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现有制度结构下，各种污染事件并不少见。首先，以自利为目标的地方政府不再以维护最广大公民的利益为己任，而是偏袒或默认污染企业的违规行为，这一点显而易见。其次，在缺乏必要、完善的参与机制和理性人的“搭便车”的条件下，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或利益）的成本高昂，缺乏相应的维权激励。
以下案例选自2007年《南方周末》的报道，在分析“政府-企业-公众”的利益纠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
攀枝花市一座位于河流上游的省属企业荒磷厂，通过大气和排水沟排放着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给下游的盐边县县城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民间环保人士罗兴全发起诉讼，要求黄磷厂彻底搬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却未予立案。
直到2007年10月份，中央直属的环保总局西南督察中心亲自过问，正式督促四川省环保局关停攀枝花市的黄磷厂，并处理了攀枝花市环保局的有关人员。
事后，根据对环保总局西南督察中心主任马宁的采访，马宁解释了地方环保监管部门无作为的原因，其中一条是受制约地方政府。[2]同时，他还评论了地方政府的偏爱GDP而无视污染的短视政策取向。
正如案例中显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危害人身健康的污染行为经过多年的争论，最后还是通过以“中央过问”的行政方式得以解决。这外部性问题，市场显然没有发挥到任何作用，受损者的利益并未在谈判、磋商的程序中解决。科斯的主张——只要产权得到清晰界定，资源就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在目前的国情下没有现实的基础。
同时，政府也没有很好的规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反而被排污企业“俘获”。[3]政府在上述问题中发挥的角色需要进一步剖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税权下放。地方政府除了向上级层层上缴一定比例的税收，剩下的就是留给自己的。在没有实质性约束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就与当地“纳税大户”企业结下密切的利益关联。企业给地方政府创造GDP和上缴税收，政府就作为企业污染问题或其他事件的挡箭盾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就是理性的人，使得自己利益（更多的GDP、税收收入）最优大化。偏重GDP的官员选拔机制，激励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民众利益代价与污染企业“结盟”。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注重长远利益的中央政府与短视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博弈。一般而言，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高额的监督成本，中央政府并不易实现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既定目标。[4]除非采取必要的改革，有效地监督地方政府无作为及寻租行为。
公众或民间环保人士主要是由利益受损者组成，他们的目标是消除企业的污染，减少其经济损失。在现有的条件下，作为与企业污染行为相抗衡的力量，公众面临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公众诉求的机制缺失；二是“搭便车”。前者是由于我国的制度不够完善，公众要求环境、人身健康的权利没有得到重视和保护。后者则是个人的“理性”行为促使其享受集体(或集团)的共同利益，却不付出对应的成本。环境保护具有外部性，不论偏好良好空气质量的集团成员是否分担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都能享有环保的好处。因此，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5]
如果我们对“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内在的利益关系有了基本认识，就很容易理解政府决策的短视、局限性。政府不是依照某种标准比较不同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最后给出“最优政策”。 然而，“存在即合理”，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是有其存在理由的，尽管有时候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满意。
[1] 参见《南方周末》，2007/11/8；相关报道见：《南方周末报》，2002/7/4，攀枝花磷难；《华夏时报》，2002/7/6，法学专家王灿发：黄磷厂选址存在严重问题；《华夏时报》，2002/7/6，毒雾漫过攀枝花。
[2] 环保监管部门失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个人工作的责任心、个人能力差等等。然而，笔者认为根本因素是现有的权力构架，使得环保监管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缺乏独立性。
[3] 这是政府规制造成的俘获理论，政府进行管制的整个过程最终将变成为被规制的产业或企业服务，规制着（政府）被被规制者（污染企业）所俘获。
[4] 奥尔森指出，即使是同一个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多元的目标。这就不难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的差异。
[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以上属个人观点，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