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2008年04月16日 《中国金融》
2007年的通货膨胀是总需求主导，而2008年的通货膨胀原因发生了变化，成本推动成为主导因素，因此，在治理以总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的同时，有必要密切关注总供给推动的价格水平上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通货膨胀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2008年2月份CPI增长达到8.7%，这是十几年来的新高；央视调查显示，两会期间，老百姓第一关注的问题便是价格上涨。《政府工作报告》也用较大篇幅对通货膨胀问题给予了分析，并提出了全面治理措施。我们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较多，控制物价上涨的难度加大。笔者认为，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弄清楚来龙去脉，针对性的治理才能带来显著的效果。特别是2008年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输入型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更应该密切关注。
2007年的通货膨胀是总需求主导
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原因确实是很复杂的，有总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总供给推动的因素。总需求拉动的主要动力是，过度的投资，过大的贸易顺差以及过多的流动性，特别是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总供给推动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上升，比如工资上涨，石油价格上升，以及粮价上升对食品的成本推动。
总需求拉动型与总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不一致之处在于，总需求增长拉动价格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步上升，也就是所谓“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形态；而总供给推动使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总产值下降，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通胀低增长”的所谓“滞胀”的经济形态。
笔者认为，2007年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升，总需求拉动的影响大于总供给推动的影响。有两方面现象支持这个结论。
首先，中国经济在通货膨胀上升的同时仍然继续保持高增长。伴随2007年4.8%通货膨胀水平的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说明2007年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中，总供给推动的成分相对较小，或者说，11.4%的经济增长，是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抵消了总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总需求的影响显然大于总供给的影响。
其次，2007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成本传导的压力并不明显。2007年CPI从4月份开始一路攀升至11月份的6.9%。PPI却一直在2.5%与3.5%之间徘徊，最高是11月份的4.6%。也就是说，2007年在通货膨胀上升的过程中，上游的能源、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水平的增长远远低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上游产品价格没有太大的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的压力。这进一步显示2007年的物价上涨并不是成本主导，而总需求可能是推动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主要动力。
所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九项措施，以及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解释的“一个根本途径、三个关键环节”，加上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鼓励生产增加供给等措施，对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有针对性的。经过必要的实施和执行过程，相信总需求主导的通货膨胀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而2008年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可能需要加倍关注要素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 首先，成本推动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加大。2008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CPI达到7.1%的同时，PPI窜上6.1%的水平，几乎是2007年同期PPI增长的2～3倍；2月份PPI又上升到 6.5%。 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较快，理论上一定会在一段时间后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上，对通货膨胀产生成本推动的压力。美元持续贬值，与美元挂钩的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钢铁、铜、铁矿石、粮食等等)的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或高位运行。近期美国以及相关一些国家不断降低利率，主要货币的贬值已使原油价格攀上100美元大关；粮食的工业需求的大幅增长，使粮食价格可能继续高位运行的概率加大；铁矿石2008年65%的涨幅已经是定局。这些在2008年下半年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PPI的持续走高。上游投入品对通货膨胀的成本传导的压力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上升。 其次，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上涨是必然的。中国三十年来的快速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关系;出口产业的迅速扩大，也应该得益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大大高于GDP增长，工资呈上升趋势是必然的。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显示了工资上升的压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保护劳工权益的角度作出的各项法律规定，包括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其他一些保障性制度安排，使工资增长的预期加大。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通货膨胀预期高的环境中，工资上升是通货膨胀的刚性因素。在目前我们的通货膨胀环境中，工资上升可能从要素成本和消费两方面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国内外的要素成本都有上升的趋势。2008年应该高度关注有可能推动通货膨胀上涨的成本要素，包括国际市场高价格原材料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以及工资成本上升的刚性要素。2008年是成本因素主导的通货膨胀
2008年上半年，由于2007年价格上涨对2008年价格的翘尾因素影响，年初冰雪灾害和春节需求上升的临时性因素影响，加上一些调控措施的周期并没有完成，较高的CPI数据应该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下半年，这些临时性因素消失，再加上调控措施到位，一些加大力度支持的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完成，特别重要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显现，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应该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素成本上升推动总供给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可能会“接力”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下降而成为主导通货膨胀上升的新的驱动力，特别是当成本推动的价格水平上涨“接力”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时候，非常容易抵消我们正在采取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的组合效果，使人们感觉政策无效。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半年以后再关注这些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这个“接力”过程，或者说“演变”过程，不会被如此清晰地划断。当前总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过度投资、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新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上升，因此，我们必须在治理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同时，就应该密切关注输入型成本推动的影响，不失时机地把握住这些关键性的变化。 在高增长高通胀的形势下，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治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论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可能并不成立。因为这个结论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全球大宗产品价格是稳定的，人民币升值对降低国内的PPI，进而降低PPI的传导压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美元不断贬值，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不断大幅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只不过使这些进口产品的人民币计价有所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下降。如果国际价格继续上涨，按人民币计价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这种相对价格的作用，在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诸多变数和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还很可能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但是目前可能是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合适时机。 比较可行的措施之一，可能是刺激内需来吸收工资的增长部分；贸易顺差减少增加的国内供给，可以使因工资上涨而增加的消费支出不至于推高价格。因为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减少的利润，也有望在更大的市场规模中得到补偿。 总之，从现在开始，在治理以总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的同时，有必要密切关注总供给推动的价格水平上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的“接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