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志平研究成果网页链接系列之二（撰写于2004年6月）
作者：胡志平
一．中国宏观经济成果暗合过三种“非理性经济杠杆”的运用
有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既能兼容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和动力机制设计，也能基本上容纳任何高增长的产销均衡条件？有。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多元化”经济体制。不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其相互依存的“每一元”都可以为理性或“非理性”经济杠杆调控宏观经济提供充分的运用空间。这里，再次强调：“非理性经济学”是针对对象可以创造、可以调整、可以引导非理性状态而形成原则，它在经济管理者那里则是高度的理性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曾经暗合过“非理性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我们在此做三种解说（不意味着历史的肯定或否定）：
1，发展机遇的阶段性放开和收缩的宏观职能，是中国政府暗合“非理性经济杠杆”刺激并节制阶段性高增长的强大调节功能。
我们把这种经济杠杆简称为“机遇经济杠杆”。它的前提条件是：全国性的单一经济体制可以向“经济特区制”、“经济私有制”等多元体制逐步放开；曾经收缩的经济政策可以预期适度放开；信贷规模控制与信贷规模松弛可以交互更迭地周期性主控，等。
12年前，笔者从西方电台中收听到记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一段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像张开翅膀的鸭子，左右晃动着身躯，居然噗哧噗哧地快速前行，从不摔倒。”听完一笑了之。直到现在才悟出其中包含着科学道理：经济政策的适度张驰可以创造一种机遇感，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这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不是依靠单一形式逻辑的一贯性和一致性，而是依靠辩证逻辑的两个对等概念协调驱动的结果。
历数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历，每一次政策放开都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创造了发财的机会。目前的中国人，对发展“机遇”的平均迷信指数，可能是全世界同类感觉倾斜指数的最高指数。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经济政策主控张弛有关，与许多人靠优惠政策率先致富的客观环境有关。在“机遇杠杆”的宏观调控下，多数自由经济人和经济法人最担心的是丧失机遇，这又暗合了卡尼曼的“面对损失不怕风险原则”。实际上，每一轮放开只会给争先恐后者创造“好运”。“机遇杠杆”在显著刺激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投入朝向同一产业“扎堆”的弊端。当然，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关键是一国经济体制有没有跟进调控的能力。“机遇杠杆”的另一个弊端是：由于国民对“机遇”的迷信指数偏高，导致少数管经济的政府领导崇拜“大仙”的卜算。
“机遇杠杆”与宏观经济理性预警指标密切配合使用，能恰到好处地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机遇杠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粗放使用，经济学家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机遇杠杆”消化现有财富存量的明确指向，以“创造机遇”引导财富存量向既定区域和方向合理流动，使增长和消费在非理性杠杆的作用下获得日益精确的理性平衡。
把人们对“机遇”的迷信指数以及“机遇杠杆”的宏观调节作用再延伸推广一下，可以很轻松地从理论上发现：美国希勒撰写的《非理性繁荣》并不是一部科学著作，而是一部“股市崩溃的预言书”。美国拉斯达克股票之所以高涨，根据《给中国一个大智慧》提供的理论来判断，不是希勒阐述的取决于“时代风尚”那么抽象，真正的科学根据是三条：其一，国民对高科技的崇拜――迷信指数偏高；其二，国民对格林斯潘掌控和驾驭证券智慧的崇拜――迷信指数偏高；其三，国民对人生“机遇”的迷信指数偏高――“别人都发财了，我不能丧失这种机会。”同样，拉斯达克板块的崩溃，也是高科技迷信指数超限之后的崩溃，是对格林斯潘迷信指数超限的崩溃，是对“发财机遇”持续时间过长的怀疑（首先是希勒教授怀疑了！“机遇感”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自然突破心理防线而崩溃）。从政府角度看，可以说明两条：要么，美国政府职能缺乏可运用“机遇杠杆”的宏观节制功能；要么，美国是在利用他们所创造的情境氛围――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迷信和崇拜，把各国资金吸引到纽约“拉斯达克”板块，然后套牢！如果是后者，就不能再小看美国在非理性经济学领域仅仅是卡尼曼和希勒所代表的目前的、原始的、没有进攻力的水平，可能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的“秘密成果”，我们并没有获悉。索罗斯是一位对哲学和心理学推崇备至的人，他极有可能结合金融实践，在经济领域有所发现。这个“金融大鳄”能在世界范围掀起非理性经济狂潮，他不可能没有科学手段！
2，公有制条件下所特有的“福利杠杆”，是中国改革开放2０多年中前1０个年头显著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非理性经济杠杆”之一。
为什么全国各企业、事业团体的集体福利制度可以显著拉动消费增长？如果把这一部分属于职工个人的共同积累，变成工资额返还给每个职工，职工工资普遍增加了，国民消费购买力是否能够提高？
事实证明：不仅不能，反而下降。正如厉以宁2004年的感叹：“老百姓不买东西，你什么办法也没有。”（据互联网搜索引擎查阅厉以宁讲话资料）
其中的非理性原理仍然是“情感倾斜指数”问题。从人与财富之间的情感联系（情感倾斜理论见胡志平著《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上分析，可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理性结论：
人们为自己挣钱的积极性比为他人挣钱的积极性更高。
人们花别人钱的积极性比花自己辛苦钱的积极性更高。
把这两个最朴素的定理整合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宏观层次非理性状态的社会公式。这个公式可以清楚解释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理性经济人”创造财富价值和消耗使用价值的不等式状态所导致的市场容量越来越小。
从个人角度单独看，两句朴素定理分别符合每个经济人的理性，但合在一起则是“宏观悖论”，是相互矛盾的非理性状态。笔者多次阐述过：微观经济领域的理性状态常常就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非理性状态。我们把上述非理性公式简称为“货币流通渠道不等式（之一）”。它是因人们在不同条件下与财富间的情感倾斜指数不相等所造成的。它在一定的体制机制的作用下，随时可以阻止投资扩张向消费扩张传导，使投资与消费脱节，挣钱与花钱抵触。请经济学家们根据上例启发再作其他方面的延伸推广研究，可就类似的宏观非理性公式有同一序列或不同序列的其它发现。在经济生活中，正是这些宏观的或微观的非理性公式时刻改变着传统经济学的运行规则。
上述公式告诉我们：当需要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时，必须千方百计把针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人情感（包括与切身利益、与崇高的爱）挂上钩；当需要人们为社会适度消化财富时，又必须千方百计割断或淡化财富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
胡志平的“福利引导消费原则”和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均是通过调整“货币流通渠道不等式”的创建。“货币流通不等式”的理论基础是“感觉倾斜原则”（见胡志平著《给中国一个大智慧》）。1０年前的全国各公有制企业、事业团体都有一小部分职工个人收入被作为福利资金归集体所有。这笔钱实际上已经被割断了私人情感联系。1０年前，某单位以福利补贴的方式向职工出售低于市场价格的彩电，职工争先恐后抢购。当福利都变成工资钱之后，电信部门为了让这个单位的职工户户装上电话，把线路接到门口，让单位领导出面游说，并给予10户组合优惠价，结果拖了长达四年普及率达到80％。
这就是非理性消费与理性消费绝然不同的增速。
10年前，对国家和集体事业高度信赖的职工，手里的工资钱拿得不多却特别敢花，很多人建设小家庭是在预支未来钱。如今，所有属于个人的“明白钱”每月都在自己手里，人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理性的“精豆豆”，离死还早就开始筹划一生，生活消费精打细算，似乎省得越多越代表富裕和满足。
10年前，效益好的企业团体可以把职工的日用生活消费全部包下。那时候，国家担心的是物质供不应求，要专门成立机构：“集团购买力控购办公室”，来实施宏观调控。如今，职工手里的钱比过去多5倍，而物价指数却出现了年年下降的趋势。“福利杠杆”作为一度暗合国民消费增长动力的非理性经济杠杆，如果能在市场经济中有理论指导、有宏观目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公有制的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由于理性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的局限性，导致改革中片面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性人规则，使这一经济杠杆的目前作用，日渐衰微。长此下去，经济尚未发达，消费增长将比发达国家更缓慢。
10年前的“福利杠杆”需要改进的问题是：第一，“福利杠杆”作为强力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非理性杠杆”的作用，当时主要是“暗合”，而不是自觉的宏观操作。因此，全国各地十分散乱的“单位福利”带来了许多经济调控难题。第二，在公有制条件下，企事业单位的福利积累应由国家统一规定适当比例，每年的福利开支方向可接受国家宏观指导。第三，倡导“福利引导消费原则”（即用部分福利拉动个人资金，参见《给中国一个大智慧》），反对用福利包揽购物。
3，在多元经济体制下，随时需要运用反市场理性规则的“公平责任杠杆”调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同业竞争态势。显然，这也是违反理性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非理性”经济杠杆。
其主要内涵是：承认和认可国有企业必须担负经营效益之外的更沉重的非经济效益负担，如：保障新增就业、保障分配公平、保障公益事业、保障社会稳定、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监督机制，等等。对国企的经济效益责任应主要赋予：资产增值、商品增量、上缴利税等方面。并运用“公平责任杠杆”阻止同业竞争中的民营企业以不规范竞争手段，直接打击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策一再放宽，民营企业在各行业中发展规模日益壮大。但是，如果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的奋斗目标是以吃掉国企为目的，那么，保障目前中国经济繁荣的多元平衡机制就会丧失。
近几年，经济学界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发现迅速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在效率、效益和投资回报上，普遍比国企做得好，便认为国企的改革也应该走民营化道路。错了！国企确实存在着效率和效益问题需要改进，但是，都走目前不大规范的民营模式又是什么结果？“XX汽车”在汽车行业是效率最高的。可是，这家由100个私人资本合股的企业给予一线职工的薪酬也是最低的。同样是汽车行业的一线职工，国企薪酬是“XX汽车”的两倍。国企秉承的是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宗旨：不断提高职工的待遇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十堰，由于东风职工工资普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从而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年年繁荣。十堰的居民购买力连续20年居高不下。人们说在十堰打地摊卖菜也比“XX汽车”一线职工合算。在襄樊，因为有一座国有汽车城开发新区，襄樊市的出租车宁可排队挤在新区等顾客，也不愿在襄樊市内空转圈，司机们说：“就你们这里能养活出租车！”
由于国企主动承担着企业效益之外的崇高责任，它不可能按照理性人经济学规则去赢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高化”。但是，它又确实以高成本换来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同时年年实现了资产增值和财富增量，多数年份也实现了利税增长。
如今，“XX汽车”以企业运作的最低成本和调动地方行政竞争手段（宏观非理性）所产生的高效率，豪情壮志地要做中国的“汽车大王”，目标直逼负有沉重非效益负担的国有企业。对此，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是否想过：这样的企业做了“大王”，垮掉的国企曾经承担的社会主义责任，它会不会接续承担？如果承担下来，它还有没有目前的效率？
“XX汽车”的确在同业竞争中已经超过了解放、东风和所有国企，并从国企手中夺走了36％的同业最高市场份额。但是在汽车市场一得一失两者之间，人们发现责任并不公平：一个只追求企业效率，一个要实现社会繁荣。也发现市场收入的分配存在社会隐患：国企的市场收入首先要养活8万以上职工，其次是上缴利税和扩大再生产投资。“XX汽车”的市场收入首先要满足下一年“利益最大化”的投资，其次是满足100个老板分红，再次是剩下不多的员工工资和上缴利税。这就令人深思了！拿走了中国汽车那么多市场份额，每年不主动捐出5个亿养活5万下岗职工，这样的企业即等于所增加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大于企业贡献（注：爱心捐助是人类非理性最佳情感状态之一，首先是富于同情心，其次才是容易接受先进道德的理性观念，人类的某种非理性感觉优势始终是对应某种理性思想的先导，见《给中国一个大智慧》）。
把我们的学术思想再反过来想一想：“XX汽车”高效率的最大业绩体现为占有同业36％的市场份额。而如果这36％的市场份额分别在解放汽车、东风汽车手里，将意味着各自多上交税款５亿元！而“XX汽车”则首先要满足１００个老板的红利，其次是每年给国家上缴１.５亿。市场收入的分配流向截然不同。
这就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潜在危险：创业再苦再难也能渡过，分配稍有差池可以亡国。
如果全国所有汽车企业均被改造成“XX汽车式”的以企业效率和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而与此同时下岗职工的保障又不能提高到现有职工的收入水平，那就可以预言：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30年无法摆脱的消费紧缩期，这一时期一直要等到全国中产阶级缓慢达到3亿人左右时，国民经济才能出现全面高涨。
请全国经济学家高度关注这一推论。
有出息的经济学家绝不会盲目崇拜昨日的斯密和今天的希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只用传统经济学看待公有制，要用新经济学看待公有制。即：它的市场功能和作用主要不是能不能超过私人的企业效率。国有企业为了国有资产的安全问题，多数情况下的决策要经过讨论；为了使国有资产置于有效监督之下，讨论有时必须等出差人归齐之后召议。所以，国企一些应变的商务决策常常比私企迟钝3－6个月。当年，“东风”与“解放”竞争时（都是国企），双方的决策程序差不多，在都有相同品种的市场条件下（比如都有五吨车），两家企业都使足了劲，结果卡车市场占有率也是拉锯式打个平手。谁也战胜不了谁。
现在不同了，“XX汽车”的营销策略、商务政策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由一人说了算，据笔者调查：某民营企业的商务应变最快可在一周内产生市场效果。当国企需要“按天数”计算效率，才能赢得市场的时候，它必然要败给民营对手。可是，按天数来计算同业决策效率，真的就关系到国内市场经济繁荣么？不。只关系到“XX汽车”能不能打败解放、东风的问题。假设：有经济学家真的为了这“几天”的决策效率，就得出了“国企不垮天理不容”的结论，那就应该往前再想一想：如果全国都是民营之间的竞争、都是同样的决策效率，那民营的效益又从何而来呢？现在的“XX汽车”，仅仅依靠决策效率就改变了全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模式――它不要商品研发中心只靠模仿国企车型，它不要严格的新品试制检验只要目录，它不需要考虑社会繁荣只考虑企业成本。它果然赢了。
理性经济人为前提条件的西方经济学所阐述的通过利己而利他的市场效益规则，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带来数不清的社会问题。笔者主张：民营企业家由国家考察其爱国品质，可以许以高效机制、最大的自主权、优厚的个人收入和良好的资金技术条件，也支持做强做大，但与此同时，有高效机制未必应用在与国企争分夺秒抢市场，而要与强国展开激烈的市场争夺。中国有１０００个民营企业家敢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国内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就可以和谐互动。我们反对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国内市场容量日益缩小的前提下，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演变成没有宏观效益的“窝里斗”。
二．深化改革的出路：如何避免企业微观效率酿成宏观非理性繁荣？
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所有希望寄托在公有制企业通过“民营改制”来提高微观效率和效益上，这，就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用一种概念体系“一根筋”思维的最后结果。概念是理性的，结果则是非理性的。让我们粗略回顾一下：
我国自1995年高层果断决策：“效益不好的国企宁可让它死一批”，接着又决定对大批国企实施民营化改造之后（国有资产从此开始莫名其妙地流失，下岗职工急剧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从此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国债资金注入、必须依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才能显著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同时，投资的膨胀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轻易传导给消费的膨胀。一方面是国企效益表面上提高了（减员肯定利润要增），一方面却是国家不得不增加资金投入来刺激经济（那边增效，这边增加投资负担）；一方面是投资规模的膨胀，一方面是消费领域物价指数的下滑，职工平均购买力日益下降；一方面是企业利润普遍有所提高，一方面是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日益艰难，大批没有失业保障的下岗职工需要国家掏钱来维持基本生存。这一切均说明：微观效益不等于宏观效益，微观经济的理性追求常常就是宏观经济的非理性状态。
在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好？还是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好？这恐怕是必须均衡考虑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这里，仍然是一个如何用新经济学眼光看待公有制的问题。从企业运作的微观效率上来看，民营企业不论进入到任何工业领域，其不择手段或择其手段的“高效率”都会压倒国企。改革开放之初，民营首先进入到粗加工领域，于是，这个领域里原有的集体办厂一个个丧失了市场；之后，民营进入到零部件领域，于是，这个领域原来效益好的国企也一个个“亏”起来了；再到后来，民营进入到各种领域，于是所有领域的国企普遍效益下滑。但是，我们能不能只从微观效率方面来认识民营的优越性？能不能因此果断决定让国企都“死掉”？不能。这是因为两种企业的动力机制必须要求他们相互补充。
民营的效率和动力机制主要来自少数人的财富欲望可以满足。
国企的效率和动力机制则始终要把握不断满足多数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增长的需要。
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可能产生不同的效率。但是作为宏观经济繁荣的平衡机制，其所显示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笔者希望经济学家们能看到两种企业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从大格局上来把握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的平衡点。
基于上述观点来看，我国经济体制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如何把握得好？首先要求经济学理论不能走偏方向。中国的老百姓曾经赞扬过“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指吴敬琏倡导市场经济的成功、厉以宁倡导股份制的成功，等），还有“林三农”、“茅打工”等等。今天，人们仍然在期望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能够在经济改革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当前最需要的是“吴市场”和“厉股份”能够转变成为“吴分配”和“厉分配”。
厉以宁教授去年底曾经预言：“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必须要求经济学理论有重大突破。”（据互联网搜索引擎查阅厉以宁网页资料）我们不能去询问前辈所指的是往哪个方向突破？但是，笔者却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得清楚：在目前多元化体制的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理论突破莫过于所有制性质的理论界定，必须率先突破。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投资与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科学与平衡。
10年前，经济学界主要是以“产权所有”来界定所有制性质。一度把“产权明晰”强调得震天响。10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片面性。产权怎么明晰？把国有变成民营就明晰了吗？把国有银行的贷款放在私人老板企业运作一下“洗”成赢利钱，就明晰了吗？把社会融资变成企业资金就明晰了吗？没有。这样的“明晰”不仅引发出更多的社会腐败，反而把产权关系变成了少数人暴富的唯一资本运作手段（腐败的祸根）。人们争相从银行贷款投资高利产业，以实现产权关系的合法转移，从而酿成了投资膨胀无法向消费膨胀传导的非理性繁荣。
有关所有制性质界定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定下的是三条：第一是产权关系、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分配关系（据《资本论》）。而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只强调第一条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恰恰是第一条，在目前中国（也包括西方许多国家）已经不再适用。多元化经济体制下，尤其是融资方式多元化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把产权关系变得十分模糊。
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经济学新概念，即：“资本效用所有权”问题。
资本，不仅存在自身数量的所有权问题，同时存在资本效用的所有权问题。人们花一笔钱用于购置个人房产，如果这一房产暂时不转卖，这就只能表达资本数量的占有权。反过来，如果以转手赢利为目的的房地产运作，则是同时也使用了资本效用的所有权。谁都明白，把拥有公众效用、国家效用所有权的100万元借贷给任何人，这个人必然要赢得百倍于他人的发财机会。个体商家没有大笔流动资金就永远发不了大财（只能做小老板），企业没有公众和国家的融资渠道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发展眼光看，“资本效用所有权”比“资本数量所有权”的作用大百倍千倍。它能够使一个人轻易改变一生命运，使一个地区从此走向脱贫致富。而一旦国家的大量贷款、大量社会融资被“私有单位”投入到市场运作起来，就会导致私有与国有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而“洗牌”之后的市场收入，如果没有体现“资本效用所有权”的公众属性，就会成为社会腐败的祸根，造成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可酿成巨变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资本效用所有权”的所有制性质如何界定呢？
首先分析：当今社会，不论是私人老板还是国有企业，谁想把企业做大，他们只能依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即：通过银行融资或社会融资手段来积聚资本，同时要最大限度地行使资本效用“使用权”。可是，银行资本和股市资本的“效用所有权”是具有公众性、国家性和社会性的。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不少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少数国企在得到资本效用“使用权”后，实际上也轻易得到了资本效用的“所有权”。其资本的市场收入（即资本效用）很快丧失公众性和社会性所有权制约。市场收入的分配流向不断发生着与公众利益、与宏观经济相抵触的局部变化，即：资本效用所有权性质被改变。这就是资本效用的公众权很容易被“产权所有制”明晰为单位资本效用所有权的蜕变过程。这在目前中国是最普遍、最不公平、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
由此看到：所有制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私有、国有占多少股份（资本数量）的问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控股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它同时还应该包括“资本效用所有权”与“资本效用使用权”的明晰和分离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的突破。
马克思有关所有制性质的界定提出的三条，从来是以分配关系作为所有制性质最终衡量标准的。他的英明之处在于既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较为明晰的产权关系（那时资本家都是小老板，现在已经不明晰了）的决定性因素，也同时看到了资本效用被运作后的目标指向。尤其是后者，对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实际上，在多元化经济体制下，“资本数量所有权”已经不能完全决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公有制企业也可能产生权力私有化，即大量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批职工下岗的集体腐败现象；民营企业却有少数企业家实现了资本效用公众化，即基本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行使资本效用“使用权”。那么，用什么界定最明晰呢？唯有“资本效用所有权属性”可以从效用的目标指向上，清晰地分辨出哪些企业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哪些企业具有突出的私有性和利己性。在这里，分配关系才能可靠地界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分配比例的界定将成为界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最关键的理论指标。
以“分配关系”和“大致分配比例”界定所有制性质，即要求告别传统意义的国企、民营、私有、公有的概念。不论是什么企业，不管它过去的所有制性质，只要它贷款、融资发展企业的目标能够保证“资本效用所有权属性”，即：实现资产增量后的大多数市场收入能够以税款和工资两种形式，分配给国家，分配给占企业90％以上的职工与10％的经营者，这样的企业即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公众性质。简称为“公众企业”。这里，并没有否认民营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应该得到的合理报酬。比如，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当年应有1亿元资金可以用于股东分红和职工分配。其中，是压缩职工工资成本来提高100个老板的分红比例，还是增加职工收入压缩老板的分红比例？这将对“资本效用所有权”构成直接的尊重或侵犯，也将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构成直接的促进或损害。假设：这家企业仅仅为了少数老板的利益，坚持把分给老板的收入总额尽量提高，让职工工资成本尽量压低，一年的结果显示：占90％以上的职工工资总额所占比例没有达到配比底线，那么，这样的企业即使挂靠在国企名下，也仍然要认定为当年的“非公众企业”。
上述新的所有制性质界定方法的好处是：1，鼓励民营发展，同时通过有效监督使其稳定走向健康轨道。2，从根本上改善宏观经济投资与消费两种拉动力失调的弊症。3，用阳光理论、阳光政策重塑民营形象，增强就业增量的推动力。4，逐步减少民营与国营在产权关系和经营效率上的差别，最终把所有企业区分为“公众企业”和“非公众企业”两种，把“非公众企业”限制在有限市场内生存和发展。5，多了一种有效的宏观经济杠杆，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投资需要，可以定时定期定向改变“特殊公众企业”的分配比例，以便向风险投资者实行政策倾斜。6，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满意度，不能空喊国家制度好，要保障多数人收入与少数人收入同期增长。
目前，宏观经济仍然有责任运用反市场规则的“公平责任杠杆”来限制或支持民营企业。同时，在民营效率的压力下，国企的管理也必须改进。中国的改革永远不能忘记从供、求两个方面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宗旨，永远不能忘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四个字。
三．小结
《给中国一个大智慧》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像我们生存在太阳系一样，除了大家围着太阳转，月亮还要围着我们转，我们还要跟着地球转。地球“公转”的动力有太阳引力，地球“自转”的动力有自己的引力。
凡是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事物，不论是国家、企业、小组、人体还是大脑，都在模仿太阳系的动力机制，有“公转”也有“私转”，全动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之所以缺少活力，主要原因是只尊重“公转”，很漠视“自转”；美国人总是说不清中国近２０多年以来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恰恰是因他们只尊重“自转”，很漠视“公转”。
有网友从上述哲理中受到启发，建议：“国家经济运行体制也应该模仿宇宙运行规律，才是完美的。”
同样：理性经济学和非理性经济学，一个也不能少。
（引用请注明出处）
胡志平，2004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