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是中国当代社会话语中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但是，又同时是两个严重缺乏全面的理论解释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理解的简单和经常性的使用，已经造成了许多政策和日常决策上的危害。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极其模糊的定义下使用，但又很难给出清晰的理论范畴。因此，有一点现在是明确的，如果中国人继续在模糊的情况下使用“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概念，就不如尽量减少使用这两个词汇。 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当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在19世纪末经历了对外战争的残败、内部社会的动乱以及自上而下改良的不成功。然而，中华民族仍然没有能够通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走上一条以产业革命改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道路。在辛亥革命后成立起来的政党，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采取了武装战争的方式争夺国家政权。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国家上层建筑中根本不具备起码的法律意识和可靠的体系保证。因此，在整个20世纪里，政党的生存条件不是依靠法律制度的保障而是必须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军事集团才能够生存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过了把自身组织军事化的线路，国民党通过孙中山组建黄浦军校完成了自身组织的军事化，而共产党则依靠组织工农武装在广大农村社会实现自身组织的军事化。 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在20世纪的上半页，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军事争夺而取代。当然，期间还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对日民族战争。 在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又使得中华民族迷失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最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身抱绝症的周恩来总理才用苍凉的声音向世界宣布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其时是1975年。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在北京举行，2885位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会后的公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大会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大会强调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不再设国家主席。” 从此，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中国人到20世纪末的理想。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这还只是一个极其渺茫的口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76年毛泽东“一大二公”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后，并且在国际范围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之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定位。１９８２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已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到１９９２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现在，众所周知，我们把中国社会主义定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从什么范围上、又从哪些方面理解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又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提出后就存在但又一直不能够较好解决的理论问题。 在共产党的宣传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目前的话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然而，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这也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比如，在马克思的时代，恩格斯声言他们把空想社会主义转化为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对社会主义冠名，已经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中国，有“民主社会主义”、“劳动社会主义”等等。但是，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文明发展的问题。 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智者希望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在中国思想界，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五四运动中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来说，其实，“问题与主义”永远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片面的坚持任何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都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危害。 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梦想是“民主”与“科学”，这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诉求。但是，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国社会的“民主”与“科学”，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完成文化的转型，而且在实践上更是屡屡失败。 实现社会目标都需要正确的方法。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规划，社会发展的目标越具体越好。因为，社会存在是具体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关键是正确的方法、具体的目标和明确的方向。 中国社会需要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上，坚持明确和具体的原则，要具体、具体、再具体，要明确、明确、再明确。 21世纪初，在中国政治家的头脑里和胸怀中，需要存在关于中华民族整个21世纪的发展道路、目标、方向和方法。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制定详细的、明确的、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方针。 21世纪初中华民族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完成一次既符合文明进步要求、又能够保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公平制度建设，在21世纪前20年，如果没有这个任务的完成，21世纪中国建设、发展就面临巨大的内部制度威胁。 可以肯定，全人类60多亿人，对于基本需求中的吃穿住要求是相同的，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近似的、对社会文明的渴求是一致的。 各个国家的不同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我们的问题是，不能够脱离开人类生活的本质而过份强调和坚持中国特色。因此，不承认中国特色，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缺乏了解的表现，而把任何内部社会现象都归结为中国特色，是缺乏对人类生活本质认识的表现。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智慧，也已经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和进步道路进行了高度概括。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最简明扼要的描述。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徐国进2008-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