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中国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



未来5年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对此感到很鼓舞。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遇到问题的话,需要非常谨慎考量这些挑战。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重新考量中国的因素包括以下这些。

  现在中国发展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中国应当关注消费领域,从商品市场来说,这也会对于全球经济有很深的影响。中国现在越来越多地面临贸易摩擦,现在中国和美国、欧盟之间,都有这样的担忧。

  在投资领域,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介绍200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伴随CPI的高企及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因此将可能带来消费紧缩。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5%(12月份增长17.4%),加快1.9个百分点,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工人安全的问题,对商品市场也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在一些主要的原材料市场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去年中国使用了占世界10%的原油、20%以上的铝、30%到35%的世界钢产品和铁矿砂、以及45%的水泥消耗量。

  中国现在是一种商品消耗密集型增长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不能持久的,这也使得商品的价格增长,带来成本制约。每年中国需求也在增加,油价等进一步上升,带来很大的压力。过去27年来,中国在储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国家积累了很多储蓄,投入了投资领域。

  一、保障体系的缺失及产业结构的畸化将制约内需的不足:

  在过去几十年里,盖洛普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的消费习惯进行调查,从每户家庭拥有的彩电数量,洗衣机冰箱等数据来看。中国人民越来越多地拥有一些高精尖产品,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会成为很大的消费者,因此要鼓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

  但是显然,我们也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费用的鲜明对比,我们要为农村居民提高收入和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并未积累足够的收入来满足他们的生活。表明中国居民越来越觉得他们的储蓄量是不够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蓄量,居民的不满意度使得我们要鼓励中国居民消费更加困难。

  消费困难有两个原因,这种隐患一方面来源于产业结构性的问题,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11%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产业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及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的,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因为格林斯潘的遗产---错误的利率政策而带来的后果,这将对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的当前结构提出巨大的挑战,其忧患在于必须改变内需不足的当前事实,纵观这5年,本来消费增长幅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虽然政府已经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及养老金的水准,但这一惠及面到底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而自去年以来cpi的增长又将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

  现在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完全的网络,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因为中国居民需要预防性的储蓄,以保证他们不会处于艰难境地。

  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因此要发展中国的消费经济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要达到日本的水平需要一段时间,更不用说欧洲和美国,我也不希望中国居民的消费忽然增大,这不会在很短时间里发生。

  现在政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中美消费者之间进行一个对比,这两个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消费习惯上和储蓄习惯上很大不同。中国储蓄还在不断增加,这也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贸易赤字的原因。

  而在未来的5年里,给中国政府提出的最大挑战将在于:1、可持续的发展的基础条件.2、发展与公平的诉求:

  二、可持续的发展的基础条件:

  尽管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将会耗尽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教育、养老、土地改革和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力短缺情况近期不大可能出现。在目前的利率政策下,盲目投资的经济过热与产业升级压力相互交织,面对这种压力,政府单纯的依靠利率政策及行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显然是不充分的,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了合理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的,但也诚如迈克.波特所说的:“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今日世界经济已经迈入或正在迈入网络化时代,但事实也证明区位对竞争仍然是基本的因素,只是我们也应该足够的认识到的是这个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今非昔比,在竞争主要由投入成本推动的年代,某些禀赋如廉价的劳力供应促成某些区位的比较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国家.

  然而今天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有动态性,网篮化、全球化的资源调配已经在减少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从而决定了竞争优势依赖于投入品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诚如新竞争经济学所做的阐述:“在现实的竞争中最起作用的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更多的是生产率。太多的事实证实,生产率,而非出口或自然资源决定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生状况.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生产率取决于区位竞争的微观基础。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沓的办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运转。

  因此,也就决定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有从新定位和定义的必要,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经济而正面的竞争规则,如:产权保护及反垄断的立法,以便提高生产率,以促使经济成功,最后政府应改善和集中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

  也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基础面的支持。

  三、发展与公平的平衡诉求:

  面临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严重挑战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当前拥有自己企业的公民的怨恨情绪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商人的地位空前高涨,而工会组织严重缺位,gdp中的大部分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六如商人的腰包,收入分配日渐悬殊,公众舆论又开始有唾弃亲商主义的倾向了,是呀,公众怎么可能容忍这种独占行为而毫无怨言呢?正是这种怨恨鼓动了1929年的激进的反垄断主义,正是在这种怨恨促成了1929年后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今天拉美为什么左倾,原因也就在这里。

  如何完善税收政策,利用税收这个杠杆,来平衡发展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也是我们政府在未来5年必然要面对的。

  最后我有几点结论:中国在过去30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这种增长模式过度关注出口和投资,发展模式已经达到极限,中国要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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