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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王绍祥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就津津乐道于领导艺术。但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机构中——包括古老的联合大企业和新近的新兴网络公司——人们仍然会发出同样的抱怨：领导不得力。试问：为什么人类始终无法对领导艺术这个问题释怀呢？原因之一大概是18世纪理性主义革命的爆发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信仰危机。在启蒙时期，伏尔泰等哲学家声称，通过理性思维，人类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好比是一符强心剂，伴随着它到来的是一个极为乐观的历史转型期。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念又派生出两种信仰：相信进步，相信人类能臻至完美。这为人类展现了一幅更为美好的蓝图。但是，直到19世纪末，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韦伯出现后，这幅玖瑰色的蓝图才出现了裂缝。这两位思想家摧毁了西方人对于理性及进步的信仰。而如今人类之所以苦苦寻索领导艺术，其直接原因不外乎此。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一种假说，那就是浮于表面的理性掩盖着人类的无意识。他认为，无意识可以用以解释人类的许多行为。韦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也是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他同样也在探索理性的局限性。事实上，在他看来，在人类直觉中，最具摧毁力量的应该是被他称为“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东西——即没有伦理的理性。在韦伯看来，技术理性体现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中——其实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僚机构”。他说，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低效的，而是因为它效率太高，从而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卡夫卡的悲剧小说对于官僚主义所导致的致命后果曾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更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幕僚艾希曼居然也宣称：“我就是一位官僚主义者。”韦伯认为，唯一能够抵制官僚主义的是个人领导艺术。但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也曾经涌现过一批纵横捭益的战争领袖，同样也出现了个性化的领导者，如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对于理性的力量以及人类进步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出于实用的和哲学的目的，人们开始对领导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在20年代，人类第一次对领导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第一个领导理论——品质理论（trait theory）——试图概括出卓有成效的领导者的共同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对领导者进行了对比、衡量，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领导者真正的共同点是什么。在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后，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有效的领导者要么较高，要么较矮。至此，品质理论也与宠遇失之交臂了。 40年代，作风理论（style theory）取代了品质理论，在美国尤其如此。人们认为领导的作风之一就是具有无限潜力。这是一种颇具亲和力的、民主的领导作风。于是，为了追求时尚，为了掌握这种领导作风，数以千计的美国经理人争先恐后地去接受形形色色的培训。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理论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因为该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时代时代的美国精神——开放、民主、精英化。所以，当新政成为历史，麦卡锡主义和冷战如期而至时，人们又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领导作风了。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鼓励，应该象冷战时期的斗士一样要求自己。于是，可怜的经理人完全困惑了。最近的主流领导思维则是危机理论（contingency theory），这种理论的基本点就是“时势造英雄”。从根本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领导艺术也将是无穷无尽的。于是，困惑的经理人再次困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