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告别2007年的时候，提振我们信心的过往大事总是离记忆最近。我们也将带着这种信心去面对未来。 “嫦娥”奔月的千年梦想成为现实，是继“神五”、“神六”成功飞天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在科技创新的成果得到成功检验时，许多人泪流满面。激动的是，长久蛰伏和刻苦钻研的努力有了回报，更在于扛着自主创新的大旗，我们拓展了空间。我们扬眉吐气，令世界刮目相看。 而也有人对此并不十分热心，他们活得很实际：希望收入增长一点，物价低一点，生活环境改善一点，有房住、有医看、有学上……。其实，持这种想法的还不少。对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们，批评他们的境界如何低，“不关心国家大事”，可以理解的是，不同层次的国民思考不同的问题。 从苦难年代走过来，人们的确早已习惯并自觉信奉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也都在自己的努力下不同程度地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因此，对物质财富追求的道理始终最硬，而对经济以外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我们应该看到，不感兴趣是表象，其实质在于物质和精神的失调。
造成这种失调的状况，尽管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取向的一种社会反应。这种政策取向给人们一种错觉，以致人们在潜意识里以为只要追求经济领域的那点事情，并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最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与自己关系不大。 其实，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国家宏观发展有多个目标指向，老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民生问题的改善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但不能把它看作是所有目标。正如一个人不是孤立存在一样，宏观目标之间也并非孤立存在，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统一体，离开一个或几个去谈某个目标的实现，在现在来说有点困难，而且往后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中的关键在于几个目标之间的统筹和协调。 过去，宏观层面的多个目标确实存在不协调，出现畸重畸轻并行的格局。其累积效应产生的社会影响已经显现，比较明显的是，很多地方基层民主权利没有真正实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反有不少被异化为少数干部利用的工具，而矛盾却得不到及时化解，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风气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精神层面的消极现象侵蚀人们的心灵，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很多地方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法分享，城乡差距拉大，鸿沟加深。 这种格局一旦延续下去，必然会使得长期累积的矛盾不断释放，增加社会平稳运行的风险，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大局。因此，宏观目标之间失调的局面必须改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过去的决策。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一个人口最多、底子较薄的国家进行大胆探索，各个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中心任务也就有所差别，从而形成这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工业优先，重积累轻消费，就与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而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就是因为我们那时整整耽误了十年，经济困难，解决吃饭问题是摆在首位的大事。在九十年代初期，虽然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又要解决一个产品短缺、体制僵硬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起步。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也为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经过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到3000美元之间，这个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与我们的现实比较吻合，因而，我们需要从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转变，致力于“四位一体”的建设，由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形成社会群体既关心个体发展，又关心他人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局面。 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协调，宏观目标之间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有大局观和整体观，这是协调的表征，也是本质要求。正如中医治疗注重整体疗法，辩证施治，其讲究的就是肌体的阴阳平衡与协调。平衡与协调是健康的标志。社会治理与之相通。 我们必须十分注重协调。协调，是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注重协调，不仅要注重宏观战略之间的协调，还要注重不同政策体系本身诸要素的协调，目标和手段的协调。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要十分注重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同时还要注重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从而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此外，地方和中央步调一致是实现各项战略部署的十分关键的因素，经济治理 “两防”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整体协调。 (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08年第一期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