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循着环保与公平、共富之间的逻辑线索，得以初步厘清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隐形路径，寻求拉动经济增长与促进公共福祉二者的平衡发展
主笔◎朱敏
说这番话时，周生贤有些激动。
“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资源，留下污染，产生GDP。”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当然GDP能高多少就算多少。”
2008年3月23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五天，这位自称为“一个环保工作者”的中国首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面对数百位国内外来宾激情讲演。他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又不乏生动。
这应当是周生贤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早晨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当选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并致辞。
就在以节能和环保为主题的会场旁边，另一场以医疗和住房为主题的会议也同时进行中。现场人士粗略比较两个分会的观众，容易发现后者的出席率要高于前者。对此结果，仅以“民生问题更为紧扣人心”来解释，恐有认识上的不足。实际上，诚如周生贤此时在论坛上所断言的：“环境问题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无意放大某个细节，但对比出的结果又绝非偶然。不言自明的是，人们似乎仍然更关心那些“有形的福祉”，即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硬民生”；相对之下，人们往往钝于感知“隐形的福祉”，忽略通过实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工业化路径下的必然对策，从而永享碧水蓝天的“软民生”。
不论是有形的福祉还是隐形的福祉，都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两种福祉缺一不可。但真要面临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形时，相信多数人将要接受壮士断臂般的痛苦考验。
春天的隐喻
谁能想象，鸟语虫鸣消失的春天会是怎样一种光景？
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之前，类似的担虑，只能被视为“杞人忧天”的梦呓，人们对强大的工业文明扩张所带来的污染及其导致的恶果浑然不觉。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惊世骇俗，在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时值英美工业化一百多年后，《寂静的春天》对工业化过程悖论的揭示，掀起了重新认识环境与人类自我的全球性思潮。而其直接产物就是1970年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署。
该书问世整整十年后，1972年，中国派代表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出席此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曲格平回忆：当时国内仍有不少人将环境公害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因而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中甚至没有中国的环境污染这一节。而事实上，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和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见端倪。
对多数国家而言，那次会议都颇具历史性意义。受此会议激励，国人概念里开始有了“环境保护”这个词语，中国的环保事业也由此发轫。这个“春天”并不“寂静”。
紧跟随后的第二年（1973），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不过直到1982年，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环境保护才算是走上正轨，而作为该部下属的一个局，环境保护局承担了该职责，曲格平也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环保局长。
1987年，中国两位科学家马世骏与牛文元参加了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兰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报告将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成为人类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一年后，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直属局。再整整十年后，也就是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立，升为正部级单位；也就自这一年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中开始了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
上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一连串环境事件，让中国政府开始对环境问题痛下决心。而伴随轰鸣阵阵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与环境双重约束的瓶颈也很快出现了。为缓解现实经济发展与长远环境成本控制之间的尖锐冲突，中国政府试图制定约束性目标。以“十一五”期间目标为例，其中8个约束性指标之一，即在此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而作为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执行机构，国家环保总局亦为此多次掀起“环保风暴”，尽管实际影响诚如潘岳坦言的“收效有限”，其后劲仍不容小觑。
在这种种必然的力量相互激荡、耦合之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走向了更为重要的历史前台。
又是一个以春天为背景的故事。2008年3月全国“两会”，在从属于“大部制”计划的国务院机构调整中，国家环保总局由“局”升格为“部”。有意思的是，从环境保护局（国家直属局）到国家环保总局用了十年（1988～1998），从国家环保总局到环境保护部也用了十年（1998～2008）。
于此前夕，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阐述科学发展观与环保的关系，这位中国环保界的“明星官员”直言道：“如果有一天环保总局改名叫环境保护部，但仍然只拥有现在的权能，那么就更加被动。因为社会公众不了解，以为叫‘部’了，‘入阁’了，理应有更大的实权了，环保问题就能解决了，其实不然。相应的监管职能不并入，环保体制问题仍和过去一样。”由此强调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转向：如果说很多部门从前都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设立，今后应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设机构。
潘岳对环保体制的分析丝丝入扣。他以太湖治理为例，“造成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最大原因是网箱养殖，按规定只能养两万亩，结果养了19.5万亩。但是水产养殖不归环保部门管，归农业部门管。而排入太湖的生活污水归建设部门管。治理水的技术资金归科技部和发改委管。调长江水冲释污水归水利部管。那环保局能管什么？管工业污染，基本上也只能管大厂，因为小厂子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管不住。可太湖一出了污染事故，全国人民都把焦点集中在环保部门。”
除了横向上部门之间表现出“九龙治水”、互为龃龉的混局，纵向上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日益分散而呈现诸多掣肘。这主要体现在上下分离的执法与监测体制：“地方环保局的票子、帽子、位子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他们执法时下不了手，甚至连说清楚也不能完全做到。全国的环境监测体制并不统一垂直，各地监测站长都归地方环保局任命，因此数据有没有水分不敢打保票。”
有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潘岳，对中国现有环保格局的观察和体会颇为真切。当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刮到尽头，叫好不叫座的“绿色GDP”无疾而终，以“绿色信贷”为开路先锋的环境经济政策成为了替代工程。所谓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政策手段。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被认为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若根据政策类型分，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等；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手段等。
不过，就在绿色信贷推行半年后，除了“取得阶段性、局部性成果”之外，面临着大面积推进时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困难。之后相继出台和实施“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其他绿色新政，目前也充满了阻力与不确定性。可以说，中国每一次环境政策的实施过程，都是与地区经济短期发展目标之间的一次博弈。
按照此番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成立的环境保护部将加大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力度。尽管人们对机构改革的近期影响多半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单就新晋级的环境保护部作为国务院的“内阁”组成这一点而言，对其决策参与程度的深入应大有助益。
关于环境保护部的具体权能，部长周生贤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这些尚待“三定”方案出台。据了解，所谓“三定”，是指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三定”方案通常由中编办制定后上报国务院批准，做好部门“三定”是机构改革实施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只是笼统地透露，“新组建的环境部在以下四个方面肯定是与过去不一样的。第一，职能要转变。第二，工作方法要更新。第三，工作重点要突出。第四，工作效率要提高。”
也因此，在被问及部门升格后的效应时，身为环保系统首长的周生贤坦言：“在中国当前的国情的情况下，即便上环保总局变成了环境保护部，也不能包揽一切。”其理由是，环保部门的直接职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其直接组织的工作，比如讲污染防治等等，另有一部分是由他们牵头去组织推动的工作，比如环保产业的推动。他强调，“更多的依靠市场、技术、竞争来解决。”
环境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事关社会公平和公共福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一个大转型社会的缩影。环保及其周边体系，自然远远超出了单一部门的职能范畴。故而，仅以环境公共治理机构的变迁来考察环境之于福祉的路径与意义，恐难一针见血点中题意，且易以偏概全。从更宽的视角加以审视和探究，或有别开生面的发现。
时代弈局“调色板”
国人已置身于一个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之下。此语境对“友好”与“科学”的强调，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过去乃至目前严重存在的诸多不友好与不科学。
困难和挑战来自诸多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发布的“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受现有政策的影响，当前趋势将使中国走上不可持续和不安全的能源发展之路，其特征是消耗大量“肮脏的”煤造成灾难性的环境退化，以及对石油进口的过分依赖。能源部门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这就不能不同时拉开历史与现实双重背景的帷幕，观察中国发展的当代行程。
以时代流变的眼光来考量，国人接受环保启蒙至今，光阴荏苒三十多载，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新旧弈局的交替亦隐现其间。此谓“弈局交替”，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的旧弈局，转向2007年中共十七大确立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弈局。
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恰逢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交替之际，既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眺望波澜壮阔的经济转型图景可以看到，在市场需求刺激和全球化推动之下，1998年以来，迅驶的中国工业化巨轮激涌起了一股“重化工业”热潮。重化工业是相对轻纺工业而言的产业体系，主要由能源矿产、原材料和重加工三部分构成，涵盖能源、机械制造、电子、化学、冶金及建筑材料等诸多行业。
一般认为，“十五”（2001～2005）以来中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尤其自2002年起，新一轮的经济高增长周期表现出了日益显著的重化工业特征，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并且超过了60%（2002年、2003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60.9%和64.3%）。
人们似乎更习惯以“后工业化”来命名这个时代。不过，尽管科技创新带来的局部信息化和一些新经济特征此时已有所显现，但以之宣告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就眼下而言，这种判断都仍有着很强的超前意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看法是，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这应该代表着学界主流的看法。也即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进程当中，“重化工业”时期是难以逾越的必经阶段。关于未来的工业化图景，中国提出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遵循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基本思路，以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多赢局面。这也是中国政府在此次国务院机构调整当中，组建工业与信息化部的战略背景所在。
重化工业时期，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和供应形成高依赖。在官方发布的“2020年中国能源与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关于中国重化工业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事实有这样的明确描述：若以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00，那么煤炭资源量在85以上，水能占12，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3。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以煤电为主体的全国电量与原煤产量近三年增长幅度均高于GDP的增幅。
另据统计，目前中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
这种能源结构所导致的中国环境现实是，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成为中国最大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有来自燃煤；在大气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排放与电力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燃煤电厂是煤炭的主要用户，电力耗煤占煤炭总产量的60%，同时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水污染物排放，中国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所作题为《“十一五”至2020年能源供求格局》的报告也反映了近似的问题。报告显示，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虽然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明显下降（1990-2001年下降了52%），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却从1980年的3.94亿吨碳增加到2001年的8.32亿吨碳；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酸雨区面积比80年代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0%左右。
该报告执笔人冯飞指出，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且没有对煤炭利用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来自于燃煤，此外机动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污染加剧。根据能源需求情景分析的结果，按照目前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预计产量将不可想象。
重化工业时期的现实，在反映中国能源结构困境的同时更凸显了环境危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已存在环境“透支”的局面，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量也会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围，届时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将更为严重。此外，二氧化碳产生量也会明显增加，要求中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污染排放重、资源消耗大的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注定了污染治理的负担空前之大。一边是发展的需要，一边是环境的呼号，二者之间的尖锐性矛盾几乎不可协调，这也考验着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决心与智慧。
而在此阶段，中国在经济与环境政策的抉择上，受约于两个根本性的现实背景：一是中国从来也没有且将来也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时期享有的资源与环境容量；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至今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超越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模式。由此可见，突出的环境问题只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更深刻问题则是经历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路口。
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会迫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向国外输出污染，千方百计地转嫁环境危机。对此潘岳也表达过他的忧虑：“西方的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先发展起来。再转移到中部，中部转移到西部。当被转移地区的人为终于脱贫致富而一时欣喜时，千万别高兴太早，因为不会持续多久，马上就掉进‘现代化陷阱’。”
这种对环境危机的“转嫁”，实则是生态殖民主义者们自毁家园的迷梦。
“在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数百年，尝到无数甜头后，他们终于发现，阶级矛盾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可以转移，经济矛盾可以转移，惟独一个转移不出去，那就是环境危机。”潘岳用有点恶作剧的口吻说，“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生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
的确，地球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言显得太小，资源有限，环境容量也有限。气候变化不光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危害；飓风不光袭击发展中国家，也袭击新奥尔良海岸。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向外转移生态成本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
碧水蓝天的深意
考量环境现实的源与流，有着细化指标背后不断演进的诸多叠加因素。
与工业化交织并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尽管沉重的工业污染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增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中国仍然要靠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缓解城市化进程当中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为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大量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这又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继续给土地和能源的紧张推波助澜。这已成为超逾环境与经济问题之外的一大社会隐忧，阻碍着社会公平和公共福祉的实现。
而其中对公共福祉所产生的显性负面影响，体现在社会付出的高昂经济成本和公众健康成本上。在200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呼吸道疾病总死亡率和发病率都高于轻污染区。慢性支气管炎症状随大气污染程度的增高而加重。在中国11个最大城市中，空气中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万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明显损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世界银行根据目前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经济代价达3900亿美元，将占到GDP的13%。
环境与资源的急转直下，虽表现为工业化对环境与资源的挑战，但其对公共健康的危害，加之人们在财富积累上的分化日益加剧，也严重阻碍了与公共福祉结伴而行的社会公平。由此延伸出来的命题尤为重要：环境是人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却在传统的弈局之下频繁上演着“危险游戏”——少数人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们共有的环境资源，并以之作为攫取暴利的代价，为什么要全社会为他们默默承担？
类似的不无情绪的诘问，背后自有其潜台词。人们很容易将此间种种恶果产生的实质，归结为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原罪所致。这种认识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加重了人们对社会的不平衡心理。
相比于高昂经济成本和公众健康成本，环境问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隐形的灾害。而对此隐忧及其身后的社会现状，人们有着不少或隐或彰的脚注。潘岳就曾这样自问自答：“现在的环境公平不公平？当然是不公平的。”他在一篇名为“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的文章中谈到了环境资源问题凸显出的四个不公平：一是城乡不公平。中国的治污资金本来就少，大部分都进入了城市和工业，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垃圾完全露天存放。农村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的三大污染源之一。
其次是区域不公平。大多数西部不发达地区都是资源富集区，几十年来这些资源不断输往东部，而东部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给予西部相应的补偿。受益方与受损方，上游与下游等一系列补偿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第三是人群不公平。有钱的人享受大排气量的车，高耗水的桑拿，最高档的医疗保健。而诸如矿工们却在承受污染，普遍缺乏环境健康保障。最后是国际不公平。
而环境的不公平，必然加重社会的不公平。2005年关于环保方面的信访投诉占全国信访总数的5.6%，到2006年仅一年时间，竟上升到10%。2007年还没统计出来，估计约为13%，早已经超过了医疗教育和公共安全，高居前三位。两会的提案议案、国际的关注、媒体的报道数量都居前三位。
由此看来，环境的不公平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环境不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潘岳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全方位的政策机制，例如建立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
另外，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现状有一个重要理论，这就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关于“断裂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断裂社会的形态，实际上暗合了潘岳所说的环境不公平的几个表现。该观察大致包括三层含义。
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在现实意义上这当然首先是指明显的两极分化。由于两极分化，人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封闭的。
地区之间则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因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区域或空间的含义。而空间实际上也恰恰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应该说，断裂社会的“发现”，表面上看与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有些格格不入，细想之下却能正视：断裂的现实恰恰是和谐的倡导之由，和谐的目标便是弥合这些由来已久的裂缝。反观断裂本身，新旧弈局的交替乃断裂出现的现实背景——传统的弈局，表现为转型政府和企业两极合谋垄断资源，公平从属效率，环境从属发展，先富不管社会，政府、企业、社会一体化。确切地说，这些加剧了社会的断裂。
新的弈局则力图成为缓和社会断裂、实现社会和谐的通路，表现为政府公共服务、企业独立经营、社会管理社会，公平、效率兼顾，环境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政府、企业、社会各司其职。尤其在新旧弈局交替之际，更须考量的是三大命题——“公平”、“环保”和“共富”。三个问题须臾不可分，且在此“鼎”之中，环保与公平、共富互为基石和保障。
这也为政府提供了相应的公共治理思路：履行社会责任，保护弱势群体，禁止丛林规则，打击权贵资本主义，确保社会和谐。同时退出市场活动，结束权力和资本结盟的利益关系，构建服务与被服务的新型关系。
而现实情境的对照则是，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程度往往呈递减之势。许多地方受传统弈局下单一政绩观的影响，难以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抉择平衡点，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未能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些官员“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实属不易。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让中国面临更大挑战：一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除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降低经济发展真实成本；二是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承担国际责任，推动与美国等大国的合作，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环境问题因工业化而出现，因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而严重，又因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而好转。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既是环境问题产生、也是环境问题解决的客观基础。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也表明，只要应对措施得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可以成为国内改革的催化剂。如今，发展绿色能源技术以及应用清洁发展机制，从而进行国际合作，对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不能说不是一大机遇。
如果将公平、共富的实现看作是民生福祉在深度上的改善，那么，以碧水蓝天为象征的“隐形的福祉”更偏于广度上的拓展。由此出发，循着环保与公平、共富之间的逻辑线索，得以初步厘清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隐形路径，寻求拉动经济增长与促进公共福祉二者的平衡发展。
（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