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乡二元结构会永久化吗？
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几乎是惟一的：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制度制造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平，其弊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遭到了太多人的反对。但是，如果问“城乡二元体制何时能结束”，答案可能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会认为它会“立刻结束”。
看来，“永久化”不大可能，“长久化”倒是很有可能。
此前钱皮写有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9523 “解决三农问题要防止问题的永久化”、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3303“现行房产政策疑似强化城乡分隔”等帖子表达了类似担忧。很多人都有和钱皮一样的担心，也提出“谁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的问题以及“别让农民工问题永久化”这种谏言。
当我们总是在感叹世事变迁沧桑巨变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也会让我们发出世事轮回红尘依旧的感慨。农民何时不贫穷？穷人何时能衣食无忧？大概有人对政治家和法学家已经失望到了极点，因此恳请经济学家要承担道义，为穷人说话。
本帖不对城乡二元结构会不会永久化或长久化做出回答。只是把N世纪之前的情况和当时思想家们的只言片语展现给大家，其它的大家自己去感悟吧。
对于私有制度来说，穷人的存在之必要性早已为前人所注意到了。当年就有“农民工”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有相关的大量叙述，如：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奥特斯说：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奥特斯之后，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更是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当我们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不厌其烦地洋洋自得于我们的低成本劳动力充裕而要让民众老老实实给世界打工几十年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当年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H·梅里威耳的言论：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
看来，“低工资优势论”也不过是从古籍中扒拉出来的“古代智慧”。
什么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富裕？农民地位能否根本逆转？
贫困问题，人类应对了几千年。关键在于一个贫穷阶层的存在对另一个阶层保持其富裕状态可能是“必要”的。因此，一部分人带头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如领袖所愿带领其他人也富裕起来。
一位曾经关注三农问题的教授无不悲哀地说：“农村问题的确是不关心了，不搞理论折腾了，也对别人的理论折腾不感兴趣了。因为这个问题，看透了。折腾到农民起义，再建立一个农民依然是穷人的社会，如此而已，循环而已。”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对财富的分配规律的描述是“特权分配律”——财富是按照特权的大小进行分配的。
被马克思称为“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则断定：“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
再古一点，《孟子·滕文公上》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看实际情况，不仅是“天下通义”，似乎是“古今通义”了。
然依钱皮之见：利益所在，非不能之，乃不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