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月9日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日本东京开幕，各国财长就次贷危机的认识达成共识，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仍然稳健，但正面临进一步的困难，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会议闭幕后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对美国经济恶化、金融市场动荡、原油价格高企、欧洲通胀压力增大的担心，认为有关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合作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与1月份美联储降息时欧盟仍然坚持世界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不同，G7在世界经济前景和各国经济放缓问题上取得一致，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与2007年华盛顿会议显著不同，那就是人民币问题上的压力骤然松缓，为什么G7这么快就能够弥合欧美之间的不同立场差异，G7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转折呢？
如果说2008年之前主要是美国股市领跌全球的话，那么1月法国兴业银行违规操作弊案出现之后，欧洲股市几乎受到崩溃性的打击，在整个全球股市的震荡下跌过程中，日本股市不仅没能避免，反而从来不甘落后，总体上来看，以美欧日为主要核心的G7金融市场已经完全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使原来尚希望延缓金融市场动荡冲击的欧日立场大幅转变，从不远不近、隔岸观火的态度转向与美国立场更为接近，这是G7在金融市场动荡问题达成共识、一致表示要采取必要措施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在产生主要分歧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之后，其他诸如世界经济前景和欧洲通胀压力等问题，G7就容易相互妥协，因此G7最主要的转变就在于立场上的接近和妥协。
警惕市场动荡风险扩散
G7会议之后，美国财长保尔森表示“全球金融市场将面临一个较长的动荡期”，其言外之意就是金融市场动荡不会仅仅局限于目前的欧美发达国家之内，而是可能继续扩散，而且持续的时间仍然会较长。这样新兴市场就难保不受冲击，所以G7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不乐观的，尤其新兴市场需要警惕市场动荡的风险扩散，与G7更紧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同，新兴市场国家往往难以跻身G7核心圈子，在政策上可能会处于落后的境地，从而在应对市场动荡风险扩散上延误时机，而且这种前景或多或少也在G7会后声明中显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G7一致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正面临困难，与2007年欧美都寄希望于新兴市场以尽快摆脱危机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暗示新兴市场在抵抗危机冲击方面已经失去可依赖性。
次贷危机在1月已经逐渐水落石出，尤其是全球主要大型金融机构的损失基本确定，而且经历美欧日股市崩跌般动荡调整之后，G7金融市场动荡剩下的将主要是衍生效应，即使出现欧洲一些国家仍有次贷损失逐步浮出水面，美国债券保险商面临困境和美国信用卡危机等延后效应，也有G7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的协调一致为后盾，未来还可能“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单独或联合行动保障经济稳定和增长”，这种情况下，美欧日金融市场将仍以剧烈动荡深幅调整为主，但是继续崩溃般下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金融市场的底部已经遥遥可见，而风险主要集中于市场动荡在全球其他金融市场的扩散，新兴市场受衍生效应和延后效应冲击的风险较大。
G7欲重新塑造信心和吸引力
本次G7会议难得地达成一致，说明G7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和差异带来的不利，会前保尔森在美国表示“任何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都将互相伤害”，并委婉地对欧盟仍然保持增长的经济基本面表示赞同和感谢，这种态度也为美国认同欧盟央行将通胀放在首位提供了台阶，虽然美国式的财政刺激政策不为欧日采纳，但至少美欧日在世界经济前景堪虞的大前提下，相互妥协地承认了各自政策和立场，并承诺采取共同行动稳定金融市场以收拾残局，这说明G7正在最大限度地弥合各自政策和立场的差异，寻求共同点促进经济基本面向好的方向转变，并重新塑造作为全球领导者集团的信心和吸引力。
新兴市场必将承受考验
G7弥合政策和立场的差异，重新塑造作为全球领导者集团的信心和吸引力，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G7对新兴市场强劲增长的担忧日渐加剧。一方面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陷入危机和动荡的期间内，新兴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给G7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扩散的主要影响，目前仍然主要局限于欧美日国家，信贷紧缩和房产市场下滑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制约性束缚，而新兴市场的冲击仍然要小得多。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使G7对新兴市场的担忧加剧，并且主要担忧集中于新兴市场对G7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冲击上，所以美欧日此次绝口不提新兴市场在帮助其化解危机冲击过程中的贡献，并在很大程度上摒弃前嫌重修旧好，而集中精力致力于重塑信心和吸引力。
而G7正在发生的转变和下一步市场风险的扩散，也必然要考验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在政策立场上主动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最大可能地化解风险扩散地冲击，将决定未来其经济发展的前景。当然新兴市场并不是团结的阵营，而是比较分散和易受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G7目前的团结一致很可能是下一步新兴市场经受严酷考验的启端，本次G7会议拉上了中韩俄，并在人民币问题上骤然转向松缓的态度，就充分表明拉拢中国分化新兴市场的未来走向。所以未来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不仅在于G7等“主要经济体”本身，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