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当年风光的顺德人现在从可怕变成了害怕，为什么支撑东莞经济发展命脉的台商要搬走？为什么当年思路决定出路的江门现在要寻找门在哪里？为什么当年提出大战略差异化发展的惠州现在却徘徊不前？ 2005年，记者行走在珠三角大地，听到和看到的依然还是对珠三角的反思与批判。2005年，领跑中国经济20多年的珠三角突然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经济领袖”的地位被无情地剥夺了，珠三角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辉煌已渐行渐远。提升珠三角竞争力，再造珠三角，已迫在眉睫。坐商意识被彻底粉碎 今年，对顺德最大的打击莫过于连续4年名列“全国百强县”之首的位置被江苏昆山夺走，消息传来，记者并未惊奇。aihuau.com1 年初，在顺德采访时，记者就听到许多老板说：“我现在把新增的流水线停了，工厂除了为自己做些产品外，主要为别人做OEM，这样压力小。同时，准备建厂房的土地也闲着，等等再看，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真不知企业要怎么去做了。”由于宏观调控加上原材料涨价，许多顺德老板对恶劣的现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迷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基本上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了，自己平时就“喝喝茶搓搓麻”，偶尔还打打高尔夫球。 对于产业升级，随着竞争的加剧，以配套加工起家的顺德家电企业越来越注重的却是加工制造，很多企业甚至都中止了做品牌的念头，一心一意做起了OEM。面对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国内品牌的挑战，面对外资品牌咄咄逼人的攻势，顺德的企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对于现在“泛珠”概念的提出和CEPA之风，许多老板也看到了机遇可能会有的，但是真要移师北进，放弃自己的发源地或起家产品，离开自己得心应手的东西，顺德老板都认为代价太高，风险太大，前景难料，于是畏缩不前，富了的顺德人害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开始丧失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为什么顺德人会从可怕变成了害怕？有人认为是被广东的坐商意识惯坏了。广东是坐商，浙江是行商，坐商就是全中国、全世界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别人。由于当初短缺经济时期，广东得风气之先，安心做生产制造就不愁活路，而且别人求都要求得来要我做生意，自我的优越感使得众多广东人根本就不想去当行商，连开个全国营销大会都得放在偏安一隅的当地总部。 因此，从短缺时代到过剩时代，营销为王的企业开始呈现出优势，而这时以顺德为代表的广东商人依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变得无所适从，脆弱的坐商意识被“过剩”二字彻底粉碎。那些企业和老板的状况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埋头苦干，干得很苦”，再也没有了当年创业时的激情与气魄。 很典型的就是地主心态。记者在当年风光无限的“四小虎”采访时，发现这些地方的老板都拥有一个同样的心态，那就是靠企业致富后，将大量的钱财用在购买土地、房产等方面，做起了“地主”。“为什么国家一宏观调控企业就蔫了，原因就在于顺德多数企业没有了后备资金，钱都被企业主拿去买地了。”这是当时一个采访对象的感叹。区域整合的协调之路 远不止是顺德企业的个案。实际上，坐商意识的粉碎也只是整个珠三角从自信走向自闭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 有观点认为，整个广东宏观经济缺乏一个自我抬升的内生能力，主要是依赖外部的外向型经济，产业成长的内生力量跟不上，因此，在中国全线对外开放，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资本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广东就不再独领风骚了，只是其中的棋子而已。实际上，从珠三角20多年走过的历程来看，当年广东在“四小虎”的实践下催生出珠江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外资推动型的招商引资式城市发展道路；但“四小虎”并没有脱颖而出，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出一片新天地。包括广州、深圳在内，广东在实现外向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战略高地，以至于内部诸侯混战，无法摆脱原来的轨迹和惯性。 于是，顺德模式受困，南海模式受挫，东莞模式遭遇危机，中山模式徘徊不前，珠三角整个局势陷入左冲右突之中。为突破困局，珠三角包括下属的许多城市都开始反思发展和再造的路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主政广东之后的三大手笔之一（其余两项分别为“建设文化大省”和“发展民营经济”），也是广东省为推动广东经济更上层楼而力主的新思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困难，经济腹地薄弱，与长三角地区相比缺乏后劲……在这种形势下，广东把视野从“珠三角”扩展到“泛珠三角”以图再造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加速城镇化进程将会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自2000年以来，珠三角为迎合区域经济再造的发展已有几次大的行政区划调整，最大的动作当属2002年年底的“大佛山的打造”，将“四小虎”之二顺德、南海撤市设区，并入佛山，以期“把佛山打造成广东的第三大城市。” 而在广州“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扩张策略下，广东省早在2000年时就将番禺、花都撤县设区并入广州，并深度开发南沙地区，今年更是将广州行政区的划分进行重新调整。 其余像江门、惠州、汕头等城区也纷纷扩容，在二十世纪90年代，广东曾经掀起一轮“撤县设市”的热潮，许多城市几经周折，才抛掉了“县”的名份而改为“市”，但广东在跨入二十一世纪初期却又掀起了一轮撤市设区的热潮，这股热潮背后反应的正是行政经济向区域经济迈进的“大思维”趋势。 据悉，在这种“大思维”的考虑下，广东还考虑过将全省21个地级市整合成9个主要城市，整合成三大经济圈，大广州（广州、佛山）经济圈、大深圳（深圳、东莞、惠州）经济圈和大中山（中山、珠海）城市经济圈。
紧拉住香港的手 有研究认为，这二十多年来，广东有个重大失误，就是粤港关系，特别是小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互动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特别是在关于谁来担当珠三角的龙头方面，珠三角与香港存在着互相瞧不起的状态。深圳与广州都把自己定位为龙头地位，之间争夺龙头大哥的近距离战争持续了十年以上，根本没有把香港放在眼里。 这里面还有个中央的因素，广东有很多动作，中央支不支持就看广东的动作是不是对香港有利还是无利，对香港不利中央肯定不支持，像深圳的“申直”行为，尽管呼声极高，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但是广东却没有看清形势，并没有形成跟香港有效的互动关系，甚至广东在一段时间之内，广东想甩开香港，自己来走。因此，当珠三角显现出的衰落的态势时，也就找不到一个互动的机制来突破。而且，香港也因为经济的强势一直没有重视珠三角腹地的作用，因此，经济增长趋缓时才发现这个问题。 实际上，作为沿海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在20多年中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但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就是依靠香港“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率先发展起来，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可以说香港是珠三角的动力源。因此，紧紧拉住香港的手，建立粤港合作机制是当前珠三角再造甚是香港再造的一个重大战略。 CEPA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实现了以后，整个香港和小珠三角将形成一体化，其经济总量就超过了现在的华东，从而使华东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这种大的统一安排下面，包括流通的一体化，交通的一体化，包括以后的交易结算等多方面影响会陆续到来，这将给香港和小珠三角创造一种全新的前店后厂关系。 随着泛珠的提升，珠三角旁边的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粤港一体化的珠三角必然衍生而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联手香港，整合大珠三角的竞争能量，其互补性和吸收性将要比长三角的竞争力还要强。适度发展重化工业 从区域产业角度来看，一直以来，整个珠三角的产业格局都是“轻重重轻”的局面。从2002年伊始，广东省便提出要发展装备制造业，并随着投资40多亿美元的中海壳牌大项目上马，珠三角石化工业的份量明显加重，极大地改善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广州和惠州或将成为珠三角的重化工业基地。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的上升、丰田汽车和神龙汽车在广州的布局，使得广州汽车产业在全国市场的地位大大提高，加上深圳的汽车项目，珠三角的汽车业力量不容忽视。钢铁和造船等行业的份量也在大幅提升。 但对于这种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调整，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看法。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认为：“珠三角东岸是电子产业集群，西岸是家电产业集群，这是广东的命脉所系，这两个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都很有竞争力，产业也还有一个很长的生命周期。我们刚做完珠三角9个产业竞争力的调查，提出要发展产业规模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目前，这两个产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认为，应该将几个市的产业整合起来，从城市空间上做产业规划。” 成建三对珠三角发展重化工业的调整表示：“广州需不需要发展一些重化工业，如石化和钢铁，我一直持保留看法。”而且，他还指出，目前珠三角的产业发展规划不是按产业规律来做，而是“好像在分配项目一样，如石化项目，广州一点、惠州一点、茂名一点”。因此，成建三强调：“我并没有反对搞重化工业，而是觉得产业集中度不够高，要适度发展，而且发展这些产业时应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在加强配套的产业布局上做足功夫。” 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劲松也认为，珠三角做钢铁、化工都是内部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如家电和电子产业，都需要钢铁，都需要塑料，以前都是靠进口，受制于人。如果珠三角内部有自己的钢铁和化工原料，作为广东基础的家电和电子工业可以就近取材，不再受制于人，发展也就更有底气。 宋劲松也强调：“重化工业是产业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在做大做强制造业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产业链的完善。” 而且，为了改变广东在“微笑曲线”的被动，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多元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已成为再造珠三角提升竞争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目前广东省考虑更多的却是如何进一步做大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本是应该如何做强做好的问题。珠三角区域的协调发展，在于打造出多个特别有竞争力的产业，在空间上做好规划，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做强做精，并形成良性的投入机制和投入氛围，这样，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广东是还可以再做标兵的。 为此，珠三角下一步应该致力于提升民营经济的内生力量，改变倾斜于外援型经济的发展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广东外源型经济升级换代的步伐，争取目前主要由政府力量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