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巨大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劳动者手中握着外币，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消费物品，这种名义收入的增加又有何用呢？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勤劳但不富有。
那么为什么劳动者手中的外币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消费物品呢？
出口贸易最直接的是增加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而他们的消费构成主要是生活必需品。而国产的生活必需品要更具价格优势，因此，劳动者只会购买国内生产的必需品。所以只有什么时候得益于出口的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使国内消费者形成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那么所赚得的外币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消费品，形成真实的收入。
这个道理就象是我们做了一块大大的饼，分了60%给外国人，换回了绿绿的票子，将这些绿票子放在一边，一边欣赏，我们13亿人一边接着啃那剩下的不到一半的饼。
那为什么不花那绿票子呢？
是买不起吗？
比如，国外的人专造制饼的机器，60%个饼换的绿票子也换不回来一台制饼机。但其实这不是一个根本问题，一年制的饼换不回来一台制饼机，两年收入的加总总行了吧？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最保守估计恐怕也可以买得下一个小国一年生产的所有产品了。所以绝不是买不起的问题。
那就是不愿意买了。
因为只有能够且愿意才是需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不就是这么讲的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还要再细分成几个小问题：买制饼机，谁受益，谁受损，要买由谁来买？他为什么要买或为什么不买？
买台制饼机多好，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制造更多的饼，换回更多的绿票子。但是这会使机器取代人工，使原来的部分劳动者失业。还有一个重要后果，但存在相当大的分岐：未失业的劳动者工资会怎样？
一种后果是工资下降，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劳动力的蓄水池中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份工，你若不干自然会有人干。此时的结论很显然企业主受益，劳动者受损。很显然普通劳动者不会去买那个劳什子，恨地都想咬它还来不及呢。再说，他也买不起。那么企业主会不会买？按常理是应该买的，不买是傻子。但也不一定，企业主可不是傻子，傻子可当不成企业主。他们的心里可都装着最精密的算盘：那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如果未来的预期收益稳中有长，如果有什么途径可以分担他的风险成本，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明天的更美好换取今天的美好。但如果，一个企业主面临的是一个有任意作为能力的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环境，从而难以形成未来的稳定预期；面临的是一个融资渠道狭窄而导致融资成本高昂的现实市场环境，且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分担他们的投资风险，那么在这样一个未来收益不稳定，风险成本，资本成本双重高昂的境况下，他们还会再以未来不确定的不知道是不是比今天更美好的美好来换取今天的美好吗？答案不言自明。所以会不会买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制度环境。
还有一个可能的后果，那就是工资不仅不会降反而会上升。为什么呢？首先，信息的筛选是有成本的，这和到商场买不到衣服，是因为衣服太多是一样的道理。从那么多人中挑选不会破坏机器的，忠心耿耿的，不偷懒的，不多给钱怎么行呢，这不是效率工资讲的故事吗。还有，用机器就要有操作工，修理工，要有文化，要懂技术，那么昂贵的机器，一不小心碰坏了怎么办，开玩笑。不涨工资怎么能请到这样的人呢？而且，对付这些有点技术的人，可与原来那些大老粗们打交道的方式不一样，人家有技术，总就有点子小性子，犟脾气什么的，最好专门请懂点什么管理心理学的人来摆弄他们，这管理人才好歹是正宗白领了，那价钱还少得了。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心里的算盘是这样的：这增加了的用工成本，与裁员节省的用工成本要有一个比较，在加上上一段论述的风险和融资成本，恐怕任何企业主都会三思而后行。所以会不会买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制度环境。（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笔者会专门撰文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加以论述）
对于刚才一段的论述，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第二种可能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分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故事。那些在工厂失业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会饿死，他们可以在企业周边开小饭馆，送盒饭，理发，网吧，甚至酒吧等等，还有家政，保洁，钟点工，小饭桌，接送孩子上下学，出租房屋等等等等，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工作。而在工厂里的人，因为不用为这些家务琐事而烦心，能够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可以制做出更加美味的，品种更加繁多的饼。甚至可以自己改良机器，又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机器的分厂。而工厂里的人因为这些更富价值的劳动而使得收入大幅提高，从而可以支付得起更好的更昂贵的服务产品。这会使周边小饭馆升级为大酒楼，或者各富特色，环境优雅的小食坊，那些原本是失业者的人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大幅增加。当所有人的收入都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增加时，我们可能终于会能够且愿意花那些绿票子了，起码新马泰，欧洲北美游一游是不在话下的。而这一切的一切，美好的愿景得以实现的大前提是，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使得企业主可以放心大胆地购买那个进口的制饼机。而如果，这一切赖以发生的制度环境不存在，那么那个分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美好故事就永远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景而已。
回到文章开头，我们用60%个饼换的绿票子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买台生产别的产品的机器或技术，但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得有人买，而这个人就是企业主，市场中的最基本的细胞单元。要让他们买，就要让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有稳定的预期，而这个预期的形成，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没有特权干预，具有稳定制度预期，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这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行政特权，只以效率论英雄。只有在这样的市场制度环境下，才会使企业有足够的激励去关注长远利益。这样的市场制度环境才构得成企业关注长远利益的微观基础。（见谢作诗《再看“中国平安为何只在A股市场圈钱”》 http://www.aihuau.com/Article/Archive/2008/3/13/103724.html）
企业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其说是生产，不如说是试错。在试错中找到成功的制度，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和产品，进而使社会普遍获益。但是，企业的成功总是要有一定的运气加偶然，是在比成功企业多得多的不成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的。理性人是不会具有先天风险偏好的，除非可能的收益将远远大于风险成本。进一步讲，让企业甘昌风险有两个条件：1.风险收益的正外部性内部化；2.风险成本的外部性足够大。通俗一点儿就是，在试错过程中，碰巧对了的企业，要充分甚至极大地保证其剩余索取权；而企业的试错的风险要由社会承担一部分（既然社会会从成功企业中获益，承担风险也并没什么不对），比如一个所有人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股市（健全的股市。何为健全？所有参与人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股市就是一个健全的股市。当然，这只是个结果，得到样的结果要，要靠制度激励。而所谓的制度激励，说白了其时也就是当没有什么政府可以依赖的制度）。
因此，总结来看，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勤劳但不富有，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绿票子，却形不成有效需求，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是聪明的企业，是冒着太大风险的，高成本的，比国外企业高得多得多的风险和成本的企业，是委曲求全的企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制度，还是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