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
——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 约翰·布洛克
教训:危机来自对农业的忽视
去年以来,全球粮价暴涨,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石油涨价,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出现灾害歉收、乙醇汽油开发,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事实上,这很难说是一个根本原因,几十年以来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无论需求或供给都是缓慢地增长,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有爆炸性增长。比如中国,随着人们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在生活中的比重实际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然而,粮食的危机究竟从何而来呢?几百年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度的时候,农业部门会逐渐缩小,原因也是农业是劳动密集行业,在农业行业赚不到大钱,所以资本总是流向回报率高的行业,而很难大量进入农业,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行业。这样,长时间投入不足,粮食生产投入回报率低下。在粮食供给在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的变化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过去几十年来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稍有变化就出现危机。
根据世界银行4月报告,截至2008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而在3月至4月两个月国际大米价格猛涨了75%。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已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拉美国家海地总理已在饥饿国民的指责声中下台。 粮食危机爆发了,危机的受害者,毫无例外地都是那些收入低下的贫困人群,这些人食物消费占收入水平比例较高,不管他们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更是屡次受害,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粮食供给的自主性渐渐丧失。亚、非、拉一些国家已出现粮荒,并导致社会动荡,最可怕的是那些仰赖美国等少数国家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供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着灭顶之灾! 即使是发达国家,如日本也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粮食自给率只有40%的日本,有些超市出现了部分食品断货情况,这是40年来该国第一次面对食品短缺危机。日本放送协会(NHK)早在去年就拍摄纪录片《谷物价格暴涨的背后》,详细解读美国“玉米炼乙醇”工业的巨大影响,结论是:“谷物已经变得像股票一样,商品基金大鳄们操纵价格。”而危机的来源又是来自美国!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谁过分的在粮食供给上依赖国外,谁就会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在没有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时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单独的食物生产和经销体系,能够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一旦经济发展资本逐渐退出农业的时候,这些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则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于是危机来临了! 过于依赖别人的粮食供应,尽管它的粮价十分廉价,但是它带来的往往是灾难性的结果。让我们不要忘记约翰·布洛克曾说的这句话:“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我们不应当忘记,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的近几十年,许多居民却常常面临粮荒的生存危机,我们不得不考虑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了。 大鳄与美国手中的“粮食武器” 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有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粮食大鳄”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利益勾结相关,既符合美国国家的战略利益,也符合粮食大鳄的利益,它是粮食生产、食品消费、能源消费相互依存与相互依赖的必然结果。 美国大型食品公司,它们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美国农田长期有1/3处于休耕状态,以便调节粮价。2007年美国有意将小麦产量减少到7000万吨,从而维持小麦价格高位。美国粮食大鳄与美国政府通过两大手段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由于产业整合,美国食品业的市场垄断力度大大增强。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粮食大鳄对全球粮食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强。孟山都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到41%的份额,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 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在一个农业得到补贴的国家里,美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在美国粮食大鳄的推动下,粮食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美国粮食大鳄与美国政府的推动下,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并由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此外,这些大鳄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 危机的发生就在于经济贸易向政治问题的转变,并决定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一旦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荒废,粮食就成为美国控制它国的“粮食武器”。海地的悲剧就在于,当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海地允许美国米进入,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来自美国。20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放弃了自主生产才酿成今日的危机的悲剧。 “粮食武器”向中国逼近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中国连续四年粮食增产,2007年粮食产量突破了1万亿斤。尽管国际粮食储备现在是30年来最低的,但中国的粮食储备却连年增加,现在有1.5亿到2亿吨的库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粮食安全系数即粮食库存相当于消费量的比例达到17%-18%就是安全的,而中国达到了30%以上。基于这些事实,粮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还未显现。 表面上看,粮食危机离我们还十分遥远,其实这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意味着肉类、奶制品和蛋类的需求也在不断高速增长。因为这些食品严重依靠用谷类喂养的牲畜,因此,农户们要面临为满足需求而保持高产量的挑战。 更加重要的是,随着油价的快速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肯定还会持续上涨,农民生产粮食其实还是亏损严重,从事农业生产很本不划算。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农民自己生产粮食,还不如去城里打工,不如去交易市场买粮食。或许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得到保全。而在下一轮的粮食危机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从事粮食生产亏损是导致农业危机最关键的原因,中国国内目前的主要粮食价格,早已高于成本价格,中国的成本从长期来看,肯定会高于国际市场,随着原油价格爆涨,粮食生产成本压力难以得到改善。随着国内原油、农业生产资料材料价格价格、中国的粮食价格调控的逐渐放开,中国的压力并不会得到消除。去年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后,中国粮价低于国际粮价使我们的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这样的压力不会太长久。当这一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风潮结束后,国际粮价回落后,中国粮食生产体系将开始面临打击,在一个粮食生产成本远高于别国(尤其是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么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谁都不能忽视,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可以获得低廉的能源,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未来三五年内,必然粮食价格必然还会回落,还会回落到低于中国粮食价格的水平。到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自己生产,还是加入世界农业贸易体系,因为到时候从国外进口粮食肯定十分划算。 如果加入了它们的体系,中国、印度等这样的国家在下一轮粮食危机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放弃了独立的食物体系,我们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国内耕地面积实际上已经接近18亿亩的底线了,耕地越来越少、粮食投入越来越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越来越少、油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资本将投入到更赚钱的行业去,生产粮食越来越不合算,农业生产会被资本遗忘。 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开放农产品市场,其实从那时侯开始危险已经开始悄悄接近我们。若干年以后,随着中国耕地越来越少,中国的粮食价格越来越高,我们又要加大对廉价粮食的进口来养活更多的人口。我们现有的政策也许暂时可以抑制危险,但不能改变农业无利可图的现状,尤其是在一定时候又无力和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进行补贴竞争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最容易忽视危险的时候。 在经济发展加快的过程中,也许我们的农业生产模式受到很多质疑,也许中国的农业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补贴,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当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和农业专家们,都已经被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所迷惑的时候,都普遍认同加入全球食品与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粮食的悲剧大幕就真正拉开了。 在美国的粮食武器悄悄逼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只会看到别人的表面成功,却对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国家所面临危机的事实视而不见。美国的粮食阴谋已经影响到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应该坚持粮食主要由本国提供的原则;在利益扭曲的国际市场上,粮食自由贸易也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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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食物帝国”推动下的粮食政治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大型食品集团,控制了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食物环节”。它们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物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是人类从食物上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自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