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命题：垄断使社会成员发展权利进一步向既得利益群体及成员强化，从而扭曲了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文化生态基础。
权利（rights）有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法律的，指那些合法性正当权力和利益,即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第二个层面是普遍价值，其含义为“个人的自主性”，而这种“个人的自主性”是指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说，社会成员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权利总是与正义紧密相连。而关于正义的解释，著名社会学大师罗尔斯为我们指出了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即正义必须具备两大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既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又依存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在现代人类基本解决了生存权的情况下，可以说发展权利已经成为了人们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发展权利的基本涵义是指人的不断发展自身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它是公民享有的现有生存状态随社会发展而良性进步的权利，既包括了公民享有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充分实现其基本自由的权利，也包括了公民享有参与和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权利。因此，发展权利正义性地赋予各社会群体及成员，不仅应当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而且更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文化生态基础。试想，没有发展权利的正义赋予，强势社会群体及成员的超发展权利扩张必然以剥夺一般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的正当性发展权利为代价，社会就会因此形成弱肉强食的文化生态，社会和谐必然成为一种空谈。在我国社会转型中，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发展权利赋予对各社会群体及成员的先天性差异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愈来愈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扩大和强化主要是居于垄断地位的社会群体及成员非正当性发展权利的不断膨胀所致。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发展权利进一步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及成员强化。在现代社会，教育权利应当是社会成员最大的发展权利，如果教育权利不能通过公平机制正义地赋予给每一个社会群体及成员，社会结构必将因此而断裂。可是，从目前情况看，教育发展权利的赋予和分配确实呈现出畸形的“马太效应”状态。
一是因为教育成本高昂从而使所谓的上流社会主要面向高收入的垄断群体开放。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调研报告计算，家庭如果要对一个子女实施良好教育，0至16岁的抚养总成本需要25万元，17岁以后到大学毕业的家庭支出需要23万元，合计高达48万元。显然，这样高昂的教育成本只能使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停留在低层次教育阶段，社会的高等级职位只能向高收入的垄断阶层开放。调查显示，目前在垄断部门的新增就业中，80%仍然来自垄断群体的自身关系演化系列人员。
二是因为高等教育“一卡式收费”从而使中低收入群体成为了高收入垄断群体教育成本的承担者。我国高等教育所实行的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卡式收费”即所有学校对所有学生收取同一标准学费的制度看起来貌似公平，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了中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垄断群体输送教育成本的管道。因为在目前高等教育经费主要由学生承担的情况下，所有学校对所有学生收取同一标准学费的制度，实际上意味着仅占全社会人口5%和大学生总数30%的少数高收入垄断群体，享受了占全社会人口95%和大学生总数70%的多数中低收入群体所集资（高昂的学费）办起来的高等教育。这种情况不仅使富人以低廉的成本完成了高等教育，更为不道德的是，它使穷人再一次成为垄断的秘密掠夺对象，并使社会日益走向教育贫困化。据调查，目前垄断群体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而中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则不足3%，且大多数是在地方性的低质量大学就读。
三是因为国家财政对教育的低投入从而使高收入垄断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近年，中小学教育经费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据统计，1997—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中的中学所占比重从34.0%降为33.5%，小学所占比重从33.0%降为24.9%，其中农村小学所占比重从20.1%下降为14.8%。《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27日载：“全国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这种情况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低收入的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大打折扣。据调查，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全国共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湖南省有关部门2006年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中小学教育经费持续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垄断高收入群体与一般中低收入群体教育机会差距进一步拉大。据调查，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全国平均在3倍以上，中西部则达到4-5倍；城镇教育机会差距全国平均在2倍以上。在城镇，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已经成为了垄断高收入群体与一般中低收入群体教育机会差距的分水岭；由于大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重点中学，所以上重点中学无疑就是一个人未来跻身于社会上流成员的代名词；但是，仅重点中学1万元到5万元甚至10万元的择校费一项就足以使中低收入群体望而却步。除了教育经费下降给各社会群体带来教育机会差距之外，各地区间的教育经费差距也使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机会减少。据《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甘肃省中小学当年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状况是，初中119.88元、小学77.98元，而同期北京的数字分别为1356.36和984.52元，两者相差10倍多。这种情况必然使广大的不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有限教育。
第二，择业发展权利进一步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及成员强化。社会各类职业向全社会成员开放的自由择业权应当是人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权利。但是，在我国，社会成员自由择业的发展权利还受到诸多限制，其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就业制度、传统的国有领域人员的身份就业制度、传统的以所有制和行业作为标志的等级就业制度以及传统的充满人身依附关系的单位就业制度对社会成员自由择业权利的制约，它使得择业发展权利进一步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和成员强化，而一般社会群体和弱势群体大多被排斥在社会强势工作领域之外。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流向中得到证实。据国家人事部调查统计，2005年不同性质单位接收毕业生占接收总数的比例分别为：党政机关占2.9%，事业单位占17.2%，公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占21.6%，非公有单位（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占58.3%；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接收比例与2003年和2004年同期相比逐年下降，而非国有单位接收毕业生比例较2004年同期相比有明显增加，提高了6个百分点。据江苏省200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白皮书数据，2005年江苏省非师范类毕业生共有22.2万人，60%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12%在事业单位就业，11%在国有企业就业，10%升学出国，2%进入了国家机关。据华南理工大学2006年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国家机关占3.0%，科研及事业单位占5.9%，国有企业占15.8%，非公有制单位占60%。经追踪调查，近年来进入公有领域的大学生的70%以上均具有垄断和公有制的社会背景。这说明，择业世袭已经成为了阻碍一般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通过发展权利的运用而走向社会上流的制度，社会成员本来应当均等的发展权利已经成为强势社会群体特殊拥有的权利。
第三，产权发展权利进一步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及成员强化。在我国，由于必须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市场经济又要求各市场主体必须具备明晰的产权，所以，各社会群体拥有的产权权利主要体现为占有权利、使用权利和收益权利，其所拥有的产权发展权利也主要表现成占有发展权利、使用发展权利和收益发展权利。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发展权利正在呈现出进一步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和成员强化的趋势。譬如,在公有产权的占有上,垄断行业群体人均占有国有资产的现状是：电力行业100万元，通信行业220万元，石化行业104万元，烟草行业100万元，铁路行业90万元，金融业1143万元；即使是人数众多的国有事业单位，其人均占有国有资产也达到了10万元以上。而其它社会群体不但没有占有或很少占有实际为单位所有的国有资产，而且其占有的私人财产权与垄断群体所占有的国有资产比较起来也是相当的不对称。据估算，大中型民营企业人均占有资产总额不过4.8万元，中小型民营企业人均占有资产总额不过区区0.9万元。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本来应该属于私人占有的发展权利被垄断行业所侵蚀。譬如，近年来，我国有超过5000万亩的土地被征用，造成了5000万的失地农民，农民因此损失的发展权利达到3万亿元，其中有至少2万亿元流向了垄断群体。占有发展权利的严重失衡必然带来的后果是使用发展权利和收益发展权利在各群体间配置链的进一步断裂和整个产权发展权利加速向垄断既得利益群体和成员强化，并最终使社会稳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据公安部门统计，1994～2004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社会不满行为的激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革现行产权发展权利分配模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