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謇一生独立开辟了无数条新路，尝试用实业和教育来救国，通过造福一方而影响全国，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终究以失败告终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十几辆车载满了亲属、官员和记者，开往狼山的墓园。热闹的祭祀活动进行如仪。天气太热了，很多人躲到树荫里，或是逗着四个月大的小孙子，或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看起来这似乎并不虔诚，但是毕竟他们怀念的这个人已经去世80年了——在场的除了88岁的孙女张柔武，没有人被张謇注视过。有人说张家人有奇特的隔代遗传。张绪武长得特别像爷爷张謇，他的儿子张慎欣又特别像爷爷张孝若。张绪武今年78岁了。他并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两年了。而在祖父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又担任了这个城市的副市长。到今天，2006年8月24日，祖父已经离世80年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了解，自己的祖父就是南通这个城市的名片，张謇以及张氏家族的命运已经渗透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南通有个说法是“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唱了一夜，歌舞升平。每个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只是张謇当年规划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公园里有座叫“濠阳小筑”的宅院，就是张謇晚年的家。在张绪武的记忆里，这儿是南通最美的地方，“小时候，一到春天，濠河边的柳树最漂亮。傍晚的时候，我最喜欢来这里玩。”他也知道，祖父是带着深沉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在张謇去世的前一年，他的事业已经遭遇了全面的危机，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也没有看到真正的转机。他内心怀着深重的忧虑写道：“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aihuau.com他去世3年后，自视甚高的胡适评价他是“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张孝若认为这个评价“确当得很”，“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当不起”。既是英雄，又失败了，那就非得问个为什么不可。政商界的软势力“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但是在19世纪末年，这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却差异很大。孙中山尚未被国人所真正认识，在许多人心目中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小小逃亡者。张謇虽然以大魁天下赢得广泛仰羡，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感动了中国，但与康有为所策划的戊戌变法相比确实小巫见大巫。一度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百日维新与六君子的最终血染菜市口，那才是中国最大的感动，康有为也因此成为中国瞩目的头号热点人物。但是，随着变法的迅速夭折与自身的逃亡海外，再加上思想的日趋保守与保皇党内部的分歧涣散，康有为在国内的影响明显淡出。而张謇则凭借兴办实业的初试牛刀，逐渐取代了康梁的媒体聚焦位置。”这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章开沅先生的一段文字评述。短短三百余字，直指一个命题——张謇和他的时代的关系：在一个将生未死的时代里，他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世纪初，张謇是当时的精神领袖。”章开沅向记者解释说，“当时的革命派并不是社会主流。他们的未来在成与败之间，起义一次失败一次。相反，当时张謇则相当顺手，工厂办了一个又一个，加上东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张謇的曝光率相当高。他实际上代表当时东南地区的绅商和知识精英，各种政治势力都要拉拢他。”辛亥时期的张謇，局面已经打开，正准备迎来一战期间的事业高峰。从1901年－1907年，围绕大生纱厂，他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一方面，他有钱，另一方面，如章开沅所说，他是一种“软势力”，社会威望太高了。这样一个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辫子也剪了，日记也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我始终认为他的转变是真诚的。”章开沅总结说，“阵线、阴谋、投机，这都是后人的想像。一个是力量，一个是利害，很多政治问题只能这样分析。”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候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有市场就没有一切。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章开沅分析道。但是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相比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变化：革命已经是一种时尚，君主立宪已经过时了。如果主张君主立宪，在清王朝和革命派两边都不讨好。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不是完全地接受革命，只是希望更早地结束革命，从而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张謇为什么选择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按说，孙中山是怀抱民主理想的划时代伟人，而袁世凯所有的政治手段和抱负也脱不出一本《资治通鉴》。很多年以后，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崖就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章开沅说，“实际上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袁世凯管孙中山叫“孙大炮”，恐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而张謇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物，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张绪武说。几年以后，辛亥风云又几度变幻，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张謇也都是反对的——他完全站在一个企业家的立场上看待时代的政治问题，希望通过一个不流血的政变完成政权的更迭。“他个人没有政治野心，他关心的是政体的改革——关心的是政体改革对于经济环境的影响，他根本的驱动力就是这个。所以他不是普通的商人，他比普通的商人多了人文关怀和文化品格。”章开沅说。折戟中国“硬文化”“张謇跟孙中山不是太合得来，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对于康有为他并不佩服，而对于李鸿章他一向是瞧不起的。”章开沅如此总结张謇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如果要说对他办事业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国家——日本。”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70天。回国以后，他把日本的成功模式总结为“圣王之道＋机器之学”，并且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开始了他在南通的庞大事业。对于日本，张謇既推崇，又一直较着劲儿。中国社科院学者周见把张謇和同时代日本的企业家涩泽荣一做了一个对比。他们经历相似、经济思想相似，而且社会角色相似——都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担当政府和商人沟通的桥梁。涩泽荣一的公众形象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而张謇的信条“言商仍向儒”，在日本则被翻译为“商名儒行”。张謇在中国被认为是“绅商”，而涩泽荣一曾任大藏省官员，被认为是指导者型的企业家。如此具有相似性的两个人物，中国的张謇失败了，日本的涩泽荣一成功了。然而80年后，比较个人的成败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张謇失败、涩泽荣一成功，而是为什么中国失败、日本成功了？这是一个大难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媒体就开始反思这样的问题：同样是遭遇外来冲击的后进国家，中国凭什么就输给日本？费正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内落后于日本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民族热情”。周见则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民族精神的缺失”。一方面，传统中国是一个只有“天下理念”，而没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因此不容易产生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张謇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新新世界”的理念和蓝图，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理念并没有变成民族精神，没有变成大多数企业家行动的精神支柱。涩泽荣一则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广泛推行“国事理念”：我经营这个企业不是我个人的要求，而是国家发达的要求。“这看起来像是口号，可是它在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的重要性，几乎相当于新教论理之于西方。”周见说。除了民族精神的缺失，周见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缺失——而且民族精神的缺失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度的缺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这是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而同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制度内政策的调整。“那时候中国企业家成功的非常少，就是制度上的原因。”这种制度上的缺失首先表现为对于制度的误解。1872年洋务派成立上海轮船招商局，股份公司算是搞起来了，它的制度条文基本符合外国对于股份公司的标准。但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公司法，都是自己摸索的。周见说：“在李鸿章眼里，大概觉得股份制和枪炮一样，拿来就能用，那就错了，他把制度引进和光电之学的引进等同了。股份制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里面有很多要学习掌握的。当时对股份制的理解欠缺到什么地步，国家发行的债券就叫股票，连债券和股票都没分清。”其次就是政府对于企业家行为的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制度经济学强调社会制度条件对于企业家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原理还是有效的，尽管在先进国家不显得突出。”周见总结说。那么，为什么在同样信奉儒学的两个国家，日本可以和平完成制度的变革，而中国就必须经历一百多年数不清的流血政变和痛苦的思想变革呢？江苏党校的哲学教授严翅君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性质不同——日本是软体文化，中国是硬文化。“日本的汉文化对于它来说是外来文化，所以日本对于旧文化的剥离能力很强，对于新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很高。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延续数千年，是一种骨架式的文化，它有它的骨骼。”她还打了一个比方，“好比租来的房子，要搬家很容易，买来的房子要装修比搬家就费劲得多。”尾声在张謇去世以前，他的“新新世界雏形”已经从根底上松动。到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经高达9069000两白银以上。其实他对于自己事业的失败已经有过缜密的反思：主观上，“自治锐进”，摊子铺得太大。在受到天灾、日本纱厂、用人不当的威胁，主体企业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还挪用企业大量资金创办新企业，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客观上，他不无惆怅的叹息道：“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这话并不是说他不喜欢中国，”周见说，“而是说，那时候的中国还不具备让他施展企业家才能的政治和体制上的条件。”这种政治和体制上的滞后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初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的时候说，中国的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了。又过了一百多年，严复翻译《国富论》的时候看到此节，痛心疾首，说，如果我们早一百年看到这本书，中国就不至于这么落后和衰败。但是严翅君说，就算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最可能的反应是——视而不见，因为积重难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