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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胡锦涛8日在日本札幌出席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发展中五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时说：“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际上出现所谓‘发展中大国责任论’，把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全球粮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采取综合措施，才能维护世界粮食安全。”（7月8日《新华网》）。
关于世界粮荒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日前，联合国官员称粮食危机源于过去20年错误政策，国际组织或机构低估了投资农业的必要性，全球多国如今才会为这一“错误”埋单。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认为，国际社会没能提前预见高粮价在上月引发的骚乱活动，这“不可原谅”，“廉价粮食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粮食危机说明“产业化农业的局限性”。这些分析都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世界研究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直线上涨，生物乙醇的大量生产是导致国家粮价上涨和出现粮荒的主要原因。而生物乙醇的大量生产主要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瑞典农业科技大学的粮食问题专家约翰松说，世界银行曾有一份统计，加工70升左右生物燃料所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而70升生物燃料只不过能让一辆普通轿车跑700公里而已，用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换轿车的700公里路程，孰轻孰重，答案显而易见。约翰松说，美国每年用于制造生物燃料所需要的粮食超过1亿吨，欧洲大体上也与这个数字相当，而全球人均占有粮食不过400公斤左右，欧美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用去了2亿吨粮食，也就意味着有5亿人没有了饭吃。但美国和欧洲仍然对发展生物燃料乐此不疲。约翰松非常肯定地表示，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欧美推行的生物燃料政策绝对是罪魁祸首之一。约翰松说，有人曾计算过，用玉米生产生物乙醇能节省全球2%的石油消耗，但却也同时造成粮价上涨30%左右。西方国家富人的汽车正在压碎穷人的饭碗。但是，我们注意到，对世界粮荒的原因却出现另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论。今年5月1日，《生物能源文摘》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目前人均年消费肉类53公斤，是1995年的1.12倍，由此需要增加饲料粮近两亿吨。照此进度，会在2010年使世界粮食库存枯竭。并且说，目前中国人均肉类消费水平比美国少4成5，如果中国人吃肉与美国人一样多，世界额外需要2.77亿吨饲料粮，需要6800万英亩耕地。不言自明，是中国人吃肉的增加导致了世界粮荒。这个论调十分荒唐。我们还注意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印度等经济发展较快，国人生活水平提高过快，导致需要大量粮食进行深加工，以满足这些大国的需求，这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一句话，发展中大国包括中国在内是致全球粮价上涨的主因。上述观点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就拿中国来说吧，有13亿人口，吃饭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靠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13亿中国人，包括饲料在内自给化程度相当高，对国际粮食供需影响不大。同时，肉食是生活消费品，一方面，中国人吃肉的不断增加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肉类等副食品的增加不断标志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标志着食用粮食的减少，肉类对粮食具有替代作用。难道美国人可以大口吃肉，中国人就没有改善生活的权利吗？美国人食肉是中国人一倍多，怎么就没有说美国人吃肉酿成世界粮荒呢？中国经济发展稍有进步，中国人生活水平稍有提高，怎么就有人害怕和不舒服呢？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力的增强，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力求在吃、住、行、用等方面有所改善。而在吃的方面，食物结构的改善，却被指责为导致世界粮荒；在行的方面，小轿车大量进入家庭，却被指责为是酿成世界油价上涨的原因。难道享受高的生活水平是某些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大国就没有追求更高生活享受的权力吗？这种指责和研究纯粹是强权政治心态在作怪。近期，粮食价格上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突出问题。高粮价加大了全球减贫压力，影响了地区稳定。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粮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包括中国在内。由此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正在威胁着发展大国的经济稳定。同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没有发展到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最严重程度，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依靠自己的耕地和力量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粮食问题，吃饭问题，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如果13人口中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依靠世界粮食养活，那么，世界就不只是粮荒、粮价上涨的问题，而是要出现包括动荡在内的政治问题。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像欧美等生物乙醇加工大国，应该感谢中国对世界粮食做出的贡献，岂能无端指责、胡说八道呢？胡锦涛主席驳斥发展中大国致粮价上涨言论，驳的有力、及时，驳的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