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研究报告 （第二部分） 王杰律师 第四章有区别宏观经济政策的说明 第一节有区别货币政策方法的选择 从2007年年末国家提出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针来看，笔者前文提出控制信贷规模的建议已被中央政府采纳。但从2007年12月央行已实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来看，笔者的调控观点及策略与央行存在分歧。笔者认为： 一、关于控制信贷规模扩张的方式。相关报道表明，央行通过“窗口指导”按季度确定信贷额度，以控制信贷投放速度，笔者认为，这一方式是不可取的：其一、这种规制信贷规模的方式可能是无效的，因为自本轮调控以来，市场主体与中央调控政策之间存在“对射”性博弈，政府射一枪，市场可能回射十枪，而且是集体回射。政策制定并实施政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滞时间，但市场并不需要这一漫长过程，只要有一个对抗或化解政策绩效的行为就可以了。一个“回射”行为出现，就会引发整个市场的集体自发仿效“回射”。这种市场自发的集体行为会抵消整个政策的预期，抵消政策未来绩效。在市场机制被扭曲的经济环境下，违规或违法行为一旦以集体的形式凸现，法律的约束力都会降低，更何况无法律约束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金融机构在合谋或者非合谋集体违反央行对信贷规模的约制指导，央行如何实施其惩治手段？“责不及众”已被既往调控所证实，房地产市场普遍的囤地与惜售房屋的行为已是一个很好集体“对射”博弈例证。其二、在逐季度控制信贷规模的情况下，将致经济结构扭曲强度增强。为了增强盈利，金融机构会将信贷资金授信给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规模较大的行业性企业，而这些企业多集中在粗放型工业企业和资源性垄断企业以及产能过剩的制造业企业，而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服务行业等等高风险或低盈利能力型企业将会被排除在授信范围外，后果是国内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扭曲，而不是相反。3、过度的行政信贷管制手段间会产生大量的金融商业贿赂腐败：信贷资源一种稀缺产品，在金融环境宽松的时期，这一现象已经大量存在，货币政策从紧，金融行业腐败将会加剧盛行。 二、收窄存贷款利差，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从年内的第六次加息方式上，虽然采取了差别利率的方式，但央行仍着手于收窄存贷款利差，这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在存款基准利率上升空间不大的经济环境下，收窄利差幅度，将会导致低利率长期存在，过低的贷款利率将会导致市场资金过于廉价，从而激励粗放型投资与信贷机构的相互依赖，这显然是与调整经济结构相背反的。基于以上考虑，在有区别的货币政策方面，笔者主张实行差别利率并将存贷款利差幅度加大，对于粗放型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等产业适用最高贷款利率，无论在2008年还是在未来，都应当长久地予以坚持，直到经济结构实现均衡，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变，相应地，应当长期支持的是，对于国家扶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环保节能产业、农业以及服务业，国家应当长期给与优惠利率。笔者认为，差别利率的实施应当将短期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只有在较高贷款利率下，无论在经济过热时期，还是在经济趋冷时期，都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弹性，避免过低利率在经济上升时期与下降时期对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程度。遭遇经济危机后，长期低利率导致日本经济长期难以复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汲取。 利率市场化是货币市场改革的方向，但同时应当看到，不能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在长期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环境下，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建立首先要恢复的被扭曲的经济结构，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效用。在一定时期，依据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构性差别利率并不影响利率市场化。 在2008年的贷款加息过程中，笔者建议加息方法可采取累退递减的加息的方法，首次加息应有较大的幅度，至少应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至9%左右，各档次利率依次提高（同时再提高存款利率27个基点），然后再逐步根据流动性强弱与经济降温节奏态由大到小的幅度进行加息，直至零加息。在设定首次加息幅度的同时，依据产业调整政策分档制定相应行业的贷款优惠利率。经济降温后，这种有差别的利率仍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仍是具有调整效用的。在加息过程中，适度提高住房贷款利率，以利于引导购房消费需求向租房需求转变，推动投机需求向出租供给转变，扩大内需的动性。 基于以上因素，在规划“有区别货币政策”的时，笔者前文将价格工具作为控制信贷规模的首选工具，并没有将“窗口指导”作为信贷政策首选工具。需要说明的是，央行通过“窗口指导”加强信贷监管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住房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定位于大力发展租赁市场和买卖市场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对于低收入社会群体，以廉租房为主，对于中低收入社会群体，由市场供应的租赁住房为主，对于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者，国家鼓励其购房用于居住和投资出租。通过减免住房闲置税，推动中高收入者将投资投机性购房用于出售或出租，盘活存量房，鼓励闲置房屋出租。通过开发企业出租房屋保留制度，增大出租房屋供应量，平抑市场租金，使得市场租金能够满足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租房需求。因此，在未来的住房供应制度应当由四部分构成：廉租房、市场出租房屋、开发企业政策性出租房和商品房。国家应当充分发展租房租赁市场，引导城市居民居住消费观念，鼓励租住房屋，这样既有利于转变人人购房挤占其他消费需求的扭曲观念，同时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总需求的增长。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社会群体收入的分层结构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市场都不可能保障人人购买到住房居住：即便是经济发达、收入丰腴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例外。我国经济已走完了鼓励城市居民购房刺拉动经济发展的历程，如果继续鼓励全民购房，显然与扩大消费总需求的宏观调控目的相悖，后果只能是经济结构强度扭曲。
二、关于住房房产闲置税与出租房屋登记。在设置该税时，笔者借鉴了现行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设置方法，为了避免立法上的冗杂程序，国家可直接将现行房产税条列修改为本文设定的住房房产闲置税，按建筑面积征税即可实施。实施时，租赁房屋以办理租赁登记为准，房屋租赁登记统一由房产管理部门与公安部门协同办理，这样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租赁市场监管也有利于社会治安秩序治理，房产登记系统与户籍登记系统可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效用。 三、关于房地产开发制度与建设市场的发展方向。在当前建筑市场与房地产开发市场二元化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竞争导致建筑商不仅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承包方，同时也变成了开发商的融资商，大量的垫资行为不仅损害了建筑商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建筑市场秩序，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招投标法的权威性，损害了劳务分包农用工的利益，清欠民工工资已成为了中国经济领域的一大怪异现象。这一事实的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监管成为了摆设，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仍于事无补。笔者认为，造成中国房地产建筑市场如此混乱不堪并长期难于规制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与建筑市场二元制度。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较而言，是一个缺乏科技创新含量的行业，同时也是一个解决就业数量最少的行业，但却是一个占用市场资源权重最大的行业，并由此成为超级利润的行业。笔者认为，为了消除房地产市场与建筑市场区隔存在的弊端，国家应当给与大型建筑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许可牌照，以逐步改善房地产市场与建筑市场存在的不良资源配置状况，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就业者收入。在实行这一制度过程中，国家应当加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和社会监理单位的地位与法律责任，以保障开发项目的建筑质量与生产安全。 四、物业税的设定与实施。笔者建议在国内土地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统筹规划完成后实施。当前国内税负过重，过早征收该税不利于扩大内需。 五、行政审批许可效率：加强反腐与廉政管理，杜绝地方政府及其土地、规划、公安消防等部门行政审批官员与工作人员吃拿卡要的行为，在法定期限内，加强监督，限期办结行政审批许可手续，杜绝寻租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节地方政府乱收费的规制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主导的投资下，确实办了不少公共服务好事，但也有一些政府大搞形象工程。在这些公共服务好事和政府形象工程的背后，更多的是政府支出的透支和负债的增加，为了转嫁负债或者透支的成本，各地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各项杂费多如牛毛，政府公共投资行为如果大量转移给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这显然不利于扩大内需，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主导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比如上海市对汽车牌照的拍卖，表面上是为了舒减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增加公共投资。但其实际效用又有多少，与其说是为了前者，不如说是为了谋求增加政府财政公共收入。又如有些城市在城市市区道路与桥梁等基础设施改造后，对城市和外地过境车辆征收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政府对城市市区道桥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却将成本负担转移给所有车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受益人是全社会，包括政府本身，而不是特定群体或者个体。拓宽了道路，并不能因为增加了车辆通行的福利就应当向车辆拥有者收费，事实上，在市区拓宽道路后最大福利受益的是道路两边的商业铺面和住户，道路拓宽商铺价值倍增，住户通行生活便利，政府为什么不向这些群体收费呢。 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应当是全社会承担的，而不能是特定的群体。尽管政府征收各项费用有法律法规依据，但地方政府不能无限制地滥用这些权力。地方政府有些转移公共产品成本的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政府应当量入为出或者节约政府自身不必要的开支，负债较大时应发行地方债券筹资，而不是为了扩大政绩就任意转嫁公共开支成本。 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不合理的、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的收费行为及时予以制止或取缔。 第五章宏观经济调控与反腐斗争 第一节高储蓄成因探究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储蓄逐年增高。高储蓄在为国内金融机构信用膨胀那个提供了基础的同时，却造成总需求不足。为了刺激消费，中国从1999年11月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利息税。尽管这项政策从理论上具有扩张消费的效用，但从长期来看，该项政策在实践中真实的绩效。 尽管国家在医疗、教育和房地产市场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催动了国内消费支付，但在这些领域内的巨大消费支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高的储蓄率，国内城乡居民储蓄仍呈逐年增长趋势，但从2000年至2007年国内消费总需求并没有实现相应的扩张。在国内理论界将国内需求不足归咎于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认为以上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笔者认为，消费需求不足，客观上存在以上原因，但理论界去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异。本轮经济增长以来，国内法律制度虽然较过去形式上完备了，但法律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约束力却大为降低，从国企改制到上市融资，从住房制度改革到住房制度市场化，从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到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等等，在所有改革的领域，由于国家基础体制改革滞后，在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土地出让以及司法领域，权力寻租行为泛滥，经济领域充满了商业贿赂活动，大量的灰色收入进入金融机构转变为储蓄资产，导致国内储蓄基数急剧增大，学者王小鲁估算这种由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形成的储蓄存款大约有4.8万亿，笔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2005年存款实名制实施以后，灰色收入大量除了以大量存款和现钞方式继续存在外，房产、股票、黄金等资产成为了灰色收入的另一种方式，如果将灰色储蓄和灰色资产加总，估计不会低于6万亿。 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动辄数百万数千万金额的众多大案表明，权力寻租与商业贿赂所形成的灰色财富与投资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相互助动，导致国内储蓄率高居不下，银行业货币创造能力无序扩张，最终造成国内投资逐年呈现加速态势。 在现存政制体制下，这些灰色储蓄始终无法见到阳光，无法构成消费需求，并永久性地呆滞在金融体系内成为推高储蓄存款的基数，不断滚动的本利为金融机构创造信用乘数效应提供充足的动力资源，这也是国内流动性难以减轻，货币政策长期缺乏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扭转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不利经济格局，国家应当加大反腐败力度，对于这些非法收入予以没收，用于转移支付，增强内需的扩大，减轻非法分配收入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扭曲程度。 当然，在国外可以通过金融大赦的方式让灰色储蓄合法化，以鼓励消费和投资。但这一方法可能不适合我国。因为，这样做将会对现行政制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泛滥的腐败起到激励作用。 第二节渐进改革与腐败危害 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明晰产权的市场经济，从明晰产权的市场经济到福利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已历经了以上三个阶段，从当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来看，明晰产权与福利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正在构建之中，最终将建立产权明晰的福利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表明，探索改革和发展经济的过程是一个次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成本是极大的。改革次序的存在，导致改革过程中存在改革利益分配存在不公平，这既表现在经济资源分配领域，同时也表现权力推进改革的介入领域：前者表现在在先行改革的领域存在先行收益，后者表现在非法寻租租金收益的再分配。 在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导致了两种价格体制下效率的不一致，而且也导致了大量“官倒”腐败现象。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向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制中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被低估出卖，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与大量的国有资产被低估贱卖相关联的是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行为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寻租行为，伴随着产权化进程加快，寻租行为迅速弥散，从行政领域逐步蔓延到司法领域，进而以商业贿赂的方式蔓延到各个经济领域，腐败已成为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本轮经济增长以来，社会分化的加速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已导致国家的立法进程艰难，福利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以面临严重的挑战，大部分有利于多数人福利的国家法律已难以通过立法程序，即便立法机构表决通过的法律，其立法质量显著下降，新法律在实施中遭遇了诸多难题，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争议遭遇已说明了问题的存在。这显然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呈背反的。在立法质量下降的同时，司法权的扩大已成为常态，司法权大有僭越立法权的态势，大量司法解释的诞生已成为司法部门扩权依据，在法律解释权的背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也成为司法腐败的渊源之一。 近年来，与公共权力与国有资源连接的领域，寻租行为已发展到了公开境地。凡是与行政审批相关联的领域，如土地规划，项目审批许可等领域，法定审批、许可程序以及时限几乎不被遵守，迫使大量寻租行为泛滥。市场潜规则的泛滥导致行政许可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被架空；凡是与国有垄断资源相管理的行业，商业贿赂到处充斥，以金融业为例，银根紧缩时期，大量的寻租贿金落入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口袋之中，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一现象更为可观；在司法领域，随着解释权力的扩大与司法自由裁量权力的扩大，司法系统爆出的案件表明司法人员与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相互勾结所形成的腐败正在摧毁司法公正的基础，例如在法院审判过程中法院指定的中介服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力已成为了相关法院审判人员获取司法贿赂的源泉。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中，原副院长裴洪泉仅为广东省拍卖业事务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就收受贿了款人民币150万元、港币20万元，而在其司法审判生涯中，受贿总额数量巨大。近年来司法系统浮出的众多涉案数额巨大的窝案表明：司法过程中存在的内外勾结分肥趋势已非常严重性。 从行政到司法领域，从国有垄断资源到国家立法领域，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对腐败不遏制和坚定的打击，从短期来看，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经济调控将难以顺利实现，从长期来看，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将路途遥远。从和谐社会理念提出以来，经济结构的失调与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深是最好的诠释。 在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笔者所担心的是，“腐败势力与执政党水火不容”，随着腐败的泛滥，权力寻租所形成的灰色收入将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大，因支付租金而获得超级利益的既得利益势力集团已逐步控制了国家经济基础，一旦国内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出现巨大波动影响到民生问题，国内腐败势力为了寻求“腐败利益合法化”必然会与既得利益势力集团将联结起来，形成联盟政治集团，有可能导致国内政治发生前苏联“悲剧式”变革，引致政治动荡，造成国内经济大衰退。 第三节反腐与扩大内需 从理论上来讲，腐败现象是一种非法的社会再分配形式，这种依靠权力或资源形成的分配方式会导致扭曲社会再分配机制，社会再分配压力增强。从经济学角度来透视，非法再分配形式的大量衍生会导致社会竞争的不充分，最终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与政治资源配置机制，进而引发经济以及政治危机。 腐败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前腐后继，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不仅导致国内行政官员及司法人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且也导致国内企业经营者甚至外商企业投资者承受着巨大压力。近年来外商“贿赂门”事件的频繁发生已表明，腐败的蔓延已成为国内经济资源及人性扭曲的最大根源。对于一个正走向世界的崛起的新型市场化国家而言，这绝不应当是一个国家正常稳定发展的未来。 稳定的市场机制需要抑制腐败产生的政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经济体制的变革快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后者的滞后成为了腐败滋生的根源。政制变革从短期来看存在理论与设计上的困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新政制蓝图诞生之前，国家必须依靠现有的集权体制加强反腐廉政运动。 腐败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引致腐败形式进行了变异，腐败变得更为猖獗，也变得更为社会化，导致查处腐败更为艰难。腐败发展形成的“潜规则”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哑巴政治”环境氛围。腐败规则正在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违反腐败准则的群体已经成为了社会边缘人，最近国内因某地征收“小姐税”外商放弃当地商业投资的故事并不是唯一的例证。仅仅依靠相关利害人检举举报机制来进行反腐，已不能成为反腐和震慑腐败的有效机制：零星的反腐行为以及政治教育拯救，只能对腐败程度的加深起到激励效用，90年中期代以来腐败的日渐猖獗已说明了这一点。 任何腐败行为，都与利益相关联，而且绝大部分利益与现金和资产相关联。要让腐败无处藏身，刚性制度是关键，财产登记制度是反腐的利器。在存款实名制，不动产登记制度，与股票实名制等相关信息网络制度完善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利用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财产登记制度来进行反腐，对于财产登记不实或其财产明显超出其收入的，国家相关反腐部门通过调查认为存在违法腐败行为的，即可对其进行侦讯。 为了维持改革环境的稳定，在2008年换届选举完成后，国家可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登记采取逐级登记，先从地方省级单位开始，然后逐级向下级单位进行登记；同级单位，可由官员开始逐级向下级官员和工作人员登记。这样做，既可以防止腐败串联寻求权力庇护，同时也会对未来腐败的扩散产生强烈镇摄与遏制作用。在进行财产登记时，相关登记人员应当对登记基准日前四年（从存款实名制施行前一年开始计算）其财产变动的情况予以说明，以防止登记人员转移财产，规避其对不法财产收入的申报。在立法构建财产登记制度的过程中，应当设置财产登记动态监测程序，对于未按规定程序和在规定期限内未申报的行为，应当建立相应的经济惩罚制度，情形严重的，褫夺其终生从事政治生涯的权利或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生涯的权利。 在反腐的同时，国家应当加强政府官员及司法人员的廉洁管理，禁止官员参加非公务性商务宴请娱乐活动，禁止司法人员参加相关当事方的宴请及娱乐活动，杜绝寻租交际边际机会，以保障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工作纪律的严肃性，维护行政行为及司法行为的公开、公平、公正。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员，相关部门应依照法律或者依照相关规定即时处理，并向社会进行公布处理结果；相关部门未即时处理的，上级部门应立即责成处理，并对相关部门负责人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追究责任。这样做不仅会强化政府官员及司法人员廉洁自律，鼓励社会正气，增强民主监督，也有利于重建已经沦丧了的社会道德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廉政规制，可以推进餐饮娱乐等行业的全位发展，增加社会就业面。近年来，这些服务行业已成为腐败消费的奢侈场所，行业分化严重，在大多数城市，很多供商务与休闲生活消费的中端服务行业已被挤出，只剩下供腐败消费的高端行业与工薪消费的低端行业，产业发展畸形化。 通过财产登记制度，清除隐藏在公共权力系统与国有资产管理经营部门内积存腐败人员，防止相关人员边腐败边升官，杜绝并制止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经营部门人员侵占私分国有资产以及收取商业贿赂出卖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治前腐后继，将为未来政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氛围，有利于推动国内政治与经济的民主化建设。从短期来看，有助于推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对腐败巨额非法收入的没收，不仅可以消除非法储蓄，降低储蓄率，有效改善信贷规模，改善投资结构，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同时，如果将没收的巨额非法收入用于国内支农转移支付，将有利于扩大内需。 通过财产登记制度加强廉政反腐力度，将是执政党对200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执政党应当进一步取信于民，以增强广大民众对后续改革政策的拥护与支持。 第六章人民币升值抉择 第一节经济学界观点 国际贸易顺差加大，贸易关系张力加剧，汇率已成为了中外经济关系的焦点。 在国内，汇率变动已成为了经济学家的热点话题之一。大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渐进的升值，每年不超过10%，这样做符合国内经济调整节奏；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人民币应当进行一次性升值，有报道称发改委主张一次性升值15%，以后不再进行升值，以达到抑制热钱流入的预期的效用；另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国内经济发展已面临拐点，一旦拐点出现，人民币就会面临贬值的风险，可以略加升值。 以上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有合理理论成份，但对于政府而言，这些建议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则需要认真甄别。无论采纳何种观点，都会产生相应后果。一次性升值论可能导致国内部分行业企业陷入倒闭，工人面临失业；渐进式升值，从表面上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但对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有效，很值得疑问，汇改三年来，有多少行业产业得到了调整，产业升级的企业有几何？最后一种观点虽有价值，但问题是，经济拐点何时呈现，学者们却未能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国内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如果真正认识到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汇率变动答案就会不解自开。 第二节资本技术输出与全球产品环流 在本轮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在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价格优势在全球市场竞争领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优势成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强势，进而奠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顺差格局的基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不是既存汇率制度造成的，是由于资本与技术流动造成的，是由于全球产品供给环流方向造成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求证可以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上世纪70年年代至90年代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拉美经济的崛起都与世界资源全球化资源配置相关联，在那个时代，以上国家与地区与发达国家都形成了相应的贸易顺差。 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贸易顺差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将贸易顺差的根源归咎于上述国家及地区的既存汇率制度安排，通过强力政治与经济施压，以上国家与地区毫无例外的被迫进行汇率制度改制，各国币值被动大幅升值，最终酿成各国经济衰退。与此相反的是，伴随着每一次发展中国家汇率被动性变革，发达国家经济均获得了救赎机会，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中获得了抵御危机的再生能力，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走向危机的反面。 造成这一显著世界或局部区域经济周期性特征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在每一轮世界增长过程中，资本技术流向与产品流向呈现反向关系。这种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反向关系决定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贸易不平衡。国际贸易不平衡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无直接关系。 从全球资源配置的细节来看，每一轮的全球化资源配置都会产生以下经济效应： 一、在发达国家资本技术流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流出的技术并非最新的技术，而是换代后的次级技术，最先进的技术则垄断在发达国家手中。每次全球化资源配置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进程相联系，发达国家次级技术在发达国家市场已无规模竞争效益，但在廉价生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仍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基础。 二、伴随着全球化资源配置技术的进步，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劳动力工资粘性刚性增强，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发达国家因资本技术输出而企业资本增值，但本国企业雇用员工收入并不增加，而发展中国家企业资本增值多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得，跨国企业雇用的发展中国家员工工资在不断进步的技术下变得比发达国家更具粘性。以上现象在全球经济环流上表现为：贸易顺差在发展中国家，利润在发达国家。 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人均收入低，消费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高，其消费市场只能局限于本国或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产品附加值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在全球资源配置造成的贫富分化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成为了世界性消费产品，为占大多数人口的全球中低收入消费群体所依赖。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家的贸易顺差因此而形成。 以上全球化源配置产生的经济效应从汇价上表现为：相对于发达国家货币币值，发展中国家货币存在低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其国内投资能力不足，国民收入疲软，消费长期依赖于庞大的信贷体系，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施压就会不可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惯常调整手段而已。历史事实证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化新兴国家汇率制度的被动性变革，随着这些国家本币的升值，这些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危机的陷阱中。历史事实也证明，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世界资本，垄断着世界先进技术，当发展中国家遭受本币重估升值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资本在实现资本套利后将重返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重新结合，形成新的产品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后，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面临痛苦的经济紧缩局面，市场竞争优势也随之丧失，被动地等候下一轮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 第三节人民币升值建议 近7年的全球经济发展表明，世界经济已步入了本轮经济调整末期。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化国家又将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调整过程中的被动局面。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溶入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历程。我国作为本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一员，现在正面临着这种被动的挑战。 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关系的良方，相应地，也不是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调的良方。从2007年四季度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来看，笔者过去的推断是正确的，随着房价的下跌，随着金融市场资产估值损失的扩大，美国经济已突出了衰退症状。依据当前世界经济相关数据，笔者认为，2008年一季度，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加快深化速度，信贷违约与金融资产估值损失加剧，步美国、英国房价下跌之后尘，在能源价格与全球通胀压力环境下，德国与日本也将出现消费衰退，进而引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集体下行空间放大，经济危机开始全面引发，西方国家金融资产市场的重估及资产贬值效应损失蔓延扩大，金融市场领域流动性紧缺将导致实体领域出现流动性紧缺，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抵消了西方各国克服经济下行的积极货币政策策略，二季度，弱势美元带动世界经济嵌入一个短暂的“滞胀”期，全球经济转折点呈现，三季度，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世界经济完全下行，经济衰退全球化。 如果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世界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外需受到抑制，国内过剩的产能将开始发酵，2008年二季度，实体经济部分领域的流动性首先开始硬化，市场利率迅速上升，虚高估值的国内资产价格开始出现大规模波动，在全球避险流入资金的扰动下，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伴随着短期的虚高资产价格面临重估，国内外投资投机资金将迅速避险逃逸，虚高资产价格估值溢价余额将迅速蒸发，进而引发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缺，实体经济领域与资本市场领域流动性紧缺将在2008年三季度初交互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恶化开始打断国内市场领域内的流动性，产能过剩危机与金融危机同时引发，人民币币值处境隐性逆转，币值对内快速升值开始阻断对外升值，三季度末期，在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尽管人民币值的稳定有利于增加外需，但全球的经济衰退已导致这种外需增加的概率呈负相关系。国内产品的外在需求将淹没在全球危机之中。 为了应对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应过大，总体上应当全年控制在10%以内，实行逐月1%波动升值的方式，上半年升值范围不应当超过5%，如后半年全球经济陷入显性衰退，升值进程估计在三季度出现逆转，国家可择机就势变更汇率波动方向，以利于国内经济稳定运行。 在全球经济完全转入衰退之前，我国应当加速经济调整的刚度与速度，一二季度内，我家应先行加速对国内经济降温，在风险预期舆论引导下，积极使用高压货币政策并辅以财政政策压低楼市与股市的资产价格，加强境外资本流入监管强度，谨防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时国际游资非法入境避险套利，推高经济泡沫。随着资产价格降低，城乡居民手中流动性头寸增加，有利于扩大内需。经济先行降温后，在全球经济调整期内，明年我国可先行进入经济复兴调整阶段，继续以差别利率与差别税率双结合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如果我国经济降温滞后于全球经济衰退，在全球经济完全转入衰退后在对经济降温，被全球资本推高的国内资产价格将会在短期内崩溃，扩张的产能危机与金融危机将有可能彻底摧毁国内经济运行的基础，这将为我国经济带来一种无法控制的动荡格局。 第七章改革理论模型及实践设计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清晰的表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型市场经济。三十年的改革道路是曲折的，但经过曲折的改革，市场化目标已经不可动摇。从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目标市场化的定位，未来改革将不应再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已产生了诸多负效应，如果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统筹规划后续市场化目标改革模型与设计，未来的改革或将遭遇更大的经济困难，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融入将使得国内经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并难以掌控。 对于我国而言，现在不仅要注重世界风险经济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特别注重国内市场经济构建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设计，注重构建推动市场经济模式完善的政制模型，而后者模型的建立是决定和推动前者模型建立的基础，后续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更为强权+民主的结构性政治机制来推动。这也是笔者始终强调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的始终因由。作为一种推动改革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型政治体制，保持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建立，民主政制的转化也就会相应的建立，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在理论模型与实践设计过程中，需要理论模型转换设定的连续性。 加速国内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政制模型的构建，至关重要，模型的构建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深化后续改革，而且有助于指导并完善国内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近年来，执政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但这些理念的实施，如果缺乏系统的理论与“一揽子”统筹规划，仅靠非系统的、渐进的局部实验室改革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化的。 2005年以来，由于政改滞后，腐败与经济无序化趋势已导致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遭到了严重损害。如果执政党不及时完善执政理论与改革设计，强权深化改革，显而易见的是：在全球经济风险调整期内，下一届政府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为严峻的历史性挑战。 2008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