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端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启动革新的大幕，意义不同凡响。而经过30年风雨历程，改革的关键工程又回到了农村。深化农村改革成为新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
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问题主要是生产问题，是吃饭问题，保障粮食供应成为首要任务。但在集体生产体制下，农民积极性低落，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农业生产率低下，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基本的粮食供应难以解决。30年前，正是为解决集体“挨饿”的困境，农民开始“造反”，改革在一个最小的组织单元内封闭运行。
改革者冒着生命危险。不反对、不扣帽就是对这一“造反”行为的最大支持，而支持“造反”的政治风险更大，吴象同志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就是改革初期的历史明证。正是农民的改革精神与政治家的政治勇气相结合，促成了“石破天惊”的壮举，进而被历史证明，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也为整个中国命运的改变注入了优秀基因。
勇于改革的精神、善于决断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作为生长在民间和上层肌体的优秀基因，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缺乏，但是二者联姻，在一个需要改变的时代里又是那样的弥足珍贵。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遗产。
而今30年过去了，农村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而且要继续深化。从路径上来说，农村改革的深化与30年前正好相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在统筹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的主动改革，其难度要比30年前的改革更复杂、更艰巨。
如果说30年前农村改革的最大任务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话，那么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就业就是一个例证。但是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制度性因素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打破，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的歧视现象还很多。因此，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还有很大空间。应该说，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是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发展农村生产力是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
发展农村生产力和解放农村生产力不可分割。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持续不断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在解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解放，解放是手段和途径，发展是目标。
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以制度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备的政策支持体系，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制度保障，其关键点正如专家所说，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公平退出农村社区的权利；深化户籍管理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自由迁徙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深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平等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权利。这些既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切实推进这些改革同样需要有30年前的改革精神和政治勇气，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将改革深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将制度化建设转化成对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支持系于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离农村最近的政府组织，其是否能够真正扮演服务型政府角色对于发展农村生产力至关重要。
而现实并不十分乐观。在后农业税时代，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正从“多予”、“少取” 向“多予”、“不取” 推进，越来越多的补贴被用于鼓励和支持农民的生产活动。按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但是，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是放在服务上，相反还和农民争利，有的甚至还在打农民补贴的主意，想方设法截留政策和各种投入资金。
令人担心的是，有些地方出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合谋，操纵选举，拉票贿选，侵吞或者变相侵吞集体资产，侵犯群众利益，损害改革成果，影响改革进程，违背改革初衷，进而成为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破坏性因素。因此，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基层再造，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保证。
(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08年第五期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