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当地人看来，大兴安岭长达250天的冬季里，现在才堪称真正的冬天。
2008年元旦以来，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的最低气温一度达到零下46度。1月16日，17点刚过，看到街上已没有几人，在露天市场的雪地上站了一天的老郭决定收摊，准备回家吃晚饭。“今天只卖了二斤榛子，赚了不到十块钱。”老郭一边跺脚一边收摊儿，“天这么冷，谁乐意出来买东西。”
虽然也是林区，但老郭卖的榛子、松籽，都不是本地林区自产。“榛子是美国的，松籽是小兴安岭的。”老郭是森林坚果的行家，“大兴安岭没有红松，所以不产松籽。”从16岁进山伐木，到46岁下岗回家自谋生路，老郭一直是这个国有林区的大集体工人。因为不属于国企在编职工，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业艰难时，老郭成了第一批下岗出局的伐木工。
此时此刻，在漠河县东南100多公里的富克山中，老孙和他的六个工人正在探照灯的帮助下，紧张地装运木材。“因为（到县里的储木场）运距太远，白天伐倒的木头到夜里七点才能运完。”老孙说，“能多干点儿就得多干点儿，咱们就靠这几个月呢。”
20年前，“五·六”特大森林火灾让这片原始林区同时成为5个林场的主采伐作业区；10年前，“天保工程”从包括这里的大兴安岭开始试点。然而，时至今日，富克山仍然没有常住人口，没有标准公路，没有移动信号。
老孙一伙人挤住在一个近20平方米的塑料棚子里，棚子是在密林中临时搭建的，通铺、厨房、餐厅、储物间一拥而入，棚前是一垛烧火用的木段，棚后10米远则是一个1平方米见方的塑料围子——厕所。在四个多月的主采伐作业期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半，身为工头的老孙和工人们一样，每天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会走进这个温暖的家。
进入寒冷的冬季，当东北大多数农民选择在暖屋热炕上“猫冬”的时候，林区工人的生产旺季才刚刚开始。“气温还会下降，山里的最低温度下降到零下50度以下，很平常。”老孙说，塑料棚是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那之前，他们上山伐木住在木制窝棚或地窖里。
“虽然现在偶尔也有零下五十度的时候，但这和原来相比，差的远啦！”在于长海看来，1964年大兴安岭的冬天，比现在要冷，要艰难。
一个完美计划的夭折
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域最北、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总面积8.46万平方公里。在这块大小与奥地利国土面积相当的土地上，有林面积达到730万公顷，林木蓄积量超过5亿立方米，占全国总蓄积量的7.8%。从1964年2月开发到现在，大兴安岭累计向全国贡献的商品木材近11亿立方米。不仅如此，生活在东北三省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森林覆盖率高达78.6％的大兴安岭，每年创造的生态效益高达1100多亿元。
但这个绿色宝库，在开发前一直是林业职工的禁地。日本人侵略东北期间，他们也曾采伐过一部分沿江两岸的优质林木，然后通过黑龙江放排运出。东北解放后，因为顺江水运木材的运力有限，所以国家希望能从陆路挺进这片原始林区。
1956年、1958年，国家曾先后两次大规模地派林业职工进入大兴安岭，开发原始林区，后来都因自然条件太过恶劣而宣告失败。“大兴安岭的突出特点就是冷。”大兴安岭地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于长海说，“当年开发时，白菜冻得象石头，想吃要用斧头劈；冬天背水用麻袋，五方六月吃干菜。”
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在依靠公路无法立足林区的情况下，1964年2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决定由林业职工和铁道兵部队共同开发大兴安岭；同年，大兴安岭特区成立。到1966年，铁道兵建成了贯穿大兴安岭原始林区225公里的铁路干线，火车也随之从加格达奇开到了塔河，林业职工第一次在林区站稳了脚跟。
当年大兴安岭的林木总蓄积量评估为7亿立方米，按着这一数据，根据小兴安岭（伊春，1949年即大规模开发）的开发经验，大兴安岭制定了这样的开发计划：每年开发100万立方米，然后原地补种、抚育新林，这样连续开采70年，待原始森林资源枯竭后，70年前第一批人工抚育成林的小树，也已成长为同样蓄积量的可再伐林木。如此往复，生生不息。
这个完美的计划还没开始执行，就被“铺上铁路，拿下木头，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湮没了。在“采伐才是首要任务”的思想指导下，原计划年采100万立方米原材的生产能力，被逐渐提升到300多万立方米；开发者们学习前苏联的“捷伐”模式，对原始林区实施的是“剃光头”的作业手法，在采伐了大树的同时，也毁掉了小树；与此同时，林区工人为了抢任务，开始习惯于“人跟林走”的“会战”生产方式，一个伐区干上一两年就转场，而且只采不育。至此，“原地补种、抚育新林”的计划落空。
多年以后，随着野生小树的缓慢生长，林区人发现，即便是及时抚育了新林，在90天短暂的生长期和与小兴安岭相比极为贫瘠的土地的双重作用力下，该地区“70年一轮回”的永续经营计划依旧会落空。
“1964年栽下的樟子松，到现在根部才30厘米粗。”大兴安岭离休干部刘景坤老先生说，“按这样的生长速度，百年成树已算大功。”
十万多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会战”，一直持续到1980年以后。此时，大兴安岭南坡的林木越来越少，为了拿到更多的木头，林业职工在深入已开采林区腹地的同时，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大兴安岭北坡。
1987
地处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就在大兴安岭的北坡。为了开发漠河的林木资源，1981年，国家批准该地建县，并与西林吉林业局政企合一。此后，西林吉林业局下属的5个林场（河湾、河东、前哨、古莲、金沟）开始兴建，一段光辉岁月就此展开。
1981年，河东林场成立。因为当时原始森林的林木蓄积量情况乐观，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河东林场制定了一个60年的开发计划。
“那时候林场职工就业好，工资还高。”河东林场老职工王在坤老人说，路边就是原始森林，从伐木点到储木场，最近的距离只有四五公里远，不像现在，动辄就七八十公里，上百公里。象其它林场一样，河东林场此时职工最多，住户达到300多家。
那场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森林大火，彻底终止了河东林场6年的好时光。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爆发。在烧毁漠河县城之后，火乘风势，分两路夹击了河东林场，几乎一夜之间，河东林场的大部分林地就遭到了大火的吞噬。而隶属于西林吉林业局的5个林场，无一幸免，均遭重创。
事后统计表明，“五·六”特大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5亿多元。火灾烧毁了大兴安岭101万公顷的林业资源，其中，有林地受害面积占70%，大片树木被烧死的占41.2%；大量的幼中林被烧死，荒山秃岭随处可见，该地区的森林覆被率由原来的76%下降到61%。
“五·六”大火共损毁9523.3万立方米的林木蓄积量。虽然这只相当于大兴安岭林木总蓄积量的一成半，但由于大火烧毁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和塔河是当时大兴安岭北坡林木资源最好的四个林业局，因此，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大兴安岭的开发总周期比原计划的缩短了一半还多。
“那场火灾是大兴安岭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大兴安岭发改委左方副主任说。
此后三年，按着国家林业局的指示，大兴安岭地区组织了大量的本地职工、外地人员以及现役军人，来抢运“火烧木”。
所谓“火烧木”，就是火烧区的树木。在该地火烧区，被严重烧毁的林地面积只占31%，中度和轻度的占48%，剩余两成多的面积为未烧区。
“本来，很多过火的林木都没有被烧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着火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临，很多树木都处在返青期间，就算被火燎了一下，其实也没大碍，能够正常生长。但是，”西林吉林业局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认为，火烧木即使能够存活下来，恐怕也会引起森林病虫害，因此建议我们抢运火烧木。
因为是抢运，所以火烧区的树木统统被砍倒。更有甚者，当时有很多外地人打着抢运“火烧木”的幌子，砍倒了并未过火的林子。
“当年没伐的火烧木，都活到了现在。今天看来，抢运火烧木的行动值得商榷。”该地区老干部局的一位退休官员指出，火灾和抢运，从经济角度看，是大兴安岭林木资源的两场浩劫。
在抢运的三年间，该地区每年采伐的木材总量达到8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日常年份的两倍多。因为供应量急剧放大，此后，全国木材价格一路走低。
因为是抢运，承包者们希望争取好资源，这给当地的部分林业干部提供了权利寻租的空间；因为木材的积压，放倒的木材不能及时变现，这反过来让林场给职工发不出工资。“林子砍的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却越来越坏。”前哨林场的一位职工说，“一场大火把当官的烧发了，却把职工烧惨了。”
更糟的情况接踵而至。在1990年以后的七年间，因为供过于求，木材市场逐年滑坡，木材价格大幅下降，林区工人的欠薪情况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好的林木资源越来越少，有些林木即使采下来，也卖不上价。
天保工程十年
1997年，大兴安岭的林木可采蓄积量由开发时的5.7亿立方米下降到1.7亿立方米；林业集团亏损1.2亿元，欠工人工资4亿元，外欠债务20多亿元。大兴安岭风光不再，陷入了资源危机和企业危困的“双危”境地。
在林木资源渐近枯竭的情况下，习惯于砍树吃饭的林区人并没有找到其他出路。大兴安岭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即便是一个林场有胶合板厂、筷子厂或者家具厂，也是小打小闹，靠林吃饭。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一直附着在大国企身上的集体企业，此时早已濒临破产；在“双危”的夹击下，林区的大批职工开始下岗。
“当时，54万的大兴安岭人面临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砍树。”左方副主任回忆说，“林区资源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
1998年，按着国家林业局的部署，大兴安岭开始试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两年以后，覆盖全国主要林区的天保工程（2000—2010）正式启动。从2000年开始，国家财政每年拨付给大兴安岭地区的天保工程资金有5—7亿元，除了支付林区7万名在职职工的工资外，这些资金还包括林区在管护、防火、建设等方面所需费用。
天保工程资金的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弥补历史欠账。林区多年来拖欠的工资逐步清偿，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也借此得以解决。林区多年来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上形成的历史欠账，也得到部分补充；这其中，加格达奇到漠河的高标准公路，加格达奇的城市建设，就被当地干部视为天保工程资金投入的典范。
从90年代初开始，就有大批的大兴安岭人离开林区，到外边自谋生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兴安岭人。”离休干部张福江说，“尤其是海边城市，是大兴安岭人的最爱。”
1993至1997年，是大兴安岭最为艰难的阶段，第二次居民外迁潮随之到来。此后，因为天保资金的投入，大兴安岭的外迁人数趋于平稳。
大兴安岭到底外迁了多少人，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反正这些年，考上学的，有能力的，有亲属的，有关系的，有钱的，都走了。”在林区的各个场站，记者都能看到废弃不用的职工住房，有些密林深处的场站，成排的住房被遗弃。在地区首府加格达奇镇，每平方米新盖楼房的价格不到1200元。因为远离内陆和气候严寒，楼房造价高，以这个价格出售新楼盘，开发商根本赚不到钱。
大兴安岭或许是中国气候最为恶劣的地方之一，这里属高寒区域，冬天长达七八个月，夏天四个月，冬夏温差可达80度，几乎没有春天和秋天。因为只有90天的生长期，加之土壤瘠薄，这里能够生长的只有土豆和黄豆两种农作物。天气冷、条件差、产业单一，成了那些非林人群离开家园的主要原因。
也有无法离开的，河东林场63岁的王在坤老人就是一例。1990年，林场完成了抢运“火烧木”的会战，此后，这个被大火重创的林场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造林。然而造林并不能养活林场职工，此后几年，生活艰难的河东林场把目光投向了150公里外的富克山。
2002年，在自己原有作业区多年无所作为的河东林场开始整体搬迁到漠河镇，但退休在家的王在坤老人却没跟随林场下山。在河东林场300多户住房的废墟中间，王在坤老人和其他两户人家选择了坚守。“如果也搬到镇上，房子要自己买，我买不起。再说，我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想改变。”
王在坤有三个孩子，现在都在外地。林场搬迁后，这里就没了电，没了自来水，没了班车。除了收音机，家里再没有其它电器，老人靠着每月900多元的退休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天保工程实施后，大兴安岭调低了木材产量。2002年，大兴安岭制定了接续产业战略，提出了在保证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发展地方特色经济。除了发展林木产品的精深加工、林下资源开发两大产业，林区还先后介入了生物制药、生态旅游和特种养殖业。
2006年，大兴安岭在本地区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六大接续产业，除了上述五大，矿业开发被寄予重望。大兴安岭拥有煤、铁、铅、锌、铜等多种矿产资源，左方副主任认为，因为该地区资源丰富，加之储量潜力巨大，所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许会成为大兴安岭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爆发点。
三十年的角落时光
2006年，与大兴安岭一水相连的小兴安岭开始试点国有林权改革。这一年的4月29日，34岁的伊春市乌马河林业局职工蒋永彬，在一次性缴清62901元后，将9.3公顷国有森林正式划到了自己的名下。他的这次竞买行为，被伊春林管局称为“林改第一槌”。
2007年10月，当蒋永彬在自家的林地中计算再过十年、二十年，他将因此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投资收益的时候，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中学的王老师却在为自己的工资终于能与地方同类人员“平起平坐”而高兴。
“我们这些企办中小学教师，多少年来一直执行林业企业职工工资标准，而不是黑龙江省的教师工资标准。”王老师说，“现在，总算实现了同工同酬。”
在大兴安岭，什么样的改革，似乎都比外地来的慢：公务员一直拿着企业的工资，高寒地区享受不到高寒补贴。“我们这里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漠河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抱怨说，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的年代。
1980年，大兴安岭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大兴安岭行政公署，成为黑龙江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两年后，大兴安岭林管局企业管理体制（计划、财务）单独运作，仍直属林业部，与行政公署合署办公。此后，中国开始尝试首轮国企改革。
八十年代后期，大兴安岭林管局也实施过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但随着1987年大火过后的会战，改革停滞。
1991年，国务院确定大兴安岭林管局为全国首批55家企业集团之一。大兴安岭随之启动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1994年，林管局启动了建立现代劳动、用工、分配等制度的企业改革，并开始“推行全员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工资可高可低”。与此同时，他们尝试将政企分开。
隶属于该地区的新林区，是政企分开的模范。当时，新林区不但实现了区、局各自挂牌，而且除了局长兼任区长以外，下面人员都进行了政企分开。但这种体制在艰难运行了两年以后，随着区长的升迁，模范区重回政企合一的老路。
漠河教育系统的改革也经历了这样的轮回。实施政企分开后，原来隶属于图强林业局的教育局，划归漠河县教育局主管，但漠河县教育局是由西林吉林业局主管的，而西林吉林业局在行政级别上又与图强林业局平级，所以最后这次改革只好不了了之。
1996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成立。因为现实所迫，国家林业局希望通过政企分开，为林业集团的发展减轻负担，然而，黑龙江省却因为解决补了人员分流、富余人员安置、政府支出等一系列问题，迟迟不愿接盘。
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后，大兴安岭的现实压力得以缓解，持续了4年多的改革动力似乎借此消散，“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政企合一制度，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政企不分，过去，是不利于林业的生产；现在，是不利于天然林资源的保护。”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耿玉德教授说。
虽然在过去的多次体制改革中，大兴安岭都积极参与了，“但事实上，那些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很少有针对大兴安岭制订的，这导致它的诸多改革，大多是‘套’用某个政策。”黑龙江省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认为，大兴安岭套用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企分开的改革，结果没有成效；之后，大兴安岭与“国企三年脱困”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擦肩而过；而现在，大兴安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也是套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改革好像把它给忘了。”在这位学者眼里，大兴安岭三十年的时光宛如一日。
2010
按着规划，到2010年，大兴安岭所有的原木都必须经过深加工后，才能获准外运出售。这意味着，该地的林木深加工企业必须在未来的三年中成倍地提升加工能力，才能吃掉每年采伐的100多万立方米原木。
九十年代，该地林业局自办企业颇多，但不论是造纸、板材，还是家俱、活性炭，几年下来，几乎是开什么厂，亏什么厂。今天，大兴安岭的几家大型林木加工企业都是民营。有些企业表示，扩大生产能力没问题，但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扩大生产规模面临较大的风险。
2010年也是天保工程结束的年份，到那时，大兴安岭会凭借六大接续产业，赢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18个人中，有3个人相信，他们中的两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离休干部。
至于大兴安岭最为看好的矿产开发产业，在东北林业大学的耿玉德教授看来，也不乐观。“地下矿藏首先属于国家；再说，在大兴安岭地区开矿或者进行冶炼，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问题。”他说，“大兴安岭是国家的重点林区，其生态环境功能是国家死保的底线。”
在西林吉林业局的区域内，现在惟有富克山一地，尚有可供采伐的林木资源。“其实也没多少了。”老孙说，虽然上面批下的这块作业区才几年，但实际上，从九十年代开始，因为林业局的资源匮乏，就有作业队在富克山上偷采了。
现在，西林吉旗下的五大林场，都在富克山作业，“我估计，再有两三年，富克山上也没林可采了。”老孙说，整个西林吉林场有五六千人，在3000多上班的工人中，有2000人在富克山，其余1000人趁着黑龙江封冻期，跨江远赴俄罗斯林区作业去了。
事实上，西林吉的资源枯竭状况并非个案，在大兴安岭所属的十四个林业局中，除了被划作自然保护区的，其余林业局的林木资源状况也与西林吉相似。在加格达奇通往漠河、行程为9个小时的火车上，放眼望去，森林里能见到的只有手腕粗的新生树木。
2010年的冬天，大兴安岭是否比现在更冷，更艰难，没人能够做出回答。但是，有一个问题，今天就摆在了林区人的面前：
三年以后，是坚守，还是离开？
当我们要大兴安岭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乐观的消息正在这片古老的林区中口口相传——
你还没听说吗，大兴安岭的天保工程要延长7年……
**注：此为原文，报纸发表略有删节。
**辅助阅读：天保八年回顾
http://www.jrj.com 2008年01月25日 23:11 经济观察报
刘长杰 王延春/文
经济观察报：天保工程至今实施了八年，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蓬：天保工程首先就是调减各个林区的采伐量。以大兴安岭林区为例，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这一林区的定产已从
214万立方米/年，下降到2007年的150万立方米/年。8年来，通过调减各个林区的采伐量，国家森林资源累计减少蓄积量消耗4.26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净增加4.6亿立方米，对全国森林蓄积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全国森林面积净增加815万公顷。可以说，天保工程使我国森林资源实现了面积、蓄积量的双增长。
其次，天保工程让林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重大调整，传统林区由原来的“独林经济”向“非林产业”发展，再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发展。林区依靠资源优势，这些年来大力发展旅游、绿色食品、林副产品深加工等产业。比如大兴安岭，他们搞了大江大河大冰雪系列游，还搞了养貂、养鹿等特种养殖业。天保工程促使林区由林业经济向林区经济的转变。
第三，天保工程的实施，促进了林业职工就业的多元化。林业职工由原来依靠伐木的单一渠道，发展到现在的一次性安置脱离企业，参与森林管护工作以及其他多种就业渠道。
第四，天保工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森工企业的改革。通过天保工程在资金上的扶持，吉林森工（爱股
,行情,资讯）等众多森工企业，获得了新生，成绩斐然。第五，天保工程的实施，让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和恢复。以珲春为例，现在这个地方就有东北虎频繁出入。
经济观察报：对于那些老的国有林区来说，天保工程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
陈蓬：天保工程的实质，就是大规模禁伐，让林区休养生息。天保工程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让林区脱困，国家通过天保工程的配套资金，解决了林区人靠砍树吃饭的问题，那些困扰林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比如天然林资源的保护、管理费用，失业工人的转移和安置，林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等等，随着天保资金的到位，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经济观察报：天保工程的实施难点在哪里？
陈蓬：保护天然林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看住人，而看住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态移民。把林区的人从林子里面移民出来，既可以保护天然林，又可以让林区人脱贫致富。但是，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资金的限制，现在这项工作进展有限。
经济观察报：如何协调天保工程与林区接续产业之间的关系？
陈蓬：在这十年的天保工程资金中，对林区发展接续产业并没有明确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扶持。
林业生产周期长，林区基础设施差，人才匮乏，人的观念落后，经济发展滞后……这些特点，决定了林区发展接续产业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由于接续产业对天保工程的实施和巩固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下一步对林区的接续产业要加强研究，并加大扶持的力度。
经济观察报：天保工程实施八年来，有何困惑？
陈蓬：第一，国家仍需对天保工程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第二，实施天保工程的林区，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等靠要国家的保障资金用以生活，各林区应提倡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走出一条适合自我发展的新路来；第三，实施天保工程的林区，不能只管护现有林木，而不抚育新生林木。
经济观察报：有消息说，国家准备在
2010年天保工程实施结束后，再给大兴安岭林区延长7年，不知这一消息是否属实？陈蓬：没听说过这一消息。现在离天保工程实施结束还有三年，即使真要延长，也要通过调研后，由国家林业局提出申请，上报国家批准才行。而现在，据我所知，有针对性的调研还未开始。
链接
“天保”工程全称是天然林保护工程。1998年洪涝灾害后，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重大决策。该工程旨在通过天然林禁伐和大幅减少商品木材产量，有计划分流安置林区职工等措施，主要解决我国天然林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
工程实施范围：包括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的17个省(区、市)的734个县和163个森工局。长江流域以三峡库区为界的上游6个省市，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西藏。黄河流域以小浪底为界的7个省市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5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含大兴安岭)、海南、新疆。天保工程区有林地面积10.23亿亩，其中天然林面积8.46亿亩，占全国天然林面积的53%。
工程实施的目标：在2000-2010年间，一是切实保护好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9.18亿亩现有森林，减少森林资源消耗量6108万立方米，调减商品材产量1239万立方米。到2010年，新增林草面积2.2亿亩，其中新增森林面积1.3亿亩，工程区内森林覆盖率增加3.72个百分点。二是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调减751.5万立方米，使4.95亿亩森林得到有效管护，48.4万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和安置，实现森工企业的战略性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步入可持续经营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