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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当前经济工作时强调，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特别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密切跟踪经济形势新变化，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无论是政府官员或研究人士，其目前所担忧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之一，是外部需求会放缓到何种程度。因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除了提及原来的“双防”（防止经济全面过热和明显通胀），又增加了一个“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猛”。通货膨胀问题无疑是当前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当前政、学、商各界对于通货膨胀的讨论正处于一个极为热烈的气氛中，尽管完全同意的认识尚未形成，但至少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无论如何，长期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件好事情，政府有义务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这也是各国政府通常的做法。基于通货膨胀的治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包括选择怎样的治理战略，选择怎样的具体措施，以及选择怎样的配套措施来尽量弥补治理带来的问题。
宏观调控从操作战略上分类，可以分作相机抉择和单一规则，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待货币政策的态度上面。凯恩斯主义者，比如索罗，坚持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使现实的失业率接近中性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从而实现经济的一种平衡状态，相机抉择是接近中性失业率的方法而不是政策规则。并且由于中性失业率并不是一个常数而实不确定的，相机抉择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与索洛不同，泰勒提供了一些支持政策规则的理由。第一，有关事件不一致的文献表明，不承诺政策规则，政策制定者就会倾向于选择次优的通货膨胀政策。第二，为了评价政策效果，人们需要对当前以及未来的政策行为作出规定，所以近年来关于货币政策的政策评价研究事实上都在关注政策规则。第三，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会提高政策绩效，坚持政策规则会提高了预测方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第四，政策规则则为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政策提供了预测方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第五，政策规则是新的政策制定者、学生及一般公众认识中央银行运行方式的一种途径。第六，政策规则提高责任度，潜在地要求政策制定者为其行动与政策规则之间的偏离负责。
基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背景，“三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流动性过剩仍然比较严重，通货膨胀率持续攀高，中央决定了要将已经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双稳健”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具体就是限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回收流动性，提高投资贷款成本等目标导向。在这些目标下，到当前为止，年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三次。随着央行通过一系列措施，表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决心之后，我们看到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初步显现，２００８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年底增长有所下降，为１０．６％和８％。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国际环境，将影响我国出口，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对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怀疑和动摇的苗头。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率成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又一约束。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既要考虑到“双防”，又要考虑到“防止经济回落过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问题随即产生，当央行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公众所相信的时候，央行选择了次优的通货膨胀，既兼顾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或许是一个悖论。其实，货币政策缺乏可信性，并没有对央行作出特别消极的评价。因为，这种选择完全是基于对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中存在着多元的调控目标所致。政府在多元的目标下，如何拿捏政策的姿态和程度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前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从政府当前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基本是基于货币主义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过紧缩货币供给来治理通货膨胀。然而，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仅仅是货币供给过多导致的呢？一般认为本轮通货膨胀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供求失衡引起的需求拉动的因素，又有全球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的因素，同时还有国际输入的因素。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如此之复杂，就不能仅仅依靠紧缩的货币供给来应付。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经济环境，紧缩货币供给很有可能导致高的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治理，经济增长却大幅下降，即“滞胀”的现象，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在开放条件下来考虑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并不是本国的货币供给过多，而是全球货币供给过多，根源是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无限制地发行货币，导致的货币供给过多，进而导致流动性过剩，推高了资源品价格。加上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对于资源的需求比较大，另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转变使得对于资源的需求在正常的需求上又加上了一部分额外的需求。完全从国内寻找通货膨胀的原因似乎总有一些不能得到解释。既然国际和国内的因素共同决定了本轮的通货膨胀，那么仅仅在国内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显然是没有完全击中问题的要害。毕竟通货膨胀是一个指标，反映了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失衡问题。应该着眼于内部与外部的失衡，综合地考察失衡的原因，促进经济内外平衡，进而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在哲学上，这似乎需要向“整体论”和“系统论”寻找出路。由于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且非常复杂，不能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舍本逐末，而应该整体地、系统地考虑经济失衡，才真正地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将通货膨胀治理到一个怎样的水平上，而应该放在经济的内外平衡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真正的健康发展与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