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志平研究成果网页链接系列之五（撰写于2005年4月） 作者：胡志平 胡今天 一．简单经济学第七个观点：市场经济的大势始终包含着一种容纳和一种冲突 在中国，抢先发展民营企业的江浙一带有一个东阳（县）市。东阳人在经济起飞前水都喝不够（后来有钱了，用巨资买邻省水源才喝个够）。就是这个东阳县，在全国拥有上万个建筑承包商。东阳的建筑商一进入某个中等城市，该城市的本土建筑商不管怎样转换经营机制，也会丢掉大半饭碗。 这便是我们今天能够明确认识到的一个普通道理：民营化机制转换可以在对外扩张的市场空间较大时，赢得先手入市的发展优势。当同业生产力在市场需求中接近饱和之后，抢先实现民营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时获得了管理经验，可以继续扩张和发展。而同业竞争中，后来民营化的企业则依然步履维艰，不转换机制设计死路一条，转换机制设计同样没活路。于是，一些地方终于发现“民营化”并非搞活企业的唯一选择，似乎只有牢牢把守本地市场大门，才能给当地企业找到活路。过去，曾经被取消过的“条块分割”现象，现在则又再次出现“块分割”的严重局面。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客观原动力”是否能够出现新的开拓、创造和激活，始终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福田汽车”是我国轻型商用车行业“民营化”的“领头羊”。百余个个体老板合股创办了“福田汽车”。近5年间，这家企业为我国轻型商用车事业写下了厚重的一笔。他们以较少的职工数量、以较低的营运成本、以对管理高层和技术高层丰厚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总经理一人说话算数的快速应变机制，加上主打营销攻略，大片地开拓出了农村的轻型商用车市场空间。5年间，中国新增轻卡用户90％以上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成为“福田汽车”的用户。在福田高速增长期，有着数十年造车历史的国企“东风汽车”的轻卡事业，则显得营销应变措施跟不上福田的反应速度（没有一人说了算的机制设计），尤其是对大片农村新市场空间的开拓，进展速度远不如福田。 但“东风汽车”则保持了另一种优势：福田善于营销和开拓新市场空间，东风的整车内在质量优于福田，不论福田采用什么竞争策略，用过东风车的用户仍然信赖东风车。更难以实力相比的是，当福田以低廉价格面向农村扩张轻卡市场时，东风轻卡则在此间跟进国际技术潮流，不紧不慢地先后投资2亿多元，用以提升国产品牌的安全、节能、环保三大技术。到2005年，我国汽车业加入WTO的5年保护期将要结束时，国际油价暴涨，东风的节能轻型商用车开始自发赢得用户，产销大幅度提升，此时，福田产销下滑幅度则形成了鲜明反差。有人说，福田轻卡看的是眼前市场，东风轻卡想的是未来市场；福田轻卡是在促进国有企业，东风轻卡是在参与国际竞争。其实，福田所凝聚的“主观原动力”最适合与外国企业较量，最适合争夺国际市场（但是机制适合，科技实力却又差一截）。 我们假设：在这5年间，“东风汽车”与福田一样“民营化”，一样以较少的职工数量、较低的营运成本和针锋相对的营销策略，展开激烈竞争，结果将会如何？可能5年中的销量各有胜负或两败俱伤，而5年后则会双双失败于国际市场风云突变的挑战。其实民营与国有，各自优势可以在宏观经济中形成互补。福田高速开拓的农村市场，最终会给品牌优良的东风汽车带来使用价值更新换代的便利。 市场经济的大势始终包含着一种容纳和一种冲突。容纳是指：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竞争特点和优势就一定有不败的理由，也一定会被市场容纳；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有不同于强国的经济特色和竞争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并为国际市场容纳。冲突是指：企业特点与其它企业相同，一国经济制度和他国经济制度相差无几，都在一条路上走就会狭路相逢，此时的胜者只能是历史形成的少数强国。 我们曾经盛赞过“温州模式”。但是，一直没有人质疑：如果全国各地都是温州人和温州模式，结果如何？结果必定是全国大乱。学习人的好品质可以向一个模式看齐，搞市场经济绝不能都采用一种模式。这个世界，真正以不走样地“模仿”他国之路而获得巨大成功者，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国际市场绝无可能容下更多国家也像日本一样靠模仿成功。两千年前，日本学习汉朝的制度和文化；一千年前，日本学习唐朝的制度和文化；一百年前，日本学习英国君主立宪；五十年前，日本学习美国的自由资本制度。所学习的，全部是几个发展鼎盛时期的国家，其中两个时期学中国。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最大的不同点是：能够把学习对象机械地模仿得不走样，其他民族都做不到。比如：汉朝时，他们引进的汉字字义，到如今现代汉语早就引申出各种含义，而日本还是两千年前的字义不变。所以，有识之士评论：日本的最高境界是世界第二，永远不可能第一。按照这一客观事实推论：如果再来一个国家也像日本一样一丝不苟学他国，最高境界将是第几？如果纷纷走上相差无几、狭路相逢的路，后来的模仿者胜出的机会能否超过日本？ 此时，我们应该知道邓小平为我国市场经济倡导的“中国特色”四个字，分量有多重！邓小平从来不靠既定的概念形式来推论，他的话只有真正懂辩证逻辑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对融入世界经济来说，中国需要自己的特色；对国内市场来说，各地和企业都需要有自己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特色。这就是适应经济发展“客观原动力”所必须具备的宏观条件。 二．简单经济学第八个观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根本在于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 我国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一直在朝着进步方向迈进。一开始，使用的是单一GNP或GDP指标；后来提出增长方式要转变，增加了工业企业利润指标。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因为上述指标均是瞄准和调整“主观原动力”，缺少最重要的激活和创造“客观原动力”的宏观衡量指标。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近5年来一直保持高频率使用的媒体词汇。恰恰是在这种“转变”的呼声中，足以造成经济失衡的“投资热”仍在各地风起云涌。为此，04年的国家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今年的势头同样不可掉以轻心。 多年来，一面是中心城市的高增长，一面是广大农村的相对贫困。一面是经济发达地区投资过热，一面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购买力下降。表面的GDP上升指数和企业利润提升，掩盖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掩盖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拉动力逐渐萎缩。此时，唯有各地和企业“主观原动力”保持强劲。投资热年年不可避免。 我们客观分析，“三农问题”是已经超出正常经济运行范畴的社会问题。如果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范畴之内被提出，就不是“三农问题”，而是增长方式的战略转移问题；也不会酿成“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出现之前的经济学家创新思维的转变问题。请经济学家们能尽早在经济运行范畴之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应避免把经济问题拖延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来解决。 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企业来说只是个经营思路的转变；在微观经济领域，企业必须保持创业激情和财富增长的欲望。那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责任应不在企业一方，而在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学来说，则首先要求从单纯重视针对“主观原动力”的改革、创造和激励，转变到重点研究如何激活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通过社会财富趋向农村地区更生能力的分配，来拉动各地经济实现有效的高增长。（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就业问题，更需要有效需求增长来拉动） 邓小平说：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不富裕起来，把城市搞得再漂亮也没有用。中国市场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在农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和希望也在于消除一切贫困需求空间，以亿万农民的市场需求和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来一波一浪逐年拉动城市和发达地区保持增长势头。这就要求城市的财富和技术，要分批向农村辐射。 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所有城市尚未开始实施国企改革，但绝大多数企业都经历过产品不愁销路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企业职工“工资不多奖金多”，令政府公务员很羡慕。是谁给企业发的奖金？是农民。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一是允许放开农贸市场，农民有了零花钱；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卖粮钱。那时的8亿农民，如果人均每年开销100元，城市商店就承受不了。当时，商场建设哄拥而上，只要开业家家赚钱。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各地城市，开始把改革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建设和集资办企业上来，此时的8亿农民承受了越来越多的税费。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在中国最广大地区失去了增长势头。工业商品越来越多，物价指数却连续下降。这个期间，城市建设和企业创业、改革的巨大成果是功不可没的，不足之处是“主观原动力”挤压了并且远远超过了“客观原动力”的增长。 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当贫富差距拉大时，其剩余产品主要是通过开拓殖民市场来消化。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时，本国从来没有“城市工业反哺农村”一说，早期实行自由资本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民购买力的普遍增长一般都经历了百余年的漫长的群体扩展过程。美国直到上个世纪才重视到“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并直接起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这一漫长过程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特色，可以使中国不至于在出现了贫富差别时，经济发展只剩下资本对外扩张一条出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制度优势，可以为本国缩短发达国家曾所经历的漫长过程，自觉实现财富反哺，自觉减轻农民负担，自觉把广大农村培育成需求旺盛的工业品消费市场，培育成日益广阔的经济发展“客观原动力”的无限增长空间。 实现上述制度优势，需要宏观经济学按照“中国特色”研究并增加宏观调控指标，把农村居民购买力指数和中心城市购买力指数均列入平衡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范围。告别过去单纯用GDP指标和工业企业利润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 这样做的结果，将使各地很快看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购买力的增长，恰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衡量指标之一。 三．简单经济学第九个观点：高校数学经济学要用简单逻辑为宏观经济服务 当我们从宏观经济角度倡导各地、各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特色时，同时也感到当今高校成千上万的学子在经济学的“数学象牙塔”里精雕细刻，是否有真正前途？宏观经济发展有没有可能让大家都来共用一个太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为什么笔者要提倡数学经济学一定要运用简单逻辑为经济服务？ 笔者在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一书中，曾提出过人类运用数字算法手段的“理性极限”问题。在哲学人生网站，我们就高等院校偏重于单一形式逻辑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引起网友们参与了一场讨论（点击http://bbs.zxrs.net/printpage.asp?BoardID=33&ID=51603）。笔者的观点是：反对学术界滥用形式逻辑，主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共同支撑创新思维。实际上，多数成功实践已经证明：在经济发展中，有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并没有依赖太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据运算，他们只是牢记相关的经典定律，然后在运用过程中不断修正决策误差，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今年4月19日，《福布斯》网站公布了“改变世界的10大定律”，每一条都很简单。第一条是“摩尔定律”――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会以两年一倍的速度翻番。亿万富翁唐·瓦伦丁在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始终稳操胜卷，问起成功秘诀时，他说：“很简单，我只是顺从摩尔定律，并且对随之而来的结果进行一些推测并及时微调投资行为而已。” 笔者一直感到形式逻辑、尤其是数学逻辑在经济学领域搞得太复杂、太深奥会有负面作用，也一直在寻找形式逻辑的“死穴”。为什么说经济学领域最初创新的简单数学算法很管用，后来的复杂演绎可能用处不大（这是笔者的观点）？经多方论证，我们找到了答案。下面一例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例证，请大家分析： 凡是新鲜水果都有营养成分。这是一个新鲜的苹果，所以含营养成分。 凡是新鲜苹果都有营养成分。这是新鲜苹果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含营养成分。 凡是新鲜苹果的一部分都有营养成分。这是新鲜苹果的一个基因，所以这个基因含营养成分。 …… 如果用数学符号替代上述汉语概念，比如设定每次分出新鲜苹果的二分之一含营养成分，“二分之一含营养成分”则可以做到无限演绎推理，而结论最终导致错误。上述形式逻辑第一个演绎推理做出的判断完全正确。第二个基本正确。而第三个演绎推理做出的判断则不符合辩证逻辑。但从形式逻辑上看，仍然是正确的。客观事实是：比维生素更小的基因是没有任何营养的。由于很多情况下，客观事实是在后来才被发现的，是经过实践检验发现的，所以第三段，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形式逻辑专家仍可判定为理论上的正确。 在没有面对相悖事实的条件下，符合形式逻辑推理的一切论断，都有貌似正确的逻辑性。它在纯学术领域几乎发现不了差错，而且越演绎的复杂，似乎越能够体现深度和学问，至于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则是另一回事。再举一例：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凡是率先实行民营化的企业和地区均比其他企业和地区发展较快。因此，民营化体制机制转换是正确的改革思路。 中国内地凡是趁早学温州、学江浙、学沿海推行民营化的一批企业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这批跟进民营化的企业，改革思路也是正确的。 先前已经实现民营化的企业和地区都富裕起来了。这条路对所有企业都适用，因此各地发展经济都应该实现民营化。 在单一形式逻辑的推理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得出上述结论。实际上第三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考虑到第一个正确大前提可以不包含另外因素，而到了第三个大前提必须包含另外一个对等的潜在因素。 辩证逻辑强调：在同类事物共处的大系统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层次性。一个社会可以代表1，一个基因也可以代表1，而阿拉伯数字只能精确表示数差关系，并非能精确表示质差关系。经济运行过程中则是两种差别都存在。 上述例证的主要意义，是判定了形式逻辑在运用过程中必须遵守“逻辑极限定律”，此定律要求：形式逻辑推理不可以遵循同一个思维路线推出第三个结论。即：不可在同一个大前提下，连续深化演绎出第三个结论。到了第三个结论，要么真理的效用已经减到微弱，要么可能背离大前提的科学性；同时，也是要求同一个系统下针对不同层次的同一事物进行形式逻辑推理时，不能共用同一个大前提实施贯通层次的推理和演绎。其间，每一个层次中都必须运用辩证逻辑寻找对等概念确认新的大前提，并分别推理和判断，使之在辩证逻辑的联系中实现形式逻辑贯通，不可采用单一形式逻辑贯通。 尽管实际中没有上述例证典型，但基本道理是通用的。就像射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开始的毫厘之差，可以判断为基本正确。而这支箭再向前飞一点也还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就是这支出之一人创意的“箭”（即同一个正确大前提），越飞的远，偏差越大。而且，任何科学原理，我们都不能保证最初不会差之毫厘。中国博客网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报道: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提出的一系列现代物理学理论曾经改变了科学家们对世界的认识，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但是１００年后的今天，科学家居然发现狭义相对论是错的！在英国华威大学举行的２００５物理学会议上，剑桥大学天文学院的迈克尔·墨菲教授说：作为一系列科学理论运算的基础和不变的准绳――狭义相对论的公式和结论存在着一种误差，光在传播到地球的过程中，最初的能量被宇宙精细结构逐渐吸收，光速逐渐变慢，原公式误差大约是０.００１％。也就是说，爱因斯坦之后的众多理论推理和数学公式都需要修正。很多事物起点都是差别不大的，也就是说大前提可以共用。比如：许多生命物在基因层面上都有相同的四种基因，这一层面几乎没有差别；在基因排序层面上，人与黑猩猩的基因排序大约只有5％的差别；在细胞层面上，则出现了较多差别；在外貌行为层面上，人与黑猩猩出现绝然不同的差别；最后，在功能和作用力层面上，简直是天壤之别！形式逻辑的死穴问题，只有依靠辩证逻辑能解决。 值得提醒的是：许多很崇尚形式逻辑的高校学生，却对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中的个别结论不能原谅。这就要检查自我原因了。《资本论》所揭示的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是不可颠覆的。但是在“逻辑极限定律”上出现了小失误。从“商品双重性原理”→“必要劳动时间原理”→“剩余价值论”→“私有制市场体制容量和制度激变”，在同一前提下超过了三个基本连续的推理回合。客观事实则是三种情况：一是制度激变（经济处理不好毫无疑问有此种必然，不论任何国家），二是制度渐变，三是平衡经济计划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信号来实现。然而不论怎样，《资本论》的精髓和要旨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商品双重性”和“剩余价值理论”表述的市场容量问题应是经济学所有门类最伟大的发现。 （本文到此，有关“宏观经济哲学辩证”系列文章已经结束。本文作者在科研中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请读者珍惜作者的艰苦原创，未经同意不要转载。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2005年4月撰写 参考文献： 见文中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