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调整“经济过热”、回收“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防范金融风险，2007年央行已经连续4次加息，累计发行超过2.5万亿元票据，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并在2007年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再在2008年上半年连续四次上调，由9%上调到17.5%的历史高位。其紧缩政策力度不谓不大，但效果并不如意，操作空间也日益缩小，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损害也已经显现。
从去年开始，国内外一连串对企业不利因素同时集聚，油荒、电荒、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环保门槛抬高、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经济放缓导致需求萎缩等等，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和出口型企业深受打击，长江、珠江三角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后罕见地动用政府、国会、美联储等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实施了减税、降息、直接提供贷款等所能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相反，我国却连续实行紧缩政策，企业组织生产的资金越来越紧张，规模较小和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日益面临着融资难的窘迫局面，甚至我国全球最大缝纫机厂商飞跃也有面临“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的传言。
中小企业和出口型企业包括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企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容纳巨大的就业人员，这些产业的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过程，短期内一连串对企业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时集聚，根本没有给这些产业升级的机会，就将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不但恶化就业形势，还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损害，存在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宏观控制另一个目的是抑制物价上涨过快，原来认为是由国内粮食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所谓“结构性上涨”，采取相关针对性措施和政策后发现效果不大，通涨依然继续，特别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超历史新高，导致我国进口成本增高，推动国内物价上涨。因此，此轮通胀除了国内小范围因素外，最主要的是石油、矿产资源和粮食为背景的全球性输入型成本推动，即最终由原来的“结构性上涨”认识到现在的“输入性上涨”。对于中国已经极大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可贸易商品几乎全部由全球定价，可贸易商品国内价格必然随着国际价格上涨而上涨（但我们一直来的政策却相向而行，即几乎只是对可贸易商品实行补贴，那么商品出口实际上就是长期以低廉的产品去补贴全球的物价，反而不可贸易商品如房地产和劳动力没有或缺少补贴而不断上涨，让普通国民承受更大的通涨压力），因此采取紧缩信贷和实行价格补贴政策根本于事无补，仅靠我国自身绝对是无能为力扭转持续通胀这个局面。
既然全球性输入型通胀我国自身无能为力，通胀仍将继续，那么提高劳动者收入成为减轻通胀压力的关键。但短期内一连串对企业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时集聚，造成大量企业的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显然不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而且信贷紧缩也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没有充足的资本来追逐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也就不利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延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整体福利。
利率、汇率、准备金率三方面的调整已经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充满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性输入型通胀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日益缩小，目前一刀切的紧缩信贷政策既损害自身经济持续增长，也不能有效抑制“输入性通涨”。因此，“攘外”不如“安内”，应适当放松信贷的政策，保持自身经济持续增长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