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我们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进化范式的根本转变：从军事帝国扩张到全球共同体扩展的逆转。这种革命性逆转的实现是很艰难的，并且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东方社会主义联盟在历经60多年的冷战对峙后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形成一方面跟前苏联的突然解体有关，另一方面与冷战对峙背后培育出来的全球责任有关。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责任在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潜在冲突，这种潜在冲突是非军事化的、正常化的及长期化的，而且这样的冲突对维持多极化的国际均势是相当有利的。问题不在于全球责任分配产生的冲突，而在于人类如何解决全球日益膨胀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换言之，全球日益膨胀的国家利益是全球“商业帝国主义”崛起的必然结果。有趣的是，充斥全球的“商业帝国主义”并不是单一化的，而是朝两极化方向演进，这又仿佛让我们重新回到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不过，“商业帝国主义”的两极对垒并不如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时那么血腥和恐怖，而是全球产业转移、分工及合作的产物。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美日欧等国家正在沿着以高端服务和前沿技术为核心的“商业帝国主义”道路上扩张，中俄印等国家正在加速以制造产业和低端服务为主要方向上的“商业帝国主义”的转型。两种不同路径的“商业帝国主义”碰撞带来的结果并且是唯一的：不同的国家利益与共同应对的国际责任的分离。经济全球化使得这种“分离主义”越来越国际化和显性化了,不管是政客还是商人都愿意回避全球化所带给部分国家及普通公民资源不公平配置的问题,更乐意大谈特谈他们如何利用全球化造福人类的伟大成就。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分离主义”在我们现实中是如何实现自我膨胀的,就会发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分离正在世界顶尖级的政要和经济学家们的盛会---G8峰会及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现出越来越剧烈的裂痕。即便人们从各种媒体上得知各国的国家元首在全球气候变暖共同议题上平衡国家利益获得与国际责任担当上各说各的话，以及众多的科学家呼吁‘人类应理性克制自身无穷的欲望，温情对待我们的共同家园---一个正在人类无穷欲望中痛苦挣扎的地球---否则人类将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己的生存之地’的盛世危言后，并不那么恐慌，甚至在星巴克咖啡馆里悠闲地品着咖啡并对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政要的表现品头论足，也不会对国际责任的不均匀分布产生危机意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重新回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时期，任何一方的积极反应都会引发全球性的“连锁效应”，更别说个人如何在即将、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猜测中充满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中度过那些非常日子了。我们有必要时刻重申它的价值，并不表示我们正在怀念过去那个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但我们应感谢这场灾难带给那些政治家们自觉意识的复兴，即负责任的国际治理理念的全球性扩展。然而，这种负责任的国际治理理念的全球性扩展正在被另一种新兴的力量所阻碍，即全球经济利益的同质性和全球制度权力的异质性的并存。由此产生了一个全球治理的两难悖论：各国在全球经济利益上的联盟走得越来越近，在全球政治利益上的联盟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 这个悖论并不令人惊讶，在冷战时期给予政治家们培养出来的责任意识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这种原本残缺不全的责任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演变成了“次级责任”, 即政治家们发现利用经济的力量去驱动自己的改革意图比用制度驱动去革新国家转型期的利益结构和利益交换更富效率,并且因经济力量驱动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改革者的可控范围之内,这就使得他们把制度驱动看成了一种“次级责任”。反过来, “次级责任”对经济利益与制度建设之间形成的“分离主义”越来越得到正强化,越使之朝刚性化方向发展。更何况，在经济利益上的联盟因全球化的力量变得成本越来越小，收益越来越大，甚至还能够迎合那些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喝彩和选票，这对于任何一个谋求连任冲动的技术政客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诱惑。相反，在政治利益上的联盟因“后冷战思维”与“制度异质”的原因仍然存在很多技术难题和政治风险的潜在爆发，这对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是需要足够魄力的政治智慧和变革技巧的。在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权衡利弊下，政治领导人更乐于选择经济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如果我们反观一下自己亲自养的宠物：在抛给宠物一堆骨头和一堆美食时，它会选择哪堆呢？亲爱的朋友们，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很不幸的是，政治家们在骨头和美食之间的容易选择造成了“过度相机抉择”，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经济联盟的短期利益最终会拖垮“冷战时期”培养出来的全球责任意识对21世纪的贡献，最终耗尽全球责任的“租金剩余”，并且使得全球制度权力的异质性出现越来越大的极端化的可能。全球经济利益的同质性带来的短期利益犹如一剂能让更多倾向于制造短期繁荣的政治家们上瘾的毒品，会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不归路。当下，全球的发展又处在另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已摒弃的军事帝国主义所培育出来的国际责任意识正在不断地受到短期行为的严重挑战，长期利益的战略经常被利益集团和各种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阉割，以至于我们的政治家经常漠视历史曾经带给人类的苦难和沧桑，忘记了我们人类成长所应负的责任。 有一点我们有必要保持警醒之心,“分离主义”与“次级责任”正在制造全球化的经济眩晕感,以为我们的责任仅为经济强国之路,制度建设及政治架构可为经济发展中的附属品。殊不知,变革中最重要、最难控、最具挑战的正是长期的制度建设及政治架构的有效设计,只有政治家们担负起全面责任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发展不止于经济,还有很多很多更深层面、更宽人性的发展选项。责任，成为我们人类成长的荣耀，也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成为历史真相的遗忘者，更不应成为责任的毁灭者，这一点，尤其应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格外谨记和反省的一点。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