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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颇为成功的企业宣称自己不相信“管理”，他们相信“领导”，这或许是一个经验之谈。但是我们可否据此推论中国企业就没有真正的管理呢？从人称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到郎咸平戏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种推论绝非“幻象”。一位科技部官员向媒体坦言：“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如果说企业运作长期处于一种能源依存的状态，那么能源依存的背后则是管理依存，管理依存的是什么呢？是贪官，即贪官式的“领导”。aihuau.com1 人们对腐败现象的存在已感麻木，这不足怪，而管理对贪官的依存竟有了不恨贪官之说，这或许也不算是一个新发现。媒体去年就告诉我们京城有个叫“兰精光”的行贿者颇为“仗义”，在被判刑罚款之后对作为受贿者的贪官仍感恩不已，认为人家在工程上照顾过自己，自己行贿是应当的。而且据说“兰精光”所在的公司员工对老板的行贿与贪官的受贿也多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种社会心理的畸变，早己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不过我们可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到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赎买”的管理依存的漫延。可以想象，在不恨贪官的心态怂恿下，管理者热衷于旁门左道(既实施不正当管理)，能有多少精力真正用在管理上，企业的管理水平如何能得到科学的提升，说中国企业没有真正的管理绝非狂言。 老板们在企业里本应当通过正当的经营管理形成核心竞争力，以便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但是假如能够在正当管理活动之外，用较少的代价通过旁门左道可以争得同样或者更多的企业效益，那么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兰精光”所在的公司本来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是只要通过贪官打通关节，就可以绕过招投标程序，拿到京沈、京开、五环等工程配套设备材料的供货安装项目，这样的贪官无疑是“兰精光”的“救星”。所以“兰精光”煞费苦心的找靠山，采用在赌桌上输个精光的方式，向一个叫做毕玉玺的关键人物行贿142万，讨好贪官，终于如愿以偿。“兰精光”因输个精光而得名，此绰号也可以看做是知情者对他履行“职务行为”的一种美誉。这种“职务行为”在法制领域叫做行贿，而在管理领域姑且称之为不正当管理，是对贪官的一种管理依存。“兰精光”的不正当管理不足称道，问题在于他常常把自己的管理依存转化为在职工面前炫耀的资本，竟使自己变得“可爱”起来，似乎没有人还会在意什么管理问题。一般职工也以为自己的老板是在替公司着想，好歹在激烈的竞争中承揽到了项目，至于管理行正当与否并不重要。于是，在社会上的不恨贪官便转变为在企业中的不恨不正当管理，表现为对管理依存的认可。社会上的不恨贪官，是想把贪官做为一种资源来利用；表现在企业管理领域，大家曲意奉迎，也就为不正当管理打开了方便之门。大家都努力寻找管理依存的猎物，真正的管理只能退避三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指望“兰精光”会苦练内功，确保到手的项目质量。当然，如果“兰精光”碰到的贪官只是个例，他还不至于再弄出个豆腐渣工程。只有在规则普遍缺失，或者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兰精光”有贪官的照顾，才可以有恃无恐，不讲管理也可以在市场上过关斩将。可以想象，你在伏案制订标书，锱铢必较的精打细算时，人家在赌场上一掷千金玩得正酣，早己搭好了绕过评标的挠挠板，你经过科学计算抠下来的几个小钱有何实际意义？等到大家都放弃了公平竞争的奢望，只好等待着像“兰精光”这样的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奇迹出现，靠找贪官为企业找到生存之道。 客观的看，如果说“兰精光”的行贿这样的不正当管理是由于贪官的存在，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不正当管理都归罪于政府贪官。正如行贿只是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而不正当竞争行为不限于行贿一样；不正当管理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依存对象。如果这种管理依存果真成了一种潜规则，或许省却了很多管理难题，用不着再开辟一个管理领域让专家们絮絮叨叨。问题在于，管理者可能效仿社会上的贪官，利用管理的方便以权谋私，做企业内部的贪官，只不过他们往往借口社会贪官的存在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为管理上漏洞和弊端的存在自圆其说。例如打出各种各样为职工谋利的旗号为旁门左道的钻营辩解；或者亮出与贪官的交情，使相当多的不正当管理行为都和“兰精光”的行贿一样通行无阻。这些往往使得相关利益主体无言以对。既使有一部分头脑清醒，或者自己的直接利益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设法给予抵制，但由于管理依存形成了“内部人”小环境，从“内部人”那里拿不到确切的证据，他们无法支撑自己声张正义的呼声，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常常显得势单力孤。至于弱势群体的力不从心与麻木，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这些都是需要在管理领域中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求包括“打工仔”在内的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日常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和校正或许是一种苛求。应当承认，管理者通过不正当管理维持企业生存或者暂时在市场上分一杯羹，也能解决部分职工工资的勉强发放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大多数职工在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窘境中承担起更多社会正义的责任。但是，明知管理者在实施不正当管理，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管理依存而持一种默认的态度，则值得我们警惕。管理依存中的不正当管理似乎吃起来香闻起来也不十分臭，主要的原因是公司治理和社会监督调控层面对此持一种怂恿的态度。假如所属企业的不正当管理侵害的不是本地区本部门的直接利益，甚至还可以减轻一些自己所承载的责任，他们往往就坡下驴，虽然不会明确表示支持，实际上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不正当管理提供庇护。他们自己不会主动刨根问底不说，常常也使得质疑者投诉无门，似乎企业所处的小环境只剩下了局部利益的权衡，早就没有了是非标准。假如“兰精光”的行贿不是严重到了触犯刑律的程度，那么他要为自己处心积虑地输个精光而辩解甚至表功，也是有相当大回旋余地的。由此看来，“兰精光”的东窗事发，实在是管理依存的冰山之一角，“关精光”对作为受贿者的贪官仍感恩不已，说明他不愿放弃管理依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的应运而生，正是针对管理依存的问题凸现。但是，加强公司治理，既要在“硬件”上下功夫，强调科学管理，通过公司治理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还要在“软件”上下功夫，形成良好的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培育正当管理的价值导向。首先，在强调企业利益时也要牢记社会责任。不要以为不正当管理侵害的只是别人，甚至只是竞争对手的利益而采取一种绥靖的态度。实际上，不正当管理做为挑战国家经济秩序的“对策”，损害的都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做为国家利益只是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也会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纳税人身上，最终要由每一个相关的利益主体来承担。其次，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也要强调“取之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是一种道德观，也是一种科学发展观，不要以为管理依存中的不正当管理能够解决一时的困难而放弃是非标准。其实，管理依存中的不正当管理对眼前困难的解决很可能是以牺牲企业的发展后劲为代价，将为企业埋下更大的隐患，不仅会影响现有职工以后的收入水平，还将使无辜的后来者饱尝苦果。再次，强调经理者的“公关”能力时更要重视苦练内功。不要以为寻求管理依存的“公关”活动一定能够抓住某种“机遇”，把市场意识变成了机会主义。市场竞争固然要讲投机，但可靠的机会从来就不是别人的恩赐，在“暗箱操作”中的投机一旦遭遇阳光，就会在市场中输个精光。能够自己创造机会才是一种在市场中掌握了主动权的表现，也只有苦练内功才有资格领导消费新潮流，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市场机会的主人。总之，只有从对贪官的管理依存中走出来，才能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也只有摈弃了不正当管理的科学管理才能摆脱贪官们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