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稳定物价是保障民生之根本 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 2007年12月11日，星期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11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该月CPI涨幅已经抵达6.9%，再创今年新高。 今年头两个月，CPI涨幅均低于3%；3、4、5三个月CPI涨幅均突破3%；6月突破4%；7月突破5%；8、9、10三个月均突破6%；11月CPI涨幅更是逼近7%！ 如果考虑年末及随后春节消费高峰的影响，则12月CPI突破7%应该已是大势所趋、市场所向。因为CPI上涨的动力源至今仍未消除，而且还有可能存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示范效应拉动全面物价加速上扬的风险。 同时，今年前11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4.6%！这更是创下了近11年（自199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 有人说，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肉价和油价拉动或推动，并因此而认为现在的物价上涨仍属结构性物价上涨。但笔者认为，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能仅从物价本身论物价。实际上，物价过快上涨正是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结果。然而，当市场供求失衡不再是因为“短缺经济”作用时，则一定是经济结构失衡或是经济增长过快所致。
从目前的中国现实来看，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过快两大宏观问题同时并存。一方面大批量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石化、化工、水泥、建筑、建材、造纸）增长明显过快过热，而高科技创新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态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则严重滞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2007年GDP增长率官方估计为11.5%，更是创下近13年来的历史最高记录。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过快所导致物价结构上涨，必然会最终驱动全面物价上涨。 然而，有人却说，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严重通货膨胀相比，正在孕育中的本轮经济过热以及现在的6.9%的CPI上涨并不算什么！是吗？果真如此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及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 1987——1988年，中国经受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经济过热，这两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1.6%和11.3%，并直接导致1988——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18.8%和18.0%，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中国再次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过热，6年间GDP增速各年均超过10%，分别高达14.2%、14.0%、13.1%、10.9%、10.0%。其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各年分别为6.4%、14.7%、24.1%、17.1%、8.3%，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再次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2003——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各年增速分别高达10.6%、10.4%、11.0%、10.7%、11.5%（官方估计）。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前4年却一直维持在低位运行，2003——2006年，消费价格指数各年涨幅分别为1.2%、3.9%、1.8%、1.5%，然而，2007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则不容乐观，今年的GDP增速与CPI涨幅将双双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记录，这已成定局。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近两年来，房市与股市相互攀比、相互推进，房市泡沫与股市泡沫已膨胀至极，双重资产泡沫带来的强烈财富效应，也示范着、拉动着物价全面攀升，从而形成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格局。中央越是降温调控，股市与房市越是反向上涨，双重泡沫越吹越大，已成肆无忌惮之势。 目前，必须高度警惕我们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经济过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与前两次比较有着本质的差别： （1）前两次经济过热是在“经济短缺”背景下发生的，而此次经济过热则是在“买方市场”格局下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当今中国的“通货膨胀”量度标准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短缺经济下，通货膨胀极易表现为“短频快”的物价全面暴涨，而在“生产相对过剩”的今天，通货膨胀不再像从前那样表现为物价在短期内全面暴涨，而是表现为“先结构性上涨、后加速全面上扬”的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较强的掩蔽性和结构性。因此，在“生产相对过剩”的今天，4——6%的CPI涨幅与过去“短缺经济”时代10——20%的CPI涨幅已是差不多的同等严重了。 （2）前两次经济过热只有高通胀相随，但并未伴生“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而此次经济过热的最大麻烦将是通货膨胀与“双重泡沫”相伴相随。在短缺经济下，不仅商品短缺、资金紧张，而且市场开放有限，因此，难有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的同时伴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不断开放，在经济高增长热潮的驱动下，在“投资收益率”示范与攀比下，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双双而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膨胀，并与物价上涨“交相辉映”。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既是本轮经济过热的“富贵病”，更是本轮经济过热的“难治之症”。 （3）前两次经济过热的动力源主要是国内因素，而此次经济过热的动力源却来自“外资”与“外贸”。近十年来，巨大的外资净流入致使中国的资本顺差不断膨胀，同时，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出口模式更无形地夸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正是“双顺差”携进巨量外汇资金进入中国，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外资”和“外贸”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动力源。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经济过热的最大麻烦之所在。 这种原本建立在“外资”和“外贸”拉动下的经济高增长，再加上“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增长模式，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高，但代价却不小。粗放式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是过度竞争与重复投资并存；拚劳力、拚资源与产品附加值低并存；高能耗、高污染与资源浪费并存；经济高增长与生态严重失衡并存。因此，如何防止第三次经济增长过热的全面爆发，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宏观形势。 最后提示：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物价环境！稳定物价正是保障民生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