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秉承者（或曰“承者”）时，我们做人的骄傲只属于前辈和文化传统，只有作为富于自己本质的在出者（或曰“在者”）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因此，只有为了“来者”（后来者）去努力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我们才无愧于天地万物，无愧于人，也无愧于类的历史（不是被历史书写，而是书写历史）。
——摘自《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背景主义哲学，以及基于这一哲学综合20世纪人类科学与人文研究成果提出的自组织力理论，首先是针对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对象与方法。
对象：中国模式60年与30年历史沿革得失分析
当前中国的现实证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固然照搬不到中国来，“莫斯科共识”也似乎与中国国情相去尚远，我想说的是：不管外国人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成就与价值，也不管那些林林总总的描述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但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这里也姑且笼统地称之为所谓的“北京共识”。
此共识的形成可分为既有内在承接，又有新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一、1950-1977年，以斗争为主线，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可称“苏联模式”；二、1978-1989年，以经济建设为主线，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市场主导应运而生，方式是由下而上逼上梁山，中央政府因势利导，使国家社会运行形回归常态，形成如承包、特区、双轨制、分税制、产权制、股份制、“党政分开”、“政事分开”等为标志的对象改革，以“放权”、“松绑”、“一块石头两只猫”、“宽厚，宽容，宽松”和“自组织均势思想”为基本导向的改革开放，激发出空前的社会活力，可称“中国经验”；三、1990-2007年，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党、政主导“抓大放小”、“国退民进”、“聚财”、“敛财”、“稳定压倒一切”，方式是由上而下号召发起，以GDP为奋斗目标，以“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和“非民粹主义”（樊钢）为导向的基建型城市化和外贸型制造业为发展方式，可称“中国模式”。
“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普遍代价是城乡官民一道“勒紧裤带”、“斗争哲学”对世道人心的“全面侵蚀”和国家机构落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病根”，最大补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改变了世界力量均势的战略格局，也赢得了中国在世界舞台长袖善舞的国际空间。而“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呢？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提升和现实展开，就经受到重大历史性挫折而徘徊回旋，即被“中国模式”所取代。其总体效果是，在短短30年内完成了欧美国家花200年时间完成的工商文明硬件建设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在事实上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造成了对中国最大基数和底层群体（农民、传统工人、农民工和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的劳动盘剥和生存挤压，可谓竭泽而渔。以牺牲资源、环境、低层人民的劳动为代价的经济腾飞，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在“法权逻辑”上为党和政府不受人大、政协、司法、舆论监督而“全能运作”留有最大限度的腾挪空间，也自然为进一步压缩社会空间和扩大“政府公权”，以及权力寻租等“公权私用”行为留有充分余地。如今这一历史形成的改革逻辑已经走到了极限，走到了一个非彻底变革不能稳定、不能永续的关口。人们不能不大声询问：中国的“改革共识”还存在吗？我想，改革共识依然存在且强劲，只是作为着眼于“比较优势”的“精英改革”已然缺乏内在动力，导致“改革共识”的模糊，致使新一轮改革开放陷入维谷。如何透视“北京共识”，破解传统的“精英政治”悖论，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永昌之路？当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真正难题。
因此，中国确实需要重新寻找普遍动力，形成路径共识。当前亟需在国家大战略上，客观评估90年代以来的“中国模式”从中汲取教训，回顾反思80年代的“中国经验”并恢复其内在活力，着眼于新世纪新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制度性、整体性改革，开辟“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和解共生之道，是重新获得社会改革共识和动力的基础。
我想，这就需要从三个基本问题入手加以解决。一是广义教育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官员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其核心是“人格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葆有国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性）的问题；“人格问题”，邓小平在世时就发现了“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
中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与乡村生活的问题；“土地问题”，在60年前后曾经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后来，却有了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人民公社的形式在30年前废除了，但“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却几乎以完全牺牲乡村生活与乡村败落为代价，以更加稳定的模式加以强化。
中国的官员问题，干脆说“官多为患”问题，其核心问题，由两个相关环节构成，一是“上层建筑”，一是“官阶官位”。从“官阶官位”的角度看，则除了古代搞过一此所谓的吏治和80年代稍稍讨论过一小会儿“官本位”问题，可以说，还没有被提到过议事日程上来过。从“上层建筑”角度看，涉及政权机构的层级结构合理性问题，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金字塔垂直管理结构以来，政权更迭轮替无数，但结构始终未发生过本质性变化，而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中国城市化金融资本积累的近60年中得到强化。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官阶大一统”基础上的一切国家、社团组织行政级别化、待遇化的制度安排，加上非选举性任期制的实行，在每一层级的局部利益上，人们都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短期内对自己工作的所谓“比较优势”而毁灭性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争相揽权，扩充，政府机构迅速膨胀到“极限”，导致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迅速饱和，达到爆裂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文件、口号如何宣传亲民、为民，实际上奉行的仍是“官本位”理念。在此理念支配下，文件、制度、法律显得既残缺，又无力，甚至成为条条块块的碎片，真正运行的只能是所谓“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局部修整，包括哪怕是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与虎谋皮”而难得要领，结果是机构越改越大，而所有的代价则由人民和社会买单。古人有云，“三人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安，”今之谓也。
所以，中国亟需完成三种改变：一是人格更新，明确所有教科文组织的基本职能，旨在形成具有自觉、自立、自由意志的公民；一是新土地改革，明确乡村公民的基本权益，尊重乡村公民对于现代化、城市化道路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一是官位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官吏分类管理机制》和《逐级党政分开制度》，厘定全国官员总额，严格区分官位官阶性质及名分（如政务官、事务官、执行官、法务官、咨询官、外交官、军事指挥官等等），明确官阶晋级标准，取消一切非政府组织的行政级别，制定“权力赎买政策”底线，还政于社会，还政于民。最重要的治理结构改革，我想，应当把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通过“增省、撤地、强县、弱乡”，改为“中央-省区-县市三级”自上而下的集中化扁平治理结构。我注意到，近两年政府已经开始在做“撤乡并镇”这种基础性工作。即使仅仅从巩固国家权威的角度看，这也是减少中间环节，克服现行“财政联邦”对中央政令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从长远看，这是一项伟大的新型政权建设工程，最好能通过人大立法（比如《中央-省区-县市三级治理结构法》），以使这项工程不因领导层更迭而半途而废。方法：背景主义的自组织力理论
完成上述三种改变，必须找到新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方法。没有新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方法，改变的呼声再高，终归是缘木求鱼，改变的经验再多，终归不能引向系统的整体功能改变和更新。
这里，我想提出一种我所谓的背景主义的自组织力理论，聊备一说。有关背景主义，请读者朋友参看拙作《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见凤凰网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58435.html）。这里，我重点概述一下自组织均势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自组织力理论，源自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它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系统必然趋于死寂时，如何在开放的条件下使系统恢复活力，并推动系统朝良性循环发展的现象。自组织现象，或者说自组织法则，普遍存在于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之中。是任何系统永葆青春活力的内在推动力量，故曰：自组织力。
对人类而言，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类（系统），所谓自组织，是一个不断扩大拓展的“自觉、自立、自由三位一体”的过程，与自觉、自立、自由的相伴随的内在组织对应物，是人类特有的世俗上帝即“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而与自觉、自立、自由相伴随的现实（外在）组织对应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知识、财富、权力的三位一体”。这就是自组织力在人类社会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外在功能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自组织力是人类的尊严所在，也是东方人崇尚的尊严主义和西方人崇尚的自由主义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自组织理论用以概括人类系统及其国家、社会、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也同样适用。从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关系的历史沿革上看，由于无论是内在的良知、良心、良能发挥，还外在的知识、财富、权力的拥有，都呈现出由个体到群体，由少数群体到多数群体，由多数群体到全生态的过程，因而，人类自觉、自立、自由的自组织性也呈现出由脆弱到坚强，由疲软到坚挺，由周期性到永续生成的过程。
人类自组织活动，从三个层面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三者是一个同心圆（参看《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一文）。
物质文化，以文明形态为标志：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态文明。在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替融合时期，人类形成了四大文明轴心。文明轴心的形成，是以精神文化的自组织（创造）为核心纽带的。
精神文化，以思维方式为标志：采用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的轴心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华文明轴心期出现的老子、孔子、墨子三种思想体系，刚好分别代表了人类内在组织良知、良心、良能展开的三个思维向度；而希腊文明轴心期，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印度文明轴心期出现了释迦牟尼等；希伯来文明轴心期同样出现了许多先知先觉等。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精神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期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这些古代精神文化都出现了“大爱”、“终极关怀”的自觉。从而在道德、理智、宗教上完成了一次对原始文化的系统超越与整合，而超越与整合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欧美、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整合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玛雅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只给考古家、博物家和艺术家提供想像的记忆空间。
精神文化创造的外化，形成各种自觉的制度性的包括军事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行会组织、学校组织、技艺组织、王权-皇权式微后，还有政党组织在内的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工艺文化的出现。
工艺文化，人类自组织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划分：以中华为例。
第一阶段，文明史前社会，特点是：氏族-神话-英雄三位一体，历时：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第二阶段，文明轴心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王权-分封-民本三位一体，历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包括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第三阶段：世俗家国专制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皇权-官权-民生三位一体，历时：公元前221年始皇统一六国～1912年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止；
第四阶段：民族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民族-民生（资本）-民权三位一体，历时：1912～今（但是，由于中国“世俗家国专制主义社会”的历史惯性与世界各个文明的非自然杂烩及人为片面的选择，形成了一种非常态的亚社会文化形态，这就是以 “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官民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第五阶段：全生态社会共生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物权-事权-人权三位一体，历时：如果2008始，那么～永续。
中国目前处于自组织社会形态的第四、第五阶段的介于有序无序之间的交织状态。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一般会出现三大危机：即文化哲学危机、经济伦理危机、政治道德危机。
常言道，危机也是生机。那么，我应当如何克服三大危机，并把它转化生机呢？雅斯贝尔斯（1883-1969）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到目前为止，人类克服重大社会工艺危机的办法，都是回到文明轴心时期的精神文化，因为文明轴心时期创造的精神文化，就象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面对自身问题时，第一次暴发出以生俱来的综合生命力，蕴含着可以组织起创造一切奇迹的可能性，有一种通过当下整合与超越而自我更生的能力。今日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人智慧、勇气和慈悲心普惠心的历史时刻。
那么，面对当下中国遭遇的三大危机，我坚定地认为，首先应当在精神文化上树立三种思想观念，第一，在发展观点上，树立生态文明主义，以克服当下的经济伦理危机；第二，在基本立场上，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政治道德危机；第三，在理论方法上，树立背景组织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文化哲学危机。与此相适应，对内要有充分的智慧和胆略实现社会大和解，真正克服斗争哲学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国家民族精神的癌变侵蚀；对外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责任，力推全球大和合。
生态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背景组织主义三种思想观念形成四句话，十六个字的当下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或处变哲学：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这里，我要再次重复这一结论：保持自组织活力，形成自组织均势，是地球人类生态系统得以永续存在与发展的充要条件。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知识形态、自立财富形态和自由权力形态，是一个社会共生主义的运动体系，亦即一个全生态社会建设系统，那么，自组织力及其法则，对于人类、国家、民族而言，就是生态文明形态必然的结构方式。
2008年7月18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