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结构性通胀时,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生猪肉涨价。经济界对涨价的原因做了许多分析,我都分别看过了,认为分析的也对也不对。对,是指看到了问题的某种原因;不对,是指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人透彻指出本次结构性通胀的根本原因。
大家不要奇怪,我对猪肉涨价是喜忧参半。这是因为,我是用“市场容量”创新理论来分析中国资产价格膨胀和蔬菜、猪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篇文章,集中说一说猪肉涨价问题,别的可使人触类旁通了。
所谓“市场容量”,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实现的末端商品交易总量。
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仅有使用价值需求没有可支配货币的消费群体,是贫困的消费群体;仅有可支配货币没有使用价值需求的消费群体是十分富裕的群体(他们的富裕财富可拥有“价值”需求即投资需求)。我们把这两种现象均称之为因消费要件不足而不能实现的市场容量。当使用价值的需求层次与可支配货币的拥有量的配比情况形成某种对应关系时,相应的市场容量就会激活并突然扩张。
为便于理解这种“配比关系”,让我们先来认识一种“消费群体”。
越南,是上个世纪末才开始学中国改革开放的。穷兵黩武数十年的越南,90年代初经济还十分困难。那时,中国某新闻社有篇报道讥讽越南不注重发展经济,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每周六都能看到越南驻中国外交大使,出入北京某菜市场购买一大块带膘的生猪肉回家,与家人一起改善伙食。可以想到这位仍在买肥肉的高官生活并不富裕。”
作为研究经济现象,我们把每周均有钱买大块生猪肉的消费群体称之为“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消费群体”。即:他们消费结构的配比关系体现为:可支配货币可满足基本生活的使用价值需求。那么,比这种消费群体更困难的,则是那些只在逢年过节才肯花钱买猪肉的群体。而在每周买膘肥生猪肉者消费水平之上的群体呢?那便是一群常吃精加工肉食品的消费群体(吃火腿、下餐馆、吃肯德基等)。再往上的富裕消费群体则连精加工肉食品也少吃了,吃超级营养品。现在,我们给这些消费群体排个队:
1,没钱可吃猪肉的群体。(无基本生活保障)
2,买大块生猪肉的群体。(有基本生活保障)
3,买精加工肉食的群体。(进入了小康生活)
4,买超级营养品的群体。(中国较富裕群体)
明确说,在2004年以前,中国城市居民中大约有三千万人陷入了无基本生活保障的困难境地。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强令各级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增加他们的低保收入,才使这批人迅速从第一类消费群体进入到第二类消费群体。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短短时间内从“素食者”变成“肉食者”,引起了猪肉价格上涨――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为什么会“喜忧参半”?喜是:困难群体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它值得我们为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决策效果感到高兴。忧什么?中国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是一种十分脆弱的经济结构,任何一种因素都可以引发连锁反应,任何一种物价上涨均有可能引爆全面通胀或全面紧缩。
我认为,只要能挡住某些不法商贩故意哄抬肉价,只要能增加市场供应,喜忧参半一定会转变成有喜无忧。
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学会研究市场容量。研究市场容量必须研究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的配比关系。富裕群体的剩余财富找不到投资出路一齐涌向虚拟和泡沫市场,这与市场容量有关;买膘肥生猪肉的消费群体很少买家用电器等商品――所以家用电器不涨价,这与消费层次的配比关系有关――刚刚有生活保障的人不会很快变成另一种市场容量。总之,中国经济目前发生的一切,三分之一的因素是国际货币贬值引起,而三分之二的原因则是国内市场容量所包含的消费结构配比关系严重失调。贫富差别过大是内因。国际货币贬值是外因――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外因。
希望经济学家们高度重视“市场容量”创新理论内涵,不要随意运用他国经济学给中国的通胀开错药方。目前,缩小贫富差别,均衡或扩大市场容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尽管经济表现十分复杂,但用科学理论可以透视事物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