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来自西方，信奉冷酷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带着勃勃雄心和巨额资本的私募股权基金（PE），从无奈的政府手中，以苛刻条件全盘接管了一家问题丛生的银行。然后是“清洗”董事会和管理层，大刀阔斧地裁员、重组，接着清理“关系”客户，贪污旧案被揭发，前任高管服法。几年后，整治一新的银行被高价售出，私募基金拿到数倍于投资的丰厚回报满意退场。类似的故事过去几年在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不断上演。新桥收购韩一银行、瑞波武德收购日本新生银行、孤星收购韩国外换银行、凯雷收购韩国国民银行，尽管结果可能皆大欢喜，但过程无不异常艰难。尽管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这些如同动物界“秃鹫”一般招人厌恶的家伙，金融业的生态平衡或许永远也难以恢复。他们也许还要再等若干年后，才会发现那些打着民族大义、尊重国情旗号激烈批判的政客、商人或别的利益集团，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经营不善。同样的故事和痛苦正围绕着新桥投资、深圳发展银行、单伟建和纽曼上演。表面看来，深发展目前的困境主要是与中国特色的股权分置及其改革有关。而在其背后，是一个原本纯粹商业意义上的金融拯救行动，一个股份制上市银行欲还其本来面目的努力，如何在各方既得利益者的影响下扭曲变形，几致挫败。
在韩一银行一役中为新桥投资挣得4倍回报的单伟建坦言，“如果为重组韩国第一银行已经耗资105亿美元的韩国政府不让新桥投入这5亿美元，而是自己再放进5亿美元，仍然是无济于事。因为其金融体制问题和银行体制问题仍然没有改变。”之前，中国政府对付国有资产“烂苹果”的通常做法，是把它们削削皮，然后藏在一堆好苹果里面，论堆出售。而新桥收购深发展代表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首次尝试和一个标志，由“部分”掌握控制权的外部力量来进行改变。新桥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反对，为什么进入那些更大的国有银行的跨国金融集团却没有？单伟建也自问道。难道仅仅因为新桥是财务投资者，而花旗、汇丰、美洲、苏格兰皇家银行、运通等是战略投资者吗？“我想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几点。最重要的是，新桥的进入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为对利益的冲击，很多人心存不满。”单伟建这样解释。曾经有人在新桥牵手深发展之初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新桥与深发展的纠葛中，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一个中国企业在遵循国际惯例，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的底线在哪里？中国企业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底线？而今，这个话题似乎可以转换为：一个在华的外资企业在遵循国际惯例的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的底线在哪里？它是否真的需要承受？在不断变化的中国，商业游戏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中国式行政管理模式下的金融监管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究竟能为我们的金融改革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