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国领导箴言》第22期（2007年）
【本刊讯】美国胡佛研究所《中国领导箴言》季刊2007年第22期刊登美国知名两岸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Romberg)撰写的一篇论文，题为《“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摘要如下：
自从本刊第21期出版以来，在台湾的总统竞选进程中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可以为撰写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提供素材。在大多数民调中都保持遥遥领先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在腐败案件中被判无罪（尽管诉讼方将会上诉）。马英九还在岛内四处加紧活动，做出了几项“长期逗留”努力，狠抓社会与经济问题。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出访美国。经过一场痛苦的斗争，还有陈水扁总统的少许“鼓励”，他最终挑选自己初次竞选时的对手、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尔后，谢长廷原本希望担任能承担这一角色的人选、前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当上“总统府”秘书长，兼任谢长廷的竞选总干事。民进党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副总统吕秀莲和民进党主席游锡堃，都因涉嫌滥用公款而以伪造和贪污的罪名受到起诉。虽然游锡堃辞去了在党内的职务，但他仍力主对民进党9月底通过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加以具有更为明确的“台独”倾向的解释。虽然这一努力遭到惨败，但是一些迹象表明，民进党的党内对抗将继续下去，就像在国民党内一样。其对竞选的影响还要走着瞧。台湾的防务预算终于在立法院通过，其中一些条款批准了从美国采购武器，尽管一些系统，譬如潜艇和F-16战机的命运依然存在问题。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北京和台北之间关于把奥运火炬对带到台湾的谈判以失败告终，双方都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
这一时期，一个问题逐渐在美台中三方议程中占居主导地位，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看来注定还会如此：民进党提出的关于“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案。关于通过一部“第二共和国”宪法的问题——我们在本刊第21期上曾说今年上半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鉴于美国和大陆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消逝。然而，到夏初已经引起一定争议的入联公投问题不仅在竞选活动中，而且在这一三角关系的所有三个行为主体当中，都占居了舞台中央。因此，本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台湾的公投问题
在本刊前几期上，我们谈到，民进党提起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案在两岸关系中正在成为越来越显著的一个问题、中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和加剧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件事情。自从我们上次于7月初撰文以来，这已经变成当今“唯一的”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竞选本身。
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更加详细地讨论的那样，民进党和陈水扁行政当局，包括陈总统本人，都已经就此次公投为什么有必要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大多数解释都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深化“台湾认同”和促进国际上逐渐地接受台湾作为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与此同时，这还包括坚持一项论点，即这与改变“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或者违反陈总统在2000年和2004年的就职演说中所做出的“四不”承诺无关。
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认为，无论是这一问题，还是两岸关系的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都不应当成为竞选的核心，但是事实上，此次公投看来恰恰是如此，起码在目前时期是如此。这基本上是由于，公投问题遭到了中美两国的强烈反对，并且与台湾随后发生的政治反应纠缠在一起。
谢长廷的角色
在临近9月15日的民进党“入联”集会的时候，由于充分意识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开始对公投可能会给自己的竞选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陈水扁特意把谢长廷与这项活动牵扯到一起。陈说，关于发动公投运动的决定经过了范围广泛的讨论，包括与谢长廷协商，谢也是提出和支持公投行动议案的民进党中央常委会委员。他说，谢长廷将近20年来一直支持利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他在最近访问美国前后在这一问题上态度都“很坚决”。陈水扁还声称，他也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两封信事先都与谢长廷讨论过，并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因此，谢长廷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本刊前几期的文章中所讨论的那样，他付不起代价来疏远泛绿阵营中的无论是陈总统还是其他人。此外，他当然支持有关台湾享有主权的独立地位的原则、其加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权利，以及正式独立的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他显然认识到了公投可能会不仅可能会给他的竞选，而且假如他当选，还可能会给他促进两岸关系顺利和与美国建立和谐的关系的能力造成损害。
虽然谢长廷说过，他不会把公投当作自己竞选的核心，但是他在访问美国之前却仍然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我不会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或者安抚美国而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而是将利用即将进行的出访，让美国了解此间人民的愿望。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它是一家工厂或者公司。”
与此同时，谢长廷还说，他将谋求与华盛顿建立互信，并将“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观点。
一些迹象表明，在准备访美时，谢长廷起码会与美国官员私下交谈，试图使自己脱离陈总统在公投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即使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坚持党的方针。然而最终，据报道，谢在私下场合采取的观点与其公开观点很相似，而且据说对美国官员来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据说，谢长廷认为，美国不应当强烈反对这项公投，因为中国并非真的对此感到担忧。北京知道，台湾无法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这一做法遭到了强有力的否定。美国政府坚决地站出来，向谢长廷说明，华盛顿认为问题有多么严重，而且责任将被推在他而不是仅仅推在陈水扁身上。他还遭到驳斥，因为他说，这项公投不是独立方面的，而是争取国家认同方面的一项演练，而这反过来对于支持做出更大的防务努力也是必要的——这正是美国急于获得的东西。
虽然在美期间，谢长廷试图以种种理由回避对公投的批评：声称公投无法停止，因为它反映了甚至国民党也不得不尊重的人民的民主愿望；这并非正式的“更名”；这并非将会以一场有关“正式独立”的公投为高潮的一系列公投的开端（他说，由于台湾已经独立，因而并不需要为此目的举行公投）。谢长廷一口咬定，他急于改善两岸关系，而不是使之复杂化。
另一方面，在从美国返回后不久，谢长廷就对“三立电视台”记者说，在5年内完成更改国号和修改宪法是可能的。他说，这不会是改变现状，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谢长廷含沙射影地批评陈水扁，说问题并不在于提案的内容，而在于缺乏充分的沟通：“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之所以反对这样做，主要原因是（陈水扁当局）没有事先通告。”
在美期间，像以前一样，谢长廷强调，他将十分重视国家安全。他宣称：“重要的莫过于维护人民的自由。要维护国家安全，唯此为大。事关生存。”在接受三立电视台采访之后的一次后续采访时，他说，虽然他认为，台湾岛内在更名问题上的团结一致将有助于在5年左右时间里扭转美国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不会拿国家安全来赌博”。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详细的阐述。
在本文即将发表的时候，谢长廷宣称，虽然陈水扁在国家政策问题上最后说了算，但是他自己则在竞选战略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陈水扁表示同意。他们声称，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任何分歧，但是这看来仅仅是在正式意义上属实，因为谢长廷显然担心入联公投会影响他的竞选。这将会对有关公投的最终决定产生什么影响还远非清楚，尽管局势看来有利于陈水扁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优先决定权。
美国因素
在本刊的上一期中，我们谈到美国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举行关于“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在6月18日介绍背景的一次讲话中，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的一位官员敦促陈总统放弃入联公投的提案。一夜之间，台北外交部就驳斥了这位官员的论点。次日，国务院发言人做出了“公开的”回应。
发言人复述了这位官员已经“在私下场合”阐述过的理由，并说：“美国反对看来企图单方改变台湾地位的任何倡议。这包括就是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举行公投。”6月22日，在回答问题时，这位发言人重申了这一声明。他说，美国“原则上”并不反对公投。在此范围内，他强调，美国的确反对按照3天前，即6月19日提出的标准举行公投。
美国的反应超出了言辞，包括了限制副总统吕秀莲7月初访问拉美的往返的过境安排问题。虽然台湾官员纷纷试图否认其中的联系，但吕副总统在回来以后于7月月中接受台湾民视电视台采访时却相当公开地谈到这一问题。
8月间，陈总统出访中美洲时，美国以更为强烈的措辞表示不悦，把他在阿拉斯加的逗留限制在最低限度的加油范围内，而不允许他进入“美国大陆地区”。这是有意义的。在从台湾出境时，陈对“在我的总统任期内的所有出访当中的这一空前体验”做出了抗议的表示。在阿拉斯加逗留期间，他会见美国在台协会名誉主席浦为廉(William Brown)时没有带领带，也没有穿夹克衫。此外，他在飞机上以及自己的衬衫上到处张贴“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小标语。
在返回途中在阿拉斯加加油时，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迎接了他。作为对薄瑞光的迎接所显示出的“尊重”的回应，陈做出了重要的表示，穿上了西装，带上了领带。在出境和返回途中的逗留期间，作为对自己感到所受冷落的明确反应，陈在飞机加油的一小时左右时间里不肯下飞机。在此过程中，他确保了一切情况都被随机的大批媒体代表记录下来。
由于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受到不体面的待遇，而且为了突出表明自己忍受了这种不体面，因为入联申请很重要，所以陈决定，在出访期间的公开讲话中，他将只提“台湾”，而不提“中华民国”，甚至不提“中华民国（台湾）”。因此，出访自始至终，他都自称为“台湾总统”，与他在7月份写给联合国的公文中所用的称呼相同。
虽然今夏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试图利用悄悄的外交活动，使陈水扁放弃公投，但华盛顿感到自己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情况何以如此，以及陈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总统的责任：这位台湾总统利用在飞机上与薄瑞光交谈的机会敦促美国保障民主的价值观，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无论如何，到8月底，由于外交手段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所以决定由副国务卿尼格罗庞提就此事发表公开讲话。8月27日，甚至在陈水扁还在中美洲的时候，尼格罗庞提就接受凤凰电视台记者采访，专门讨论公投问题。
在不仅在大陆而且也在台湾广泛报道的评论中，尼格罗庞提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友谊，但却接着对公投表示“十分担忧”。他解释说，美国反对这样一次公投，因为它被看作迈向改变现状的一步，这一步骤可以解释为迈向宣布独立。他说，如果这样做会带有挑衅性，并且违反了陈水扁对台湾人民、国际社会和布什总统做出的承诺。虽然尼格罗庞提回避了关于如果举行公投会给美台关系带来什么后果的一个“假设”问题，但是他在采访的末尾强烈表示，虽然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但是推行进一步的民主化必须采取“一种认真和负责的方式”。
另一只鞋仅仅三天后就落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丹尼斯·维尔德向新闻界通报了布什总统即将出访澳大利亚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维尔德重申了美国反对民进党的公投，提及美国由来已久的立场，即它不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也看不到台湾实际加入联合国的任何前景。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公投“只会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而我们认为这没有必要”。
这一时期最后的打击在主管与中国和台湾相关的事务的国务院高级官员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到来。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托马斯·克里斯坦森）代表整个行政当局发表明确的讲话，就美国在公投问题上的政策做出了非常直接和彻底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他都对陈水扁一再提出的美国究竟反对什么的问题做出了直接的答复。他驳斥了陈的断言，即“只要我们走民主道路，任何国家，无论多么丑恶，都不可能对我们动武”。
柯庆生十分详细地阐述了美国担心的是什么，以及华盛顿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民进党的“入联”公投。他所传递的信息的核心是，任何事情，只要危及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就直接违背美国的利益（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而民进党的公投所做的恰恰是这一点。柯庆生直言不讳地表示，让美国感到困扰的是“更名”问题，他对台北的一项论点不屑一顾，认为其“纯属墨守法规”，就是这项公投即使通过，也不会达到寻求更名的地步。
柯庆生说，“在许多人可以解释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公决”中提出台湾的名称问题带来很大麻烦：正是公投中的“寻求更名”“使得这项提案在我们看来像是旨在改变现状的一项步骤。”
“虽然美国反对中国对台湾采取高压手段的立场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也不接受一种论点，即带有挑衅性地主张台湾独立对维持现状或对台海的和平稳定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断言，以及就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都是显然并不十分符合台湾人民和美国利益的、不必要的挑衅。”
布什与胡锦涛在澳大利亚会晤
就在这个当口，就是在尼格罗庞提接受采访之后，但在柯庆生发表讲话之前，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澳大利亚会晤。
这次会晤的前一天，在许多人认为是向布什传递的一个口信中，胡锦涛在对大多为华人的听众发表的10分钟演讲中，专门用了3分钟讨论台湾问题。虽然他开头强调了两岸之间的积极的人际交流，但接着却提高了声调发出警告：
“实现与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我们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然而最近几个月，台湾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和分裂主义立场，推行所谓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等分裂活动。”
“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景。但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根据一则报道，胡锦涛次日会晤布什时，用了半个小时讨论台湾问题。虽然布什总统在两人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到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但胡锦涛说：
“我还（向布什总统）通报了台海局势的发展。布什总统也阐明了美国的立场，即美国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做法的一贯立场。”
一位中国发言人事后加以发挥。就台湾问题，他说，胡锦涛强调，今明两年将是台海局势的“高危期”。台湾当局不顾各方的警告，明目张胆地恢复分裂活动，比如提出“入联公投”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这位发言人报告说，胡锦涛接着说：“我们必须向台湾当局发出严厉的警告，即以任何形式谋求‘台独’的任何分裂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这位发言人然后谈到美国的立场：
“布什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反对改变台海两岸关系现状的任何单方行动。他说，美方充分理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担忧。就台湾有关‘入联公投’的提案，布什说，美国副国务卿尼格罗庞提当即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反对台湾当局的行动。他还说，美方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并愿意就此保持密切沟通。”
在美方就此次会晤为新闻界举行的汇报会上，国家安全问题副顾问吉姆·杰弗里对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做了如下介绍：
“会晤开始时讨论了政治问题。首先是台湾问题。总统重申了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要胡锦涛放心，他的立场没有改变，陈述了我们对台湾的入联公投的担忧，我们刚刚公开表示了这种担忧。中国国家主席表示了他的担忧。”
在回答问题时，杰弗里谈到以下的可能步骤：
“我认为，他们了解布什总统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对尼格罗庞提上周公开重申我们的立场感到高兴。我们提到了这件事。双方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眼下，我们将继续监视台海局势……
我们对台湾所采取的这一步骤感到十分担忧。我们也不想看到酿成太大的事端。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由于台湾人的行动而受到挑衅。因此我们目前将恪守我们的立场，继续发挥我们对台湾人的良好影响，以期改变他们的立场。”
台湾对美国有关公投的批评的反应
虽然台湾报纸开始刊登一些评论，说对美国在入联公投问题上的施压的反感情绪正在形成（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民进党党员。但并不是全部），尽管陈水扁等人在不同的时候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但是他倾向于对与华盛顿之间的分歧加以轻描淡写，并渲染构成基础的良好关系。他批驳了一种说法，即美国是台湾的敌人或者对手。他还把美国称为台湾最亲密的友邦，说：“哪怕是恩爱夫妻也有吵架的时候。”
陈水扁还谈到，尽管是断断续续地谈到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沟通问题。在9月月中参加高雄集会途中，陈水扁谈到美国和台湾的外交部与国防部之间的“范围广泛的”接触，说公投问题“丝毫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接触。此外他还说，双方政府在上半年里进行了“高层”对话，这种对话通过各种渠道继续。
但是6月底，他的驻华盛顿代表曾呼吁就公投问题进行“更多的沟通”，要求“决策者们”访问台北。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陈水扁有时也抱怨与美国之间缺乏充分的接触，指责说，高层的沟通已经中断了“一段时间”。他呼吁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派“代表团”访问台湾。（正如柯庆生在讲话中所强烈表示，从美国的观点看，问题并不是缺乏充分的和权威性的沟通，而是在于台北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对美国的严重关切没有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台北对中国的声明的反应往往是置若罔闻。陈总统否认公投会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声称“这不会发生”。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不肯就胡锦涛主席有关“高危期”的言论做出回应，理由是大陆一直对台湾采取严厉的方针，因而没有必要“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发表的恣意言论大做文章”。事实上，台北的一些人士说，布什在悉尼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种看法也许反映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情绪，即布什没有像他2003年12月所做的那样，在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面前公开斥责陈水扁。另外一些人比较准确地认为，这也许仅仅是“风暴之前的平静”。
中国对美国有关公投的批评的反应
尽管两国领导人在悉尼进行了显然很融洽的会谈，中国对美国就公投问题发表的一系列公开声明显然也感到高兴，但是美国立场的一些方面仍然困扰着北京。首先，美国是否会诉诸行动（而不仅仅是限制过境）来支持自己的言论，这个问题还不清楚。8月份美国曾经向国会发出通告，说它打算向台湾出售60枚“鱼叉”反舰巡航导弹和相关的装备。柯庆生发表讲话后，行政当局立即向国会通告，它可能会向该岛进一步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
此外，美国的一些言论——以及纽约的行动——表明华盛顿并不接受中国对联合国大会关于台湾地位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的决定性实质的解释。显然是由于这些因素，而不是注重支持美国在目前的突出问题上——制止公投——所采取的“积极”步骤，中国外交部抓住了柯庆生讲话的一个问题，就范围更加广泛的一系列担忧发表了一番试探性的讲话：
“美国政府最近多次重申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我们希望美国将履行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做的承诺，与中国一起共同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关系的大局。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内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并且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中得到重申。
台湾当局最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证明，他们正在加紧台独活动。任何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758号决议和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不符合广大公众的意愿，是注定要失败的。”
最后的想法：一些个人意见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希望在2007年12月的台湾立法院选举和2008年3月的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就台湾海峡复杂而仍然危险的局势补充几项自己的想法。
从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上讲，陈水扁的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就是搞民主既是台湾最大的长处，也引起中国最大的担忧。但是，必须进一步考虑这一想法，既看到其中的陷阱，也看到机遇。
陈总统说：
“无论公投通过与否，我都认为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将加强岛内的团结，并就有关台湾前途问题，包括台湾与中国关系等重要问题形成共识……我们最好的防御武器就是公投所体现的民主的最具体的实践、方法论与精神。”
但是，有了民主，并不是就可以任意胡为。民主社会，甚至正在为跻身世界而奋斗的社会的领导人，也有义务在倡导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维护自己人民的切身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并不是一种“两者之间可以任选其一的”选择。
大多数人，包括对台湾的政策感到担忧的中国官员，都了解台湾人民的愿望，即要求控制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充分参与国际生活的能力，以及享有随之而来的权利和责任，并且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虽然中国官员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他们甚至了解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
我们不能重写历史，或者通过我们能够掌握的一切合理的推理或者感情的力量来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面，因为这已经有了60年的演变历史。我们也不能改变地理条件。这一历史和地理条件所衍生的严酷的现实之一就是，如果要求获得正式的和独立的主权地位，就会招致悲剧。另外一点就是，不管有利于民进党公投的论点可能有多少并且有多么强有力，我们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就是虽然它必然会不是被看作目前朝着法理独立的越线，但却是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一步。情况就是如此，无论支持公投的每个人是否希望这样。实际上，台湾42%以上的人民都同意，这就是公投所代表的。因此，无怪乎大陆的许多人也这样认为。
一些民调结果表明，台湾也许有70%的人民都认为，中国将在这一公投问题上开战。我同意这一评估。这个问题本身很可能并没有严重到使中国认为有理由对台直接动武并造成相关后果的地步。但是，由于通过公投会被看作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一步，所以北京面临的困境是，鉴于民进党显然打算推行台独，所以如果大陆现在不做出任何反应，那么它何时才应当表明立场，以使台湾悬崖勒马？中国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它别无他法，只能动武。
此外，中国担心，美国主要的，也许甚至是唯一的担忧就是避免爆发战争。因此如果陈水扁能够推行其议程，而又不造成任何人们所认为的战争风险，他们担心，美国就不会有动机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他的活动。在大陆看来，这样做只会促使陈水扁加速铤而走险。因此，使华盛顿认识到台湾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潜在危险是北京的当务之急。
中国领导人显然急于避免陷入一种境地，就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动用占压倒优势的武力。可以认为，只要他们“面对事实”，让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他们就能够摆脱中国自己造成的困境。但是即使人们可以希望，有关两岸关系的最终决定将涉及今天甚至没有考虑到的安排，就是满足人民和双方的当局的根本愿望与需要的安排，今天的情况也并非如此。一种观点会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就是认为，由于最终也许会万事大吉，所以可以假设就会如此，因而就可以抱着最终获得积极的结果的期望而无视中国今天的反应。
陈总统显然并不想使台湾人民遭受悲剧，台湾其他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如此，包括两位总统候选人。但是，民进党在入联公投问题上所选择的、陈总统所支持的方针就是冒着这种风险。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公投对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也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可以理解陈总统对台湾前途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迫使他表示，虽然他尊重美国立场的意图与善意，但是他持有异议，因而会继续搞下去。但是至少我很难理解导致他继续执行使美国显然感到不安并且使华盛顿和台北的隔阂越来越加深的一项逻辑。因此，考虑到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激起众多国家的猜疑和怒火是有利的，这些国家宁愿简单地以务实的方式与两岸打交道，但却在问题提交联合国的时候被迫表态。
台湾岛内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政治斗争很明显。但是，假如局势沿着目前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就不得不弄清，民进党的看法是否正确，他们认为台湾人民要求推行公投，而且一旦确定公投，就要予以通过，不惜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这个决定显然要由他们做出，但是起码有一些迹象表明，如果把陈总统选择引用的抒情诗修改一下，他们并不准备为了公投的或者台湾独立的神圣事业而下地狱。
既然如此，可以肯定，北京几年来本来可以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做出较好的选择，如果大陆的目的是赢得台湾的民心，并且起码要消除走向正式独立的任何势头。正如我在本刊第21期中写道，大陆人民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台湾人民的心理和抱负。起码这回（与台湾以往的总统选举相比），北京一直谨言慎行，试图避免公然发出威胁。这是正确的。
此外，有不同的，威胁性较小的方式，可以用来解释此次公投的重要性。甚至在大陆专家的评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中国官方观点的解释。一种论点认为，不管陈水扁和几乎所有其他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居心多么险恶，入联公投多么无法令人接受，美国加以制止的责任多么重大，公投的实质重要性都在于台湾的选举政治方面，因此大陆需要保持正确的看法。另一方面，这一“选举目的论”遭到了指责，被认为是“避重就轻”，未能解释公投推行台独的根本目的，因而有使危机失控和使危险加重的风险。
因此，我认为，这一具体的公投中所潜藏的不安情绪反映了一种更大范围的担忧：中国对一系列选举和公投等举措的长期影响感到担忧，因为这些举措使台湾人民的一种感觉加深，即他们应当而且能够就自己的前途问题，尤其是就两岸关系和国际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无论北京还是什么别的人都不应当试图告诉他们怎么做。当然，这种感觉已经存在，但是伴随它的却是贯穿台湾社会的一种广泛共识，即台湾的安全和福祉取决于避免过度或者过快地加剧紧张局势。现在，由于在“认同政治”加剧的时代中，两个政党都在争取选民的支持，所以保持对价值观和其它国家利益的兼顾将会更加困难，尽管鉴于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这样做更有必要。
北京知道，它无法成功地驳斥采用民主工具来决定内政的发展方向。这标志着一种变化。4年前，人们听到的是大陆上对任何采用公投的活动的严重关注。但是，美国阐明，它不打算表明，台湾不应把公投用于内政，也许是在这一事实的帮助下，中国的立场改变了。现在，虽然中国对公投对台湾人的态度的影响仍然怀有根本的担忧，但是以一种十分类似于美国的方式，中国的警告现在集中在公投的内容可能会促成两岸间对抗的问题上。
我们最后来谈谈美国。台湾人民批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因为他于2004年4月在国会作证时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反对会改变我们所界定的现状的单方行动。对北京来说，这意味着不对台湾动武，或以动武相威胁。对台北而言，这意味着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要谨慎行事。对双方来说，这都意味着不要发表会单方改变台湾现状的任何言论，或采取任何行动。”
除了表示不满，认为美国不应界定现状之外，台湾人民还问道，那么美国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如上所述的凯利的一番发挥响应了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几年前的讲话。凯利谈到双方都应采取克制态度的问题。实质上，这两位官员所说的都是，美国不接受双方任何一方对现状的定义，并坚持认为，双方都不应当寻求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对方，或者国际社会头上。这一立场显然对入联公投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性。
但除了这种谨慎态度之外，美国的立场长期以来还带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敦促双方都采取措施为建立两岸间的建设性关系提供便利。这首先会促成一种信任感，即相信双方实际上都不会试图将自己有关现状的定义强加给对方。而在此过程中，，和平与稳定就会得到巩固。然而除此之外，这还会帮助在目前不存在空间的地方开创空间，不是用于推行旨在实现某个特定结果的事情的空间，而是提供便利，以便在现在和未来处理相互关系方面采取更为富于创造性的对策。
这就使我们远远超越了公投本身。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暗藏在围绕着一个特定文件的日常争吵背后。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值得考虑，因为双方都不仅将在今后几个月里，而且将在2008年5月以后处理相互关系。届时，一届新政府将在台北就职。人们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开始。（尹宏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