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引用一段文章：《全球米价创新高 世行警告33国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从埃及开罗到印度新德里，“米荒”正在危及全球粮食供应，正如此前华尔街的信心不足危及信贷市场一样。】
【中国、埃及、越南和印度，这4个大米出口量共占全球1/3的国家，今年以来已通过关税等手段收紧了大米出口；印尼表示也有此打算；在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菲律宾，政府调查人员上月底突袭各地粮食仓库，打击囤积大米的行为；世界银行已经警告说，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http://www.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8/04-08/1213862.shtml
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日前警告说，如果粮价继续上涨，将会有一亿多人陷于更加贫穷的境地。世行的主要功能是扶贫，佐里克的警告当然是说给各国政府听的，其中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在粮价问题上的国家干预的注意力和力度的意味显而易见。
但是，受到佐里克邀请而新进上任的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2008-4-2日在深圳就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作演讲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解决困扰中国经济5年多的“三过”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深化市场改革。对舆论关注的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林毅夫认为，粮价上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市场来调节决定。
行长说要政府加强干预，副行长和首席说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功能，那么粮价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假如为数不少的国家因为粮价问题而导致社会动荡，当然是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多达一亿的人口显然更加贫穷的深渊这个佐里克魔咒的显灵。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农业国家的农民来说，粮价就意味着收入。这就是说，世界银行的警告和佐里克魔咒可以翻译成为“警惕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现实是，各个国家的最贫穷的人群，基本上都集中在农民阶层，贫穷的农民数量增多了，社会稳定性就会变坏，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解决农民贫穷问题，就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粮价提高是最直接的手段。
有人说可以把农民转移到城镇，用“农转工”来增加贫民的收入。这不过是把农业贫民变为城市贫民而已，并无助于贫困问题的解决。而且剩下来的农业人口还会继续因为粮价偏低而对农业生产缺乏积极性。同时，城市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粮价就更具上涨的动力。
曹国奇先生认为，http://www.aihuau.com/Article/Archive/2008/4/13/109088.html林毅夫这种依靠市场调节粮价的观点是危险的。所谓“危险”，不过是说在当前的供求关系格局之下，粮食的市场价格只能更加高昂，依靠市场就是继续涨价，就会有更多的城市贫民生活更加困窘。也就是说，这个“危险”来自于城市贫民。
但是，粮价上涨带给了农民一定的好处，相对来讲农民的贫困状况得以改善，而这又是缓解社会不稳定性的一个因素。城市稳定性的降低和农村稳定性的增加，两者相比，总体上的效应还不一定呢。
当然，各国政府都知道市民比起农民来更难对付，市民比农民更知道维权，更容易团结起来“揭‘钢筋’而起”，中国当年的革命利用的就是市民的这种优势。所以，在“惠农”还是“保工”的选择面前，惠农政策能走多远，还是一个问题。
政府真的是害怕城市贫民造反而不惧怕农民造反吗？农民的确比市民忠厚老实，但是轮到他们揭竿而起的时候，其破坏力往往比市民造反要大得多。温家宝政府用惠农政策应对三农问题，说明温家宝还是认识到这一点的。
世行的警告和佐里克魔咒，显然都是以市民为中心的思维，反过来看，林毅夫的市场论倒是在当前的供求关系下从农民利益出发的思维了。是不是因为林毅夫来自正在推行惠农国策的中国的缘故就不得而知。
但是，市场就是交换，价格就是交换比，因此市场永远都是在制造“价格”问题，当然不可能像林毅夫所说的用市场方法去解决粮价问题。林毅夫的“市场调节论”虽则有点惠农思维，但是依然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具有的全面中立的观点。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观点，粮食问题不应该是市场问题，应该把吃粮问题从市场上剥离出来。而剥离出来之后的粮食生产组织机制，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http://www.pinggu.org/bbs/dispbbs.asp?boardID=56&ID=295584&page=2中已经提出，政府采不采用这个办法，还要看市民和农民的利益博弈结果以及政府的阶级倾向性了。如果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就既不能提高粮价或者容忍粮价无限提高陷城市贫民于苦难，也不能打压粮价的提高陷农民于永久的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