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随即三一集团应声宣布，该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不久前，上海市国资委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一场“中国式减薪风暴”已在神州大地刮起。（2月17日《都市快报》）
不可一世的金融危机突袭地球村，几乎让所有人手中的饭碗产生了一种晃动感。不管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拥有非天然资源的垄断企业。也不管是在广大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还是自立门户开店谋生的个体商户，均切实地触碰到这种渐次明显的“动感”。在国际上“听取工资降声一片”的外力推助，以及国内普通百姓一片力保饭碗不丢的民意声浪推动之下，一些公共监管部门和强势国企的老总们，原本铁青着的脸，终于憋不住了，明显出现“羞红”迹象。 于是一场“中国式减薪风暴”开始在一些国企领域刮起。在经济寒潮袭来的当初，一些拍着厚实胸脯称“降啥别降自己的高薪”的著名老总们，开始抵挡不住国际经济形势与民意权利诉求的双重推助了。特别是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发出了50万美元的“限薪令”之后，欧盟、澳大利亚均对经济实质发出强势降薪令，加上早些时候的韩国、新加坡等国领导“断士自断腕、鼓劲度维艰”的一系列政府姿态的多重作用，使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赚足了民意喝彩的掌声。 当然，即便我国国企高管跟进全球降薪的步履显得有些迟缓，但依然不宜掩蔽这次减薪风暴的深远意义，以及这场风暴带给我们社会公平程序设置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能局限于一家或几家国企老总的“一元年薪”的炫目表演，而是将“降薪风暴”成为恶补我们社会业已形成的劳资不公的这一课。并厘清一些行业薪金过高的制度性成因，从公司治理的法制层面，去反思行政权力是如何蔓延至企业的。由于企业老总手中的权力未得到有效制衡，便使资本愈发显得骄横。这才有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六千万的天价年薪，而第一线的保险员仅千元工资的扭曲工资分配制。 众所周知，有民主元素的市场经济，可以用市场去教训这种骄横，阻止权力在市场交换特别是劳资分配过程中的寻私行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尽快剥离公司高管常常由作为行政机构的上级（实际上往往是掌权的一个人）直接委任的“政府元素”；另外，需要对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行变革，改变目前的家长式作风浓厚的行政考核办法，引入独立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全程审计监督机制，让高管薪酬的设置处于一间玻璃房中。这样的制度性减薪风暴才能最终还纳税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