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近日在强国论坛就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表主题言论。他提供了一些关键数据，本文利用这些关键数据再做进一步分析，以为尽快抑制CPI提供更深入的参考性建议。
从2007年到今年1、2月份，在全部CPI上涨的因素中，占85%左右因素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里面，猪肉的价格上涨所占的因素又占到50%左右。可见抑制猪肉价格上涨仍然是当务之急。
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运用市场容量理论分析，应首先是2003年之前数年，农村及城市贫困群体大量增加，市场需求持续减少，致猪肉收购价格持续降低。这种累积效应发展到2004、2005年又导致成千上万的个体农民逐渐退出养猪供应市场。分散农户养猪不赚钱，是猪肉供应减少的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则是2003年以前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的累积效应。这就是笔者在市场容量理论中所描述的：贫困群体不吃猪肉，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主要消费生猪肉，小康群体常吃精加工肉食（下餐馆、吃火腿肠等），富裕群体消费高级营养品。在4类市场容量中，其中经常买生猪肉的只有一个消费群体。如果不吃猪肉的群体和常吃精加工肉食的群体都在增加（两极分化结果），生猪肉市场需求量就会大量减少。到2006年初，一斤生猪肉的最低收购价格被压到了2块钱，而农民饲养生猪成本则是3.5块，于是所有养猪的散户农民都不养猪了，有的干脆把种猪也宰杀了。
但是，从市场容量理论角度看，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不仅在于生猪肉供应减少，更主要在于市场容量的突然扩张。国家恰恰是从2006年初和2006年下半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开始为农业免税和以强有力的政策为城市贫困群体解困。这样，就使大批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进入到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消费群体（也就是吃生猪肉群体）。猪肉价格猛涨正好在此之后。
上述两条，就是猪肉价格高企不跌的原因。两种原因均可用市场容量理论做清晰、合理的解释。也看出：正确的宏观调控思路，只有增加市场供应这条路最合理。
可是，根据郑新立提供的下面的数据，再按照价值规律考察，笔者认为还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肉粮比价一般要保持在6：1是比较合理的，高于6：1，养猪的农民盈利就高，低于6：1，养猪的农民就要赔钱。2006年肉粮价格比降到了3：1。去年，由于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鼓励生猪喂养，目前的肉粮比价是9.3：1，也就是说现在一斤生猪的收购价格相当于9.3斤粮食的价格，这对刺激养猪农民的积极性是非常有利的，所以现在母猪的饲养量在迅速增加。”
在肉粮价比例超过9：1的情况下，猪肉价格仍然没有转折趋势，我们把这种滞后效应归结于过去几年的种猪被大量宰杀，导致目前多数地区养猪猪仔供应减少，才造成了市场反应的滞后效应。但是，笔者认为，这仍然是目前不能保障生猪肉市场供应的其次原因。
主要原因还在于养猪的农民没有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积极性。成千上万的散户农民更没有条件去异地寻找猪仔的货源。农民之所以是农民，是因为农民不受市场信号调控，只受亲历的现实的盈亏调控。如果绝大多数农民均能主动适应市场信号所体现的价值规律，调控他们的养猪积极性，8亿农民就不再是农民，都成了精明的商人和企业家。我在农村做知青两年、做驻队干部三年，知道每一次涉及农事变更的科学种田改变，都要事先给农民担保或做出一小块样板田展示。不然很难让他们自觉干。想想：成千上万的农民散户几年前养猪搞得血本无归，再使其自觉产生养猪念头，多数人会不寒而栗。
所以需要提醒地方政府：不要单纯指望有了宏观市场信号就能刺激农民养猪，有了宏观的价值规律农民就能主动去适应。至少地方政府还要尽早尽到如下责任：一，组织人力异地收购小猪仔，尽快推售给散户农民，政府要给高价猪仔适当补贴。二，为散户农民制定生猪收购最低保护价政策。
笔者把上述两条看作是尽快缓解猪肉供应压力的关键条件。如果上述两条不为，我们预期到今年下半年，我国生猪肉市场供应仍然会处于紧张局面。猪肉价格对CPI高企的贡献度还是主力因素。此外，肉粮价比超过9：1，太高了！蕴藏其他风险，不能再用此单一方法刺激养猪。建议今后猪肉市场宏观调节方式，由国家掌控猪仔供应量来实现。种猪饲养权改变为各地国有企业控股。简单、易控、也能适应市场规律。仅仅用西方经济学调控市场太麻烦。
顺提到，中组部组织10万大学生去当村干部。英明！
2008年4月5日。
注释一：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最被动的群体是7－8亿农民。面对利好市场信号反应迟钝甚至没有反应的，是农民；面对市场风险跟风而上导致供大于求、血本无归的，也是农民。在过去30年中，农民吃够了上述苦头。今后至少30年内，引导农民适度趋市场之利，帮助农民分散市场风险，应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稳健发展的基本国策。依靠国企控股垄断猪仔供应量，以调节千万散户农民养猪数量，保证千万散户农民拥有较稳定的获利空间，就是上述国策的具体体现。
注释二：
“多啦多啦多啦多，少啦少啦少啦少”，这是江泽民在位时就曾经诙谐形容过农产品供应总在两个极端里频繁受挫的现象，至今仍未解决。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思维方式不受市场信号调控，只受亲历的现实的盈亏调控。所以，农村不宜采取千百万个体自由市场模式。而要采取有带头大哥和政府保护下的市场竞争模式。这不仅是今后30年稳定农民收入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国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