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星期六早晨，醒来后,妻子说:我们去县城吃手擀面吧。我摇摇头。 江南小城也没啥可口的早点,但天井湖北县城那儿“李大娘手擀面”，一直感到很对我的口味。县城的手擀面，多年来都是一块五一碗。周末的早晨，我都走上八九里路，穿过湖中夹岸的垂柳，去吃上两碗。从1996年起,我吃十多年了，也都还没吃够。元旦后，县城的手擀面涨到二元一碗了。虽说有点感觉，但花4元钱，吃上可口的手擀面，我觉得还很惬意。但元宵节后一天早晨吃完两碗，付4元钱时，老板说二元五角一碗了，要我再补一元。多年来花三元左右，早点我就会吃得很舒服。如今2008年3月，早晨还象往常那样吃两碗手擀面，竟要付出五元，心理上我实在承受不了！
幸福村常吃的牛肉拉面，一年前还是三元五角一碗，去年国庆节后涨到四元一碗了，今年元旦后，又涨到五元一碗了。又不是出差在外地，花五元吃早餐，心理上我实在难以接受。
幸福村还有一家我常去的早点铺子。本来我去了都是说一声：“来4个包子，一碗稀饭”。4个包子一元钱，一碗稀饭五角钱，早点花一元五角钱就够了。而如今也不行了。小姑娘端来的碟子里盛着的4个包子，比以前明显小了一圈，只有小酒盅大了，只有前天晚上在家得利超市果摊那小桔子一般大了，比一元钱的硬币也大不了多少；象以前吃4个不到九点肚子就要饿。
中和园那儿的小笼包子，也由二元五角一笼（8只），涨到四元一笼了。
心理承受不了，是一回事；生理需要，则是另一回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每天的早餐是省不掉的。到家门口的一家铺子吃早餐罢。要6个煎包，一碗稀饭。几年来都是一元4个的煎包，元旦前改成一元3个了。所以我就要6个。好在一碗稀饭还是五角，没有涨价。正好二元煎包加上五角稀饭，合计是二元五角。每天早点花费二元五角，心理上我感到能承受。
前些年居乡间时，老邻居胡奶奶嘴上时常唠叨一句话:" 要想好,祖上好.要想饱,早上饱." 这个话听多了,不知不觉中我也养成了重视早饭的习惯——再忙,每天都注重早餐。 离开乡间进城工作后,生活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吃早点。 小城是解放后兴起的工矿城市,早点品种不少,但绝大多数是徒有虚名。双休日的早晨， 我常常在城区的大街小巷转悠,甚至跑到县城或古镇去转,寻找的目标,是吃到可口的早点。
如今2008年，虽说基本上还是在外面吃早点，但与前几年相比,我早晨追求的早点目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不敢再去天井湖北去吃手擀面，不敢去幸福村去吃拉面，不敢去吃小笼包子。天天早晨,我还是在街上转来寻去,但追求的目标，已不再是可口，不再是味道，而是变成了追求少花钱！追求的是偏宜而又能吃饱的早点。
2007年二季度以来猪肉价格的飙升，引反了全社会粮油菜蔬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广泛上涨，造成了社会情绪的波动，给社会各个层面都带来影响。我明显地感到：货币（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了——一元钱，几天前能买到4个煎包；如今只能买3个煎包了。经营者的行为一是“跟风涨价”，市民早餐所消耗的商品，同品种同规格的煎包由一元卖4个，改为一元卖3个。二是减小投入，同品种的菜包，体形缩小，从而降低原料消耗。经营者的上二方面的行为，反映了其头脑中思考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使己的经营利润不减少。也就是说，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消费者的行为一是减少某种特定商品的消费量，以维持往日的定向支出。行为二是调换消费品种。社会上则产生流言飞语——“大米价听说要涨到×块一斤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2月的CPI是同比上涨８．７％。而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时，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今年CPI的控制目标是4．8％。能否实现，真令人心烦。
好在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和6月纷CPI,已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了。但4．8％的年度目标，肯定是实现不了了。
CPI,居高不下，我的早点，还得将就着吃。还得以填饱肚皮为目标。
2007年 猪肉价格的飙升，导致了CPI的持续上涨，也牵动着我个人早晨行为的变化。唉，令国人心烦的C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