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继中国房价、股市将国民神经挑逗的高度紧张之后，猪肉涨价又引起坊间一片嘘声。随后，方便面、豆奶、鸡蛋等副食品价格相继跟进，兰州牛肉面、全国各大高校食堂饭菜也“乘机”“涨”声如潮。用“物价飞涨、 陷入重围”来形容眼下物价态势似乎已不为过。当国民苦苦叫嚷了几年的房地产价格仍然虚高不下，当股市牛气冲天让股民神魂颠倒甚至感到有点无所适从，当鸡蛋价格像在魔棒的指挥下诡秘地蹦上蹦下最终引发猪肉等大批副食品价格一路狂飙，“通涨”的恐慌已经实实在在地逼近人心。打开各类媒体，眼下被炒得最热的几个关键词莫过于房地产、股市和猪肉。 面对如此凶猛的涨价旋风，政府相关机构以及一些经济学者不时地走到前台发表正面积极的评论，以期抑制由此给国民带来的恐慌，但坊间的反应依然强烈，火药味依稀可闻。人们在质疑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同时，也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以及宏观调空策略产生了怀疑。那么，猪肉等副食品价格全面上扬，是否真的如一些经济评论家所说的“猪肉等副食品价格飙升都是地产股市惹的祸”亦或“已迎来新一轮通货膨胀”？下面，笔者从均衡管理学的角度就地产、股市、猪肉乃至垄断行业之间的价格关系作几点浅显的分析。一、房地产、股票、猪肉价格情势回眸与现状中国房地产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崛起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以深圳、海南、上海、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为代表，迫于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需要，城市建设与居民居住环境急需加快改善，在国家政策性倾斜的大好契机下，房地产业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羞羞答答悄然变脸，一批有远见的地产开发商率先吃起了“螃蟹”，地产业开始升温，股市也随之出现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各项配套政策尚不完善，房地产市场管理无续，房价弹性十足，导致房地产暴利一触即发，许多房地产商一夜暴富。以海南海口市房价为例，据笔者一位时任中国企业报记者的朋友透露，1990年3月海口市中心地段房价为1800—2300元/平方米，随后一路飙升，至1993年8月，同样地段的房价已经涨到6000—8000元/平方米，三年内翻了三番。与房地产价格同期相比，猪肉价格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还是以海口市为例，1990年3月海口市猪肉价格为3.5—4.5元/市斤, 至1993年8月,每一市斤涨到了6.5—7.5元,这个价格同时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并且几乎维持到2007年猪肉再次涨价。较之房价，猪肉价格涨幅显然不敌。 为了应对当时的房地产价格虚高、楼盘过剩、股市过热等局面，国家于1993年初开始实行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业连续降温，股市也应声而跌，猪肉等副食品价格得到控制，但即使如此，猪肉价格再也没有回落到原来3.5—4.5元/市斤的水平上。宏观调控虽然给海南乃至全国的房地产业以及股市打了一剂安眠药，但虚高的房价给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一批非房地产企业因受国家银根紧缩政策的影响而陷于缺乏资金的“雷区”之中，如当时的海南五指山制药厂等（中国企业报1994年版《缺资，中国企业面临的雷区》）。 随着经济、城市与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申办澳运成功，中国面临新一轮建设高潮。从2001年开始，经过近十年的沉寂，各主要大城市又响起了挖土机隆隆的马达声，一排又一排崭新的楼宇拔地而起，街道改造、旧房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一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然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喜悦，一块乌云却已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就是房价。以北京西四环第七街区为例，2003年笔者一位同事购买其期房的价格是3700元/平，根据该区网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到2005年5月，该区销售均价为5200元/平；2005年11月均价6500元/平；2006年1月均价5700-6200元/平；2006年3月均价6500元/平；2007年5月均价11000元/平方米。与此同时，北京其它区位房地产价格也是鼓角争鸣，彼此攀高。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地产价格相继升温初期，国内其它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出现异常，但有敏锐的经济分析人士断言：如果政府不出面抑制房价的话，将会重蹈20世纪90年代那场因房地产价格失控而导致经济泡沫化和通货膨胀的覆辙，更有人惊呼“警惕，别让房价拖垮中国”！（中国消费观察网2006年1月13日）遗憾的是政府在此方面并没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与房价的几轮对弈中，胜败已不言自明。房价一直高昂着它那颗高傲的头颅，牵着政府、经济学家、媒体、消费者的鼻子转圈圈，笑得合不拢嘴的自然要数地产老板以及搭乘地产这列魔力快车一起大发横财的利益共同体。 就在人们已经疲倦于打嘴仗，一些断言高房价必然会引发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扼腕痛惜，房地产市场买方和卖方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之际，2006年底至2007年初，坊间鸡蛋价格开始出现几次小的波动，股市、基金随之出现异常反应，几乎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套牢的股票全都咸鱼了翻身……2007年5—6月间，沉默的猪肉终于“忽闻一夜涨价声，千城万市贵起来”，于是有网民惊呼：楼市疯了！股市疯了！肉价疯了！而当我们再回首当年海口房地产与猪肉价格的怪象之后发现：尽管时隔十年，结局却惊人的相似。 不管政府承不承认调控乏力,也不管那些与经济泡沫论唱反调的经济学家或“地产大鳄”如何高谈“只要有人买、房价就不高，商品房原本就不是为穷人盖的”，目前的状况是房价依然走高，股市连震带爬、牛气不减，关系13亿民生的猪肉等其它副食品价格也切切实实涨起来了！老百姓习惯于把物价上涨理解成通货膨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再去为高房价争论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如果说正常，怎么会有开发商私下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呢（南方周末：深圳2007房价暴涨背后的秘密，中国网）？如果说不正常，我们该如何找出应对之策，尽量避免危机升级？ 二、猪肉涨价，谁难以承受之痛？原本以为只有高科技产品才依赖进口的中国，现在连猪肉也要依赖外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管理上的失策和国人的悲哀。 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和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8月28日宣布，已和中国一大型贸易公司达成协议，将向该公司出售6000万磅(约2721万公斤)不含饲料添加剂的瘦猪肉，定于年底前交货。据悉，这是至今美国向中国出口猪肉规模最大的一次，每市斤售价40元。这些美国猪肉进入中国后将主要集中在几个大超市，“深入”到菜市场的可能性极小（新华网2007年9月3日引用国际先驱导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这些进口猪肉价格高于中国现行猪肉价格近3倍,国民目前对国产肉价的承受能力已经不支,哪里还消受得起40元一斤的洋猪肉?这些猪肉不进入普通菜市场,意味着是为特定的消费人群准备的,笔者不禁怀疑,这2721万公斤洋猪肉到底能为缓解中国猪肉紧缺做多大的贡献?倒是这2721万公斤洋猪肉与国产猪肉不菲的差价让美国猪肉商赚了个满心欢喜!如果将这笔不小的差价拿出来赞助中国农民自己养猪,对促进中国养猪业的良性循环应该也算是做了不小的贡献。 从美国进口猪肉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大媒体反应强烈。检察日报2007年8月29日刊登《嚼美国猪肉，别有一番滋味》文章说：我国也曾经是世界猪肉生产中心，２００５年全国生猪存栏达５亿头，出栏６．１亿头，几乎占据世界生猪产量半壁江山。想不到，两年时间辉煌就成了过往烟云，到了今时今日，中国居然要向美国进口猪肉；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08月28日以《进口美国猪肉”下的农业隐忧》为题，针对从美国进口猪肉的报道发表评论，文章引用网友的观点，认为当下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基础薄弱、科技投入不足以及政府安全保障体系相对滞后等一系列结果性矛盾，如果不得以解决，会造成农业发展乏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竞争力低下；上海证券报2007年08月22日则提出质疑：饲料同样涨，德国猪肉为何不涨反跌？文章说，德国玉米等饲料价格今年平均上涨了57％至110％，而其猪肉价格却不涨反跌。 据报道，德国目前的猪肉价格已经从原来的每公斤1.7欧元，降为现在的每公斤1.45欧元 (上海证券报2007年08月22日)。 针对猪肉涨价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新培7月11日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猪肉价格波动“不是由猪肉的供求引起的”（中新网7月12日电）；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7月1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猪肉供不应求，拉动价格上涨”（中新网7月14日电）。短短3天内，作为国家高层管理部门，却发表两种不同的声音，这让老百姓越发感到恐慌，这好比一个病人听到一个医院的两个大夫对自己病情作出不同诊断一样，到底该相信谁？作为医生，不能准确诊断病人病情，是无能还是渎职？不能准确诊断病情的直接后果就是拿病人做试验，而病人却要为这种原本与自己无关的试验买单。 此后，围绕猪肉涨价谁获利的话题，又有了一番争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本月4日在国新办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此番猪肉价格上涨的获益者主要是农民（2007年09月15日北京青年报）；国家商务部则认为，猪肉涨价获利最大的是中间商；而据哈尔滨香坊区物价局对猪肉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的调查显示：由于价格上涨过快，超过了部分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造成猪肉的销售量急剧下降，销量仅为原来的两到三成，此涨彼消，中间商（猪贩和肉贩）的收入实际是有了不小的缩水，中间商们连称“日子不好过了”（河南援农网2007-7-31）。从各大媒体的反应到职能部门的“声音打架”，说明对于猪肉涨价以及进口猪肉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猪肉生产从归口管理角度上来讲，应该属于农业部门，按照各负其责的分工原则，代表政府首先发言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的应该是国家农业部，其次是国家发改委，再者才是国家商务部。因为无论是从行业归口还是从专业角度上，由农业部门分析涨价原委并提出建议，其科学性和说服力会更强，透明度、可信度会更高，而且蓝耳病又是这次猪肉涨价的一个原因。然而，在这次猪肉价格出现动荡之际，我们却很少到农业部门的声音，这很奇怪。2、进口猪肉的做法，对平抑猪肉价格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会拉动国内猪肉价格进一步提升，挫伤农民养猪积极性，因为进口的数量和销售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猪肉的生产周期并不长，国家也有一定的储备肉，同时还有很多替代品，如果农业部门参与决策，此间政府牵头让健康营养组织再发挥一些作用，从健康营养学的角度正确引导国民对于猪肉的消费观念，分流一部分消费者去消费其它肉类，或许不会出现进口天价猪肉，把进口猪肉的这些差价补贴给养猪农民，可谓善莫大焉！3、猪农分广义的猪农和侠义的猪农，侠义的猪农是指仅从事生猪生产的猪农，广义的猪农包括从事生猪屠宰、加工销售及深加工的农民在内（在城区或郊区从事这个环节的大都是转换了身份的农民），所以无论是生产环节或流通环节谁受益多，对这个问题讨论，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涨价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是否应该涨？涨幅多少比较合理？如果涨价确实农民受益了，而且较地产、股市、工资上调、垄断行业收入的综合价位系数比较差不多，笔者认为应该涨，因为9亿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他们富了，国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4、此次猪肉涨价似乎谁也没得好处，农民由于手里没有猪，只能眼睁睁看着肉价猛涨；中间商因为市场销售出现萎缩，尽管价格卖的高了点，平均销售额却没有太大的提高；政府则因为猪肉涨价一时忙乱、四处灭火不说，还一度引发了国民的心理恐慌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可以说，猪肉涨价没有一个是赢家。 三、限价的背后，需要一个均衡的支撑点 与房价、电信、电力等行业不同的是，这次猪肉涨价，政府显的格外敏感，先是启动国家储备肉，后又从美国进口猪肉，在扶持生猪生产、加强生产与流通流域的管理等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不可否认,政府相关部门采取以上系列措施主观上讲都是积极的，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目前猪肉价格略有下降。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猪肉价格大幅度下跌或价格长期稳定问题，猪肉不同于房地产，更不同于电信等垄断行业，作为传统产业，它一直是在遵循市场规则的游戏中运行的，这次涨价如果抛开“货币量增长”的可能，那它应该是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某个环节或经济领域中的某个规则出了问题，它与20世纪90年代初那次涨价有着本质上的相同。特别是限价问题，笔者认为,在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涨价，涨价的实惠到底给了谁之前，限价显然是武断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情况下，其罪魁祸首就是货币量的增长。当一个政府创造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如果政府单纯地限制猪肉价格，尽管可以使猪肉价格短期回落，但受害的还是农民，因为猪肉售价最终还是要与成本对接的,如果售价明显低于成本,这无异于在进一步摧残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加速中国养猪业的自杀性消亡。因此，猪肉限价既要考虑目前与国民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地产、股市、垄断行业、工资、银行存贷款利息因素，又要考虑与生猪生产密切相关的粮食价格、水电价格、消费指数等因素，确定合理的价格指数或基数，通过科学评估、系统规划、政府各部门间的相互协作、协调，进一步弄清地产、股市、垄断行业价格内在关联，找出理性的管理方法，来实现物价的均衡调节与平稳过度，减少民怨 。主观上说，与地产、股市、垄断行业、工资、银行存贷款利息相比，我国目前猪肉价格上涨是合理的，甚至还可以适度上调，关键是要找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控制点，以免造成一放就乱、一卡就死的恶性循环局面。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构成的，汉族人民以猪肉作为主要副食品。占全球人口约19%人口的中国，每年要生产和消耗占世界猪肉产量的50%，9亿农民是中国猪肉消费的最大群体，可见我国猪肉生产在国内及对全球的影响和重要性，更可见农民对猪肉的贡献性和依赖性，所以从历史上各朝代政府及建国后的中国政府，一直把生猪生产纳入国家管理的重要议程，归口于农业部门管理，个别省市还单独成立畜牧部门，主管以生猪生产为主的畜牧业，有的还成立了以政府直管的生猪办等部门，20世纪70年代前曾实行凭票供应的体制。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迁，猪肉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价格调节的手段一旦掌握不好“度”，将会给人造成政府欺强凌弱的错觉，因为，面对同样高涨的房价以及电信等垄断行业的高额收费，政府的态度似乎没有这么强硬。因此，限价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需要很多配套政策出台，需要周密计划。四、解决猪肉涨价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 在此轮房地产、股市、猪肉等副食品价格暴涨中，我们不时听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经济领域的一些学者、专家站出来发表高论，这些高论说的好听一点，是为了安抚民心，难听一点，就是为了灭火。类似国家商务部三天发表两个截然相反观点、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声音打架”现象，让百姓听了哭笑不得,可信度大打折扣。 作为国家事务管理机构，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及时掌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各领域信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预防、控制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均衡协调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民生问题，应建立快速有效的反应机制，及时堵住疏漏，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升级，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灭火式”管理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长此以往问题越积越多，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大爆发。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政府就表现的相当不错，可谓力挽狂澜。但反观现在的房价、股市和国民菜篮子的问题，政府又似乎是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暴露出政府在应对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水平差距。在现阶段，由于受国情限制，对于高科技产品需要进口，国民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传统产业及传统生产方式的养猪业，应该是我们的强项，而不应该出现进口的糟糕局面，并且是高价位进口和销售。美国的猪肉不一定比中国的好吃或营养更丰富，10万吨猪肉仅占中国猪肉年需求量的0.2%而且是年末前陆续到中国，由于生猪生产周期较短，等到进口猪肉进来，国内生猪生产差不多已经恢复，猪肉短缺风波也将接近尾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确定进口猪肉的思路存在问题。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扶持生猪生产，以高价位向外国出口猪肉，这样才是利国利民！现在美国猪肉以40元/斤出售，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猪肉将来也要涨到这个价位？面向高档场所销售，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猪肉要比中国的好？或者说是在制造猪肉消费者等级歧视？9亿农民在默默忍受地产、股市给他们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应该享受一下猪肉涨价带来的喜悦，而不是被划了等级的劣等消费者。五、市场趋势还是管理失衡？ 对于房地产、股市以及此次猪肉等副食品涨价，笔者认为，这三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管理失衡导致经济领域险象环生。一般来讲，良性循环下的趋势性物价上涨,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不是一荣一损,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房价、股市、猪肉等物价的走势上看，似乎属于多行业整体性上涨，但如果结合国民人均收入（工资涨幅），房价、股市、猪肉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出很多倍。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就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上公认的、居民可承受的住房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房价上的“合理的价格水平”，应该是相当于每户居民3-6年的平均收入。当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难承受的地区” （ 2007年9月7日 中国证券报《数据显示中国已成公认“房价难承受的地区”》 ）。根据目前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房价收入比”已远远超出“国际房价难以承受”的范围。因此，房价连续暴涨实质就是宏观管理失衡的结果。 再说猪肉。按照眼下流行的说法，猪肉涨价是因为活猪存栏量减少、饲养成本增加导致的，实际上存栏率的多少与饲养成本并没有直接关系，活猪存栏率的多少与其它副食品乃至整个物价上扬更是风马牛不相接，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房地产行业不规则“操盘”，引发了股市和猪肉等副食品价格的感应性“瘙痒”，笔者暂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瘙痒综合症”。诚然，地产涨价，股市疯狂，垄断行业收费神秘莫测，垄断行业涨工资提高待遇，工业产品涨价，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包括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等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好转、人民生活整体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行业、人群受益标准和比例相差悬殊，收益最大的是地产商、垄断行业、投机收益的是股民，其次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及相关系统行业，收益最差的依然是农民。从绝对值看，农民较以前富裕了，从相对值看，农民较地产、垄断行业的收入，则存在天壤之别。当行业局部领域因为操作不规范、发展不均衡，导致出现感应性“经济瘙痒综合症”的时候，为这个负面效应埋单的最大受害群体就是九亿农民！尽管他们默默承受没有怨言，但这不符合自然规律乃至社会发展的均衡规律，隐患无穷。 要解决房价、股市、猪肉等价格问题，政府必须对原有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重新梳理，重新策划、设计。比如房地产政策，从已经打出的几套组合拳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也缺乏严谨，唯一让人惊叹的就是银行的连续加息和提高首付门槛。实际上，银行加息的结果只能是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抛开不买房或根本买不起房的，剩下的就是炒房者和急需买房的自住者，对于这两种人，前者除了要越过首付的高门槛外，还要为不断增加的贷款利息埋单；而对于后者，高门槛和贷款利息实际起不了多少约束，因为贷款炒房的毕竟是少数。笔者认为，国家必须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对涉及房地产的土地出让、建设、管理等中间环节的成本进行核算和监控，物价部门、审计部门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对（房地产行业）房屋售价、财务收支进行干预，不能听任房地产开发商胡言乱语，乱定价目表。在市场高烧不退、政府管理失灵的情况下，改变一下管理方式或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但要注意措施的均衡性，首先应该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前提下分级、分段进行，而不是顾此失彼或一刀切死。 实际上，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国家各行业部门管理是有一个系统的评价和管理标准的，就地产行业来讲，国家建设部对房地产开发是有详细规定的，如容积率、采光率、抗震率、商业利用率等等，而且针对不同地区和使用用途等更是有详细的规定。房地产经营开发的土地挂牌，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再进一步采取系统的管理措施，例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地段、不同用途的开发，在规定容积率、采光率、抗震率等技术和使用系数基础上，由物价、城建、审计、财政等部门联合出台一个参照购买土地价格确定单位销售价格的系数，并仅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超过这个范围要有确切理由，详细房地产价格能较现在有一个好的改观。 股市也是如此，从去年到现在，股市由原来的3万元亿增加到现在的20多万亿，这里面有合理的增长因素，比如上市企业总量的增加、国家GDP增长和总量的增加、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国际收支平衡与外汇平衡、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增加等因素，但不排除这里面也有一些管理不当、措施不当、人为炒作等因素，其实只要按照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将全部上市公司的资产、行业与市场需求、行业要求、国际比较等进行系统评估、梳理，再考虑与那些积极因素平衡，就可以得出，股市的指数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原来的点可能低，现在可能太高了。 针对非通涨性的猪肉价格上涨，尽管国家已经通过调用储备肉甚至进口猪肉的办法加以缓解，但这只是短期行为，从长远考虑，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建立各省、市生猪养殖基地，及时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准确的生产和市场信息，从而有效地避免养殖户的损失和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同时还应该考虑出台相关的政策，从体制上保障养殖户的利益，提高他们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国养猪不仅很少有补贴，税费也非常高。有养猪户诉苦说，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在80元左右。鉴于猪肉价格暴涨，四川省物价局日前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取消在生猪饲养、屠宰和销售环节收取的技术监督管理费、商业定点屠宰管理费、动物防疫耳标费、治安管理费、生猪生产技术改进费等9项收费，可以想见养猪农民目前的处境（《羊城晚报》——农民养猪“缴纳9项生猪购销税费达70元”）。 宏观调控要与中观调整、微观管理相结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的发展和宏观策略制定方面无可厚非是成功的，香港、澳门的成功回归、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平稳度过，经济的复苏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高，金融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对地产、股市、猪肉及垄断行业的管理调控。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国时间短，有些事情需要边学习边执行，所以在实际运行中，要重视中观的调整和微观的管理。就今年的几次利息及存款储备金调整来讲，站在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上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尤其是具体执行的管理部门，能出台科学的配套的中观调整和微观管理措施，那么就会起到明显好的效果，否则就会出现宏观调控的力度越大，社会的发展就越不均衡。 均衡管理保障经济均衡发展。万事万物都需要均衡。笔者在《均衡管理》一书中曾经讲过，度的把握和关系的协调是实现均衡的两大要点。作为企业乃至国家，实现均衡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信息透明化、政策全盘化、设计超前化、协调立体化、监管铁板化。信息透明化，是确保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措施时保持耳聪目明，有利于政策法规的准确定位和利害关系的权衡；政策全盘化，是为了防止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在实际运行中发生冲突，避免利益失衡；设计超前化要求政策法规的制定者要具备超前预知、预见能力，要把各方面各环节的问题都考虑进去，避免设计套路化，政策短命化；协调立体化则可以避免各职能部门各自为阵、各扫门前雪，通过协调机制解决跨部门、跨行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监管铁板化是保障各项政策措施得以有效施行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就很难达到均衡管理的效果。把握好政策措施这个度，再协调好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均衡。 我国目前在管理机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务院组成部门与国家职能部门以及各级决策部门与职能部门存在决策与执行不对接，监管与协调不对接，策划与设计不对接等。以养猪业为例：工商部门只管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发放，至于养殖场养什么猪，怎么养就一概不管了，在这期间，如果养殖场在喂养生猪的过程中使用了污染水（农药残留、化工污染等）或者劣质饲料的话，问题猪就出现了。在进入市场前，卫生检疫一旦检测出问题，自然会制止进入流通领域，这样不仅养殖单位吃了个哑巴亏，也使得肉源减少，增加了供需矛盾。相反，如果工商部门及时将养殖场登记情况反馈给环保、卫生、质检部门，环保部门能够对养殖场周边的水源进行采样确保水源无问题，卫生或质检部门能对养殖场购进的饲料进行必要的检测，相信问题猪是不会产生的。这种现象就是明显的监管与协调不对接，正是由于种种的不对接、不协调，导致各职能部门在工作中，或互相推委，或一哄而上，不仅工作效率低下，还有可能对某些环节产生破坏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发展初期为不均衡经济，发展后期为均衡经济。当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在不均衡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后果是可怕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家主席胡锦涛不久前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是共创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基础，建立健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共创可持续未来的重要保障，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共创可持续未来的重要条件（中广网 2007年9月7日）。 最后，笔者仍然想提一提农民。中国农民善良淳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得到的回报却不成正比。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制定中国整体发展战略时提出缩小三大差别，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城乡差别，我们的亲民总理温家宝同志更是把三农问题纳入了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议程，减免农业税收、增加补贴、强化农村教育、建立农村医保等。因此,在对待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上，更应该慎重、理性并尽可能进行一系列政策倾斜，只有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三农的问题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目前，虽然房地产行业、股市、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水平和待遇以及国民消费观念等对我国国民经济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也主要是由这些行业形成的，对9亿农民来讲，他们没有为中国制造流动性过剩，相反他们目前仍然处于流动性不足状态，而且深受流动性过剩之苦。我们期待政府在问题面前大有作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通过进一步科学、的铁腕调控，系统地中观调整，合理的微观管理。我国房地产、股市、猪肉以及相关副食品价格将会回归正常，“经济瘙痒综合症”将会不治而愈，通货膨胀的危险将会悄然化去！（BLOG:hfabc8000.blog.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