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顺差和逆差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元特权的关系



二、贸易逆差是输出美元、形成美元特权的基础与途径

所谓美元特权,我们把它界定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长期居于中心货币地位和美元独一无二的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获得别国无法获得的利益和权利,并使得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这种美元特权,开始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所建立的美元—黄金本位制,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赋予了美元中心货币的地位。美元因此承担两种角色:一方面是美国本国货币,同时又是世界各国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最主要来源。美国因此承担了两种责任:既要维持美元黄金官价,又要源源不断供给世界各国所需的美元。针对美元特权,美国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指出:如果世界经济要以相当快的速度成长,就需要增加储备货币的数量,以便融通随之而来的贸易与投资[1]。从战后初期实际情况看,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日本、西欧等地经济的恢复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加,融通贸易和投资的储备资产必然要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而增长。这使得美国在面临“特里芬难题”时选择国际收支逆差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虽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不断输出却强化了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地位,美国也乐此不彼。因此自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开始,贸易逆差就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常态。

由此可见,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开始,美国就承担了一项新的任务,如何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美国供应美元可以选择贸易逆差、对外投资或者国际借贷等方式,这些方式要么引起经常帐户逆差,要么引起资本帐户逆差。如果美元只有输出没有流入,则美元持续贬值将在所难免,将影响美元的特权地位。因此,美元的输出不可能在资本与金融帐户、经常帐户均为赤字的背景下实现。而对其他国家来说,通过贸易顺差则是获得美元的重要手段,因为他们需要美国市场扩大外需,而美国的对外投资最终会因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和美元的吸引力回流美国。所以说,从根本上看,各国外汇储备的来源是国际收支盈余,其中经常帐户盈余是更为可靠、稳定的来源,而来自资本帐户盈余的新增外汇储备则具有借入储备的性质。在美国方面经常帐户逆差则成了输出美元的重要方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之后,并不意味着美元特权的消失。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长期以来的储备货币地位的惯性,且国际货币体系也需要一种中心货币来充当储备货币。IMF虚设的特别提款权,因为其缺乏抵押资产的性质及其有限的量,难以充当中心货币,尤其解决不了清偿能力问题。而英镑与日元,因为其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有限,也决定了其难以取代美元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却给国际金融和贸易带来了许多好处,节约了交易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因而许多国家自愿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这种关键货币,使之成为名义锚,来稳定本国币值。但是,美元要成为绝大部分国家的关键货币,还必须保证能使其他国家得到足够的美元。通常来说,其他国家获取美元储备有三条途径,一是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借贷来获取美元,但这最终是需要偿还的;二是通过吸引外资来解决,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三是通过出口贸易来获取美元资金,而且这也是偿还国际债务的必经途径。由此看来,从长期来看,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储备是世界上主要国家获取外汇储备以实现本国经济战略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储备确实出现了多元化局面,但美元仍是储备体系的中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数据折算,从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看,截至2005年底,美元资产价值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比重为67%,欧元资产为24%,日元资产和英镑资产各占4%。对发达国家而言,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76%;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60%[2]。由此可见,美元仍然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帐户顺差是各国外汇储备最可靠、最稳定的来源,追求贸易顺差成为这些国家增加美元储备的有力手段。

从全球视角的经常项目来看,美国的巨大逆差即负储蓄则表现为其他国家等价的顺差即正储蓄。问题是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大量储蓄,既向美国出口实体资源,又把美元外汇投到美国市场为其经济发展融资?

在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拥有贸易盈余的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等)来保有美元资产。在发达国家中,欧元区国家由于内部市场的扩大和欧元的不断坚挺,越来越出现“脱离美元”的倾向,他们储备的美元外汇也趋于稳定(见表1),其经常帐户顺差有减少的趋势。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和债权国,2004年其经常帐户盈余高达1718亿美元,日本同时还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大国。日本的持续顺差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得益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政府的贸易立国战略,而近10多年来则更多的应由国内需求不振和政府干预日元来解释。日本银行大量地买入和囤积美元来遏制日元升值。例如2003年1月-2004年3月,日本银行共投入35万亿日元进行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2000-2004年,日本持有额由3177亿美元增加到7118亿美元,增加1.24倍,所占比重由31.3%提高到36.8%。这就人为地制造了美元需求旺盛的假象,从而在日本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顺差的累积增加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为了遏制日元升值,日本银行不得不买入美元增加美元储备以便于干预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会迫使日本企业进一步追求顺差,而顺差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大日元升值压力。日本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除非日本国内经济出现大转机,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对美元的需求还将继续增加。

表1  世界主要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亿美元)[3]

注:1.欧盟各国1990年前为欧共体各国的统计,德国1990年前为原西德的统计;

资料来源:1.<日>总务省统计研修所,2005年世界统计,2005.05;

2.<日>经济产业省,2005年通商白皮书,2005.07;  3.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主页:www.safe.gov.cn。

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其中东亚国家主要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帐户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根据表2的统计,2000-2004年,东亚7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额由5213亿美元增加到11291亿美元,增加1.17倍,占世界各国持有总额的比重由51.3%提高到58.3%。东亚国家,除日本之外,中国持有额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增加2.21倍,所占比重由5.9%提高到10.0%;“四小龙”持有额由1295亿美元增加到2085亿美元,增加0.61倍,所占比重由12.7%下降到10.8%。而且对中国而,日本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又降临在人民币向上,中国也差不多面临日本一样的问题。对于东亚国家而言,近年来经常项目顺差明显增长,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进行着超过国内投资以上的过度储蓄。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外汇储备主要集中于欧美日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石油出口国,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外汇不足的状态。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在1996年末达8554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的8268亿美元,占世界的50.9%。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更为迅速,1995-2003年发展中国家增加1.62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0.58倍。2003年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各为19842亿美元和1205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2.0%和38.0%。东亚是世界外汇储备增加最为迅速的地区,其中,日本、中国、台湾省、韩国和香港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5个国家和地区(见表1)。而巴西、墨西哥等西半球国家以及中东产油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明显的增加也使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

 贸易顺差和逆差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元特权的关系

表2 东亚各国持有美国国债的金额与比重的比较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2005年版通商白皮书,2005.07。

这些国家的过度储蓄与美国负储蓄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全球储蓄结构的严重失衡,在这一失衡结构中,主要是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居于一方,美国居于另一方,因为英国及欧元区国家近年经常帐户差额较为稳定,外汇储备变化也不大,显然对美国巨额逆差的形成解释不够。如果说日本是因为干预市场的需要,东亚其他国家储蓄美元则有多方面的用途。首先,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外汇短缺时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贸易投资规模的扩大,他们需要储蓄以保证国内投资和对外支付的需要;其次,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遭受过金融危机的损伤,从危机后他们的外汇储备的变化也表明,他们深刻感受到由于本国货币不是储备货币,不得不背负“原罪”。在“原罪论”的假说中, 原罪是指这样一种状况: 一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外国银行或其他机构不能用该货币提供贷款) , 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Hausmann,Panizza and Stein, 2000; Eichengreen and Hausmann, 1999)。由于金融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 incompleteness) , 一国的国内投资不出现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 , 便出现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因此, 企业面临一种“魔鬼的选择”(the devil’s choice) :要么借美元而招致货币错配, 或者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这不仅仅是由于该国货币不可兑换, 而且更是由于该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 “原罪”的直接后果是一国金融变得脆弱(financial fragility)。货币和期限的错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外债务必须用外币来记值的国家, 无法进行对冲或者进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的恰当搭配。按照“原罪论”者的说法,一国不管实行什么汇率制度,最终只有全部美元化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东亚国家的困境反映了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缺陷。这一缺陷在当前被一些学者(Dooley et al,2003)所称呼的“布雷顿森林II体系”中也得到了强化和集中表现。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亚洲国家维持本币对于美元的相对低估,同时将贸易顺差以及干预汇市得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促使美国资本账目盈余,从而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但是,美国的外部失衡迟早要调整,美元贬值的风险不可低估,这些国家的美元资产将不得不缩水。目前,东亚国家已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为摆脱这一困境,这些国家正在试图加强货币方面的区域合作,不过这暂时还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之上。

当然,这需要美国的赤字才能实现。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解除维持固定汇率的责任,美元特权却得以继续保持,继续成为全球外汇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的最主要来源。


[1]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何帆:《中国应对信用货币风险能力远逊欧美》,《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06月21日。

[3]根据刘昌黎《从国际比较谈我国外汇储备过剩及其运用的问题》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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