是就GDP数据本身来测度其趋势（HP滤波法），根据此法，自1982年以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大体在9.5％到10.5％的水平。另一种方法依据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即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适度通货膨胀率和每年需要创造的就业岗位进行了估算。在后种方法中，我们估算的潜在增长区间在9.5％到10.7％之间，适度通货膨胀率在3％到5％之间，而每年需要创造的非农就业岗位在695万到1314万之间。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则就业压力巨大，例如，8％的经济增长率对应着约300万个新增非农就业岗位，而这仅仅能够满足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反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则将产生加速的通货膨胀。
可以看到，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大体相同。据此，自2003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维持在10％以上，但实际的增长与潜在的增长水平基本吻合。即使2007年达到世界银行预测的11.3％，我们也只能说，经济处于“稳中略快”的状态。同时，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CPI）预期在4.5％或略高水平。这虽高于往年，但并不令人称奇。
对于现在至多能被称作是“稳中略快”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冠之以“失衡”二字的。这里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被认为是“失衡”的经济却在大体“均衡”地增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潜在水平附近，物价也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那么，我们如何去让这个经济恢复“均衡”呢？换到盲人摸象的场景：当你摸着大象的长鼻子百思不得其解时，你的脑海里是否闪过一个为它动手术的念头？
为大象动手术的想法看似滑稽，实则确有其事。近些年，不仅美国的政客们在呼吁要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解决中国过高的贸易顺差和经济“失衡”问题，国内也有许多针对“三过”（过高的信贷、过高的投资、过高的贸易顺差）的责难。
大幅度升值能让经济恢复“均衡”吗？以日本为例。在1981至1990年日元大幅度升值期间，日本的储蓄率一直比投资率高1到2两个百分点，相应的，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也在1％到2％左右。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后，在1991至2000年持续十年的萧条过程中，一方面，储蓄率由34％下降到28％左右，另一方面，投资率由32％下降到25％强。由于经济萧条导致投资率比储蓄率下降得更快，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因为人为的升值而下降，相反，日本经济更加依赖出口了。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本尚且如此，尚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经济更加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许多人还指责中国的投资高。这实际上是个误解。我们以每个就业人员人均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按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中国目前大约是7400元人民币/人，只相当于美国在1950年的水平，而美国和日本现在的人均投资额都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人。由此推知，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要达到美国和日本目前的发达水平，投资额尚需要扩大十倍。
对于当前的增长方式，或许我们可以信手举出其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既然这种方式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均衡、高速的增长，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而且，能改变吗？可以想象，要转变中国经济对投资和贸易顺差的依赖，就必须使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成为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然而，截至2006年，在中国全部7亿多就业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高达47％左右，城市就业人口只有43％。对于大量滞留于农业、农村中的隐性失业人员，要使他们成为消费者，前提条件必然是让他们先成为能够获得适当劳动报酬的生产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还需要用投资去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同时，在国内消费尚难以吸收国内生产的产品时，还需要依靠对外贸易。
总而言之，既然经济增长方式非一时可变，那么，无论是外国人骂也好，国人骂也好，“三过”或许就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象。至于“三过”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如能源原材料问题、汇率和贸易战问题、银行风险集中问题等等），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这需要有“大智慧”，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调控”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