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目前的通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外加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局部性成本推动型通胀，这种通胀可能在中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应对这一通胀局面，我们不应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可以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补贴生产。对于企业而言，应依靠技术进步控制成本，增强竞争力。 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势头。1到10月消费物价指数上升4.5%。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为全年通胀率达4.7%。在通货膨胀率逐步攀高的形势下，货币当局采取了紧缩政策，一时间，久违的关于通胀的忧虑重新笼罩中国。 未来十年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典型性通胀，即，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成本推动型的、发源于局部产品、同时又是部分地从国际原材料和粮食价格输入的通货膨胀。这种非典型性通胀将于未来十年内持续地存在中国经济中。 传统意义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指的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性活动失控所导致的、产品市场相对短缺而引起的通胀。过去30年中，这类通胀曾反复在中国出现，最典型的是1985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伴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这种价格上升往往是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存量上升带来的，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有效，但往往力度不够，所以通常伴随着行政指令性的急刹车方式以遏制投资欲望，从而抑制通货膨胀，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经济典型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而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非典型意义的新型通胀，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如果中国出现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胀，那么其形态往往是全局性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会导致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飞涨，而当前的通胀突出表现为农产品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其中，能源价格上涨是由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屡创新高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由于短期内农产品供给不足导致，而劳动力工资上涨是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步走向尽头，与对农民工的进一步需求一起导致了农民工工资率的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农村富裕的中壮年劳动力已基本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一步转移则面临工资率的上升。这与笔者今夏在广东的调研一致。近两年，珠三角一带平均工资已上涨25%，中小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劳动力短缺。 与此同时，在现今中国经济中，除农产品价格外的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明显，如耐用消费品、工业制成品还有服务产品，因此，传统的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胀不能解释现今中国的通胀情况。 二、如果今天出现全面需求膨胀导致的通胀，那么绝大部分产品市场上都会出现需求大于生产能力的情形，这显然不符合当今中国经济的特点。当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内消费明显不足，绝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倚重出口消化产能，钢铁、水泥、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表现得较为突出，即便在一些产能过剩并不明显的行业，企业进入非常活跃，非银行机构的资金供给充足，如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由于大量民营企业的进入及投资意愿而供给充足，价格很难大幅度上升。 三、从储蓄与资产价格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储蓄率阶段，居民储蓄率在35%以上，企业储蓄占全部储蓄的65%以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实质性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居民、企业、政府突然由储蓄转向消费，引起全面通胀。事实上，当今中国大多数居民已经开始寻求资产性回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储蓄涌向各种资产（投资品），导致了证券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在大多数居民已经满足温饱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大量居民抢购基本消费品的局面，因此，需求拉动型通胀在中国很难再次出现。 综上可见，中国目前的通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拉动型通胀，这种通胀将在中国经济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短缺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而国际原材料价格也将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持续上涨。因此，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胀？ 货币政策适宜中性，汇率政策应当灵活 我们认为，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类政策强调提高利息率、控制银行信贷，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真实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大量由银行储蓄流向消费（小部分）、投资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须看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对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有雪上加霜的作用，它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市场，无助于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因此，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不应该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转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 更重要的是，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可以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减少企业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诚然，汇率上升不能太快，以避免出口企业在短期内承受巨大压力，造成国内沉重的经济变缓和就业压力。另外，过快的人民币升值一旦形成预期，将导致更多热钱涌入，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泡沫化问题。 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对成本的控制上，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以节省原材料与劳动力的技术增强竞争力，这也是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