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二 世界与21世纪中国发展三 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政策四 中国内部支配和影响发展的力量21世纪中国文明发展宣言对于中国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来说，科学的思维方法、文明的价值标准和严肃的自我批评态度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因为此三者是帮助我们找到21世纪中国社会建设方略的可靠的钥匙。为了赢得21世纪中国的我们发展，中华民族从现在起，必须重新确立和拥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并且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找到正确的社会建设方法。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预见、设计和规划最为重要，这一切都有赖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汉民族古代已经知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21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21世纪中国的建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这一系列关键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都需要刻不容缓的进行回答。否则，中国就有可能在21世纪里重犯20世纪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华民族就将永远沉沦。人类历史观对于生活实践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直接的体现出来。但是，中国人在20世纪里，在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基本上是片面地理解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历史观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同时，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把社会结构直接改变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力量。但是，在中国，社会分工表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规律。这就是农民始终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从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从物质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衡量，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特点而言，并没有经历可以明确区分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态。在产业方面，中国大陆从来就是以自然形态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单位。工业对于整体社会结构、产业分工和劳动力构成方面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在21世纪之初，需要从历史的纵向与现实的横向联系中确定中国21世纪运动发展的坐标。这里既需要我们站在人类生活的至高点，又需要我们运用全新的视野。必须承认：中国在21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是全部中华民族历史运动规律的自然逻辑延续。但是，中国社会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提已经同以往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只要对于全部中国历史存有科学的认识，就会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找到正确的出路。在21世纪，中国必须为自身社会的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并且由此确定出达到目的的具体方法。20世纪中国历史的场景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文明体系的破产而新兴的工业化道理未能全面完成的情况下，其整个社会身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状态下。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像一座桥梁，飞架在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并且已经跨越了两个世纪。现在，中国社会的继续进步以及中华文明的延续需要终结1980—2005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但是，改革开放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写入中华民族的现代史，而且也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社会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是同第三世界国家改革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全球化浪潮同时发生的伟大事件，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变革也将被视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活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把中国改革开放放在全球化的局面中，对于认识我们面前的社会问题有重要的帮助价值，同时对于探寻应有的未来也会提供重要的思路。所以，不能简单的把改革开放仅仅视为是对政治运动所犯错误的否定，而必须把她看作是20世纪末叶全人类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发展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延伸，更是站在改革开放基础上的超越。显然，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一大批深刻的、全面的、科学的解释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想家、理论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把握和认识现实生活的性质和方向。我们需要崭新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国家观，总之，我们需要崭新的世界观。由此可以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一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来说，首先需要确立起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的观念，这也是科学技术产生的起源。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价值和文化形态成熟很早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态度方面，一是著名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一是著名的“人定胜天”的观念。其次，还有老子道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雏狗”的观念，表明了人类万物相对于自然界的没有意义。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外在环境。人类与自然界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生存的物质保障，人类生命和生活所需要空气、阳光、水分来自于自然界固有的元素，人类的吃、穿、住、行的来自于人类劳动对于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转化。衡量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要看这个民族国家从自然界中转化出来的社会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人类永远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战胜自然界，但是，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能够把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财富为自己所用的智能生物。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是贯穿于人类从地球上产生到消失全过程的关系。人类赖自然界而生，自然界对于人类是一中永恒的既定的物质，物质世界永远存在人类认识无法根本达到的程度，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永远存在不可知的领域和范围。从人类作为一种拥有自身智慧的生物体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来说，具有唯一的属性。这种属性既是自然界的赋予，因此，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自身的长期发展演变的既是自然界变化状态，也是人类自身社会构成变化的结果。人类同其他物种的生存相比，已经确立了不可战胜的地位。但是，在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将永远是宇宙中和地球上的一个渺小的生物力量。自然界对于人类永远是一种既与的存在，是人类生活赖以依存的全部基础、前提和条件。自然界是人类生理需要和精神创造的对象，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来自于对自然界固有存在的劳动转化。同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活动不同历史时期的永恒的主题。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能力是人类生活进步的起点。自然界的变化、运动与演进不仅存在着固有的规律，而且是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首要的和第一的规律。这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证明。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按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构成人类自身在地球上的生命延续的是男女间的性关系，而家庭是一夫一妻制确定下来后人类生育的主要方式。因此，两性间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天然性质的关系。因此，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先形成的社会组织，直到现在，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人类繁殖的单位。但是，家庭的作用是在人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组织。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是对人类生活的总体而言，首先是一个不断改善人类自身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但是，人类的活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着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是一个物质生产力逐步进步的过程，同人类的智能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从自然界不断转化自己需要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转化必须符合人类自身在地球上生存发展的逻辑规律。人类认识自然规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在创造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人类调节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过程，是产生社会的一切上层建筑形态的根源之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把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叫做经济基础）看成是产生上层建筑的根源。从人类现21世纪的现实发展水平看，这种观点具有天然的狭隘性。人类社会的不同分工只是同自然界关系的表现形态，比如传统农业表现了人类通过土地获得自己生存的需求（主要是粮食），工业则用机械化的手段解决人类对于吃穿用度的需要，科学技术是提高人类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能力方式。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不同的分工将永远伴随。新的世界观把分工首先看作是人类同自然界关系的表现，然后才属于社会的经济形态。一个不能够从自然界中转化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的民族，同样是处理不好自身民族国家的社会事务的民族。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要义是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而满足需求。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类不断运用的暴力、战争等手段，只是人类在解决自身事务中的不文明的表现。人类的个体同人类的群体一样，由于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都存在着不符合人类生活文明要求的基因。社会发展的策略必须是面向自然界运动规律要求的实践。人类在自然界之中生存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在各种具体利益的相互矛盾、斗争和冲突中体现出来的。但是，人类在自己历史中的自我阶级斗争都存在于更大范围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新的人类历史观强调两点：一是人类对于自然物质世界的和谐相处；二是人类生活的共同利益原则高于一切。国家必须是一个为了社会文明进步事业而工作的工具，同时帮助社会在处理自身的公共事务过程中达到文明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国家，国家的存在对于人类生活才有价值。在人类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曾经对于社会文明起到过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在21世纪，已经到了国家作用的回归的时候了。新的世界观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说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正确理解了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后，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上的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承认和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前提。人类的宗教都为人类的现世生活设定了一个外在的世界。因此，在人类文明开始发展的最初期，宗教给予人们生活的精神寄托。而在当代，宗教已经是人类一部分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科学仍然没有解决人类的起源问题。也许，人类并不是地球上生存过的第一代智能生物，或者人类本身是来自地球之外的移民。当然，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本身也有可能被发生于地球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地质灾害所毁灭。人类的一部分也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航天技术的进步在其它星球找到自己的生存场所。总之，人类的前途不是唯一，但是，在自然界面前，人类对自己前途的选择能力却十分有限。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和说明的历史是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生活，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说明并且丰富这个理论体系。人类不可能从存在的意义上战胜自然界，但是，人类必须彻底地爱护自然界即我们生存的地球。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的基础都是在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产生的。因此，人类社会必须实现自己的文明。人类必须在观念上首先认识到自己的文明需要。社会存在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以及一切上层建筑的形态，也只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表现。中国社会在21世纪的任务，是需要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自然界，以极大地科学力量和文明精神转化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而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是从自然界中转化物质生产力的手段。历史上，汉民族的观念文化始终是一种以人的行为为对象的内省性的文化。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关注和研究，也出来没有从根本上普遍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人情文化氛围是我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的依据。从理论上，新的世界观不需要像整个20世纪那样，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两个制度系统。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组成部分和自然环节。不容否认，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理想，也是关于建设人类社会的一种计划和方案。但是，在理想与人类生存的现实方面，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一种“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境界。但是，人类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必然促进自己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文明。当我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文明的社会建设就成为第一的要求。站在全新的历史观上认识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找到发展自我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政治观方面：必须重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特殊的分工环节。在现代，国家必须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像列宁所理解的“国家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国家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在生活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职能。政府是社会生活中解决和处理国家内部和外部事务的公共权力机关。公共权力的形成必须由广泛的人民选举参与产生。把政府系统的官员划分为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必须在广泛的群众参与的选举机制下产生。政党是一个具有相同和接近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与政策选择基础的组织。在经济观方面：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分工形态下的劳动者同他们运用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要问题。人类的自然观是人类在物质世界中从事各种活动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前途性条件。一切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都来源于此。因此，符合自然界运动规律的人类意识是产生出一切优秀的人类自身文化的前提。人类要想生活的美好，就必须首先具备正确的自然观。人类源自于自然界，又必然的回归于自然界。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高于人类自身关系的客观事实。二 世界与21世纪中国发展对于21世纪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来说，我们设定两个前提：一是21世纪的百年不发生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二是这百年也不发生毁灭性的人类战争。但是，在21世纪，战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21世纪的人类战争形态将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的常规战争。人类自己的制造物——核武器已经具备了毁灭地球的能量。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来自自身的威胁比任何时期都大。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比20世纪的国际环境更加优越。但是，在21世纪，中国发展注定是以社会的自我创新为中心的世纪，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发明。在20世纪里，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全面崩溃，在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的双重力量作用下，中国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从20世纪历史中学习并且采取正确的态度。一个基本的判断是，20世纪中国历史是不符合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类文明生活素质的世纪。20世纪中国历史表现为一个破坏性、暴力性的世纪。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经济基础发展的停滞使得我们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与文化的方面也都没有能够实现具备文明性质的转型。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我们的民族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社会目标。而且，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共产党领袖在世界观的方面错误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惯性，加之对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破坏力，社会主义实践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政治运动的泥潭。而作为纠正政治运动错误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时期，整个社会过渡沉溺于对于货币的追求和物质财富的享受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实质要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完成自己国家的文化转型的使命。对于西方历史发展的逻辑，我们往往进行简单的理解，仅仅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表象，而没有深入理解产生西方物质文明的实质，这就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西方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引导下所奠定的民族精神素质和品格。而由于我国社会的落后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奠定中华民族的文明品质的任务仍然需要从头做起。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历史上，就汉民族本身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倾向的民族，但是，这个民族的内部却常常四分五裂。历史地看，汉民族不算一个具有博大的精神品质和远大眼光的民族。黄土地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础，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和西部的崇山峻岭把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封闭起来，而从北到南的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良田沃土，使得生活在其上的人民一般都能够丰衣足食。但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却缺乏科学的品格、民主的素养和公平的制度。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社会的产业分工从来没有发生过质变。直到现在，农民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发生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分水岭。之后，人类生活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就被全球化的浪潮发生错纵复杂的影响。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不仅是商品贸易，而且是铺天盖地的高科技产品和信息，从而引导我们的民族发生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改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期的“抗日战争”整个历史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屈辱的和被屈服的地位。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抗日战争是一个转折点。改革开放已经帮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并且改变了20世纪国际关系的模式和格局，同时，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同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除了体现为一种社会政策，还包括两个方面：改革是相当于内部社会生活的，开发是相对于国际关系的。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形成了21世纪初的社会状况。在形成21世纪初特殊的社会局面，各种社会历史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以及高科技经济并存，农村社会依然是中国发展的落后的经济基础。现时代中国处在一个整体性的综合发展阶段。星罗棋布的农村社会以及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负担，也是一个现实的起点。社会生活的差别同分工的差别一样巨大。小农经济与信息产业并存，工业经济与高科技产品并存，大众文化娱乐兴起与消费观念的彻底变化，等等。各种产业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会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发生质变，把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全面翻新。这个过程取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估计应该在21世纪的前30年内完成。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农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主战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发生，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村镇之间联合的道路，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发展的规划能力和组织能力起着关键性的和主导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的文明发展首先需要把基础设施全面翻新，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同样，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方面不可偏废。农业生产的效能与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农业科学的进步。村镇的联合发展将诞生一大批中小城市。提高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规划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任务。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农村激变，我国农村社会必须走上一条许多经济发展之路。已经具备向城市社会形态转化的基本条件。但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村镇都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在政府的长远规划中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强化县级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把星罗棋布的农村组织起来的关键。星罗棋布的自然村庄面貌的改变和联合需要政府的长远规划。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农村劳动力的组织，而不是缺乏资金等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对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城市与乡村的重新设计。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拥有许多治理国家的方略。从孔夫子到康有为再到20设计的政党领袖们，都为中国提出过伟大的社会理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美好的社会理想的方法和途径是不断改善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国家是一个组织的工具，最重要的使命是把社会中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于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创造中，并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一个社会才需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组织系统。一切国家机器都需要成为推动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工具。分工的不同以及人与人的天然的差别是客观的存在。分工规律在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态。工业经济是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活的贡献，但是，它是在国家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对外掠夺中实现的。中国的发展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最长远的角度规划社会分工，并且从现在开始研究自己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阶段。就中国大陆社会内部来说，终结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我国社会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事情，已经走向了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发展阶段，因此，我国的社会政策也必须及时地适应这个特点。而不是把政策的思维和发展的着眼点继续停留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使得中华民族认识到了必须首先在物资财富方面富裕起来，才能够生活的幸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需要出发组织起我们的社会。我们仍然认为经济建设是一个根本任务，但是，经济仅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企图用完全的类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手段完成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站在计划经济为我们创造的分配制度和劳动组织基础之上的。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会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解决和推动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方法和力量也必须来自于内部，开发13亿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建设与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超越20世纪向其他国家的学习、模仿与探讨的历史状况。因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既不是简单的“超英赶美”和照搬“老大哥”的模式，也不能继续“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借鉴、比较与学习他国的经验，同时，更需要总结、认识和回顾自己历史的教训。必须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智力资源的民族国家。只是在历史上，我们过多的浪费了我们的智慧，才造成了我们历史上的落后、闭塞和愚昧。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没有先例，最可靠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以及根源于对自然运动和自身社会规律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把握程度。中华民族的文明崛起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导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从头开始创造属于自己民族的文明。三 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政策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状况，是20世纪中国百年以及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积累的结果。而且，在人类历史和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其现实状况也非常特殊。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质的认识和理解，常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和观点。同时，更为不足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对于自己和社会所处时代的实质缺乏认识和研究。在21世纪初，我们生活的实质和典型特征在于，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整体性的、纵合性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明和人民生活的长期停滞，把社会发展的任务和使命都积累在了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并且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改革开放的形式表现出来。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纵合发展的开始。古老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高科技经济并存，各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存，但是，社会结构仍然以农业人口为主体。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单一领域和产业的发展，而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综合发展的状态。20世纪中国历史结束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大陆的改革起自1979年底。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大陆历史运动方向的一次最重要的选择，也是对于过去社会存在方式的一种彻底的纠正。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后，到1984年，经济改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了城市经济改革的重心。试图把“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实践简单移植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造中，是我国城市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就像中国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运用外国的经验一样，在国内，也不能从政策上把“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简单地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中推广。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是劳动组织的创新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学在引导国有企业的改造方面，逐步走向了同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反面，这不仅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整体的稳定。城市经济改革必须较正方向。城市社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试图推广“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是我们不懂得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我们没有理解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差别的表现。总之，在城市经济改革中简单地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验是国有企业改革所走弯路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考虑到多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大陆现实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差异以及汉民族国家特殊的文化氛围，在社会生活的方面，基层群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已经表现的十分强烈，通过2003年春季的“非典”危机，标志了传统的政治理念的瓦解和“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开始普及。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应该过渡和桥梁。通过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但是，我们最终会发现，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终极问题，它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性的方面。人类文明的最高尺度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前提下的精神素质。在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物质财富的丰富固然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一切文明因素的增长，都是建立在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的基础之上。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和困难，同样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一面。城乡关系问题，是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关系。由于对1956—1976年计划经济与体制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偏差，起自1980年代特别是1984年后的城市经济改革试图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但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决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对于市场经济的崇拜和盲目效仿已经对中国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而克服这些后果，正是现实社会政策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21世纪初，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判断，中国大陆历史已经走到了必须终结自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关头。终结改革开放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大陆社会不再需要继续进行具有文明进步意义的改革和开放，而是说，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为了完成21世纪中国发展的使命，根据21世纪初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出如下的社会政策主张：（1）、企业是基本的社会劳动组织，而劳动组织的发育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文明进步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21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必定是一个企业英雄辈出的世纪，同时，企业组织必须在政府之外的独立的发展力量，政府是保证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的提供者，而不是直接控制企业行为的力量。（2）、必须把企业组织的自由化与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的基本保障建设视为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3）、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发展参与者民主是政治活动的主要的形式，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体系建设必须从基层开始。（4）、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一切公共权力组织都必须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国家财政体系的运行需要透明化。（5）、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关系，民族利益是高于政党、国家性质利益的最高利益。两岸的国家意义上的统一必须站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且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6）、一个逐步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这样的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稳定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应该从建立儿童少年、老年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入手。从现在起，各级政策就应该组织对于这三部分人口的调查统计工作，并且完成具体的生活保障措施。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儿童少年的保障主要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老年人则要侧重于医疗保障，老年人的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自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之后，逐步确立起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政策与理论。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来说，市场经济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从我国经济的特点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转型决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它是涉及一系列基础构件的综合社会因素的转型过程。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几乎找不到提纲携领的政策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轴。因此，解决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也必须是多样性的而不是单线的。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困境和社会风险已经暴露出来。在企业力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大陆的民间组织力量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发展仍然需要政治体制的极大改革。中国大陆仍然存在着限制民间自发力量和民间组织发展的政治障碍。在社会政策方面，21世纪初的两个主要的选择是：第一，尽快为全社会的劳动者确定一个劳动组织形式，这个劳动组织的形成建立在劳动者的自由结合的基础上，为制造社会需求而平等的、自由的劳动创造；第二，为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设计新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政府体制与职能的设计问题。我们把经济视为一个人类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如何分享物质财富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这些组织是劳动组织即企业。最基本的问题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在劳动组织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相互关系；一是在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互关系。产业分工以及处于不同产业分工条件下的交换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状态。一切经济活动无不是在分工中派生出来的。政治是调节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划问题，是21世纪中国全面的、综合性文明进步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星罗棋布地农村的面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农村的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同时，农村基本设施的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交通、通信、能源的普及性发展，二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着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在21世纪初的一个涉及国家安定的任务。任何庞大的工程和社会政策都需要考虑长远的未来。必须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出全息的战略和具体的构思。农村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并不是缺乏资金、农民素质、基础薄弱等等问题，而是缺乏对于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有效的组织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动的规划。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共产党拥有组织农民的最丰富的经验。在国家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时期，更需要对于农民的组织力。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曾经是一个最有效和最成功的政策载入改革开放的史册。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时期，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时期里，农村社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革还牺牲了农村的利益。一切社会政策都必须是对人类文明需要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不同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定中，仍然存在着不符合发展与文明要求的规定。中国大陆必须建立起一个为着全面实现社会文明而奋斗的政府系统。因此，行政系统决不能成为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国家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公开。在21世纪初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他就下，我们的民族国家如果仍然没有较好的办法解决自己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历史悠久的汉民族来说，就肯定是我们自身的莫大悲哀。汉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对于美好社会的理想，从孔丘、孟柯到康有为、梁启超，从“尊老爱幼”以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表达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是，落实这些美好的社会理想，需要我们全民族的注意力从对于货币符号的追求中转移到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上来。21世纪中国应该也必须是一个实现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理想的世纪。在20世纪，我们民族的一切优秀分子已经为此做出过不懈的努力。而且，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与发展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和落实美好社会的关键。但是，也应该知道，经济问题决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性问题。四 中国内部支配和影响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支配和影响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个政党产生于1921年，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产生的国际和国内根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共产党的产生具有内源性的特点，一方面，当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族统治之后，政治形态需要向政党政治转型，但是，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的成立，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一个结果。孙中山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开创者。政党政治是封建皇族政治崩溃后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基层民主传统的国家，因此，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封建皇族政治的许多特点。在政治领域，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权力交接从第三代领导人转移给新一代。不管这种权力转移存在着巨大的不透明性和非公开性，但是，政治领域的变化却是积极的和正面的。民主的成长需要经济基础发展，也需要长期的文化、教育和心理的培养。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育直接成为两大军事力量的对抗。这是中国政治落后性的表现。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国家，社会的最基层民众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其活动几乎完全以家庭为中心，而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自然的源自于家庭的父亲或者一个家族的族长，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不需要进行选择的。因此，中国缺乏基层民主选举的传统和心理素质。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育，从人类文明的政治活动的角度衡量，是封建皇族政治向现代公民政治转型的必然逻辑。但是，在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而在现实生活中，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并不成功。其根本表现为：一是政党间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采用了军事战争的方式解决；二是现代国家运行的宪法与法律基础没有确立起来。其实，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没有用真正的符合人类文明的标准衡量与评价自己20世纪的历史表现以及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在21世纪，找到政党政治的发展出路，是中国大陆社会文明进步和中华民族为自己筑造美好未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组织的变革和整体性社会政策的转型。这需要首先选择和确立中国大陆的政体。政党是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优秀的政党也必须扮演社会发展思想库的角色。而政府应该是不懈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工作机关。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行使的工作机关，中国尚缺乏政府治理社会的先进的理念，同时也缺乏效率和公平的执行力。中国政府系统的部门林立，但是，在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方面，与社会的期望还相差甚远。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政党和政府都应该是社会文明的最有效的、能动的力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器。在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续执政的严峻考验。她面临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积累下来的问题，同样，解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所造成的社会不平衡问题是这个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群众对于改革带来的不平等的发展机会、政府官员腐败、生活压力太大等等问题已经表现出了极大地不满情绪和愤慨。情况如果继续的话，将毁灭改革开放业已取得的成果。政府的作用和职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党的生存环境也已经发生了质变。但是，两者仍然在试图照搬已有的经验。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发展，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的力量。这些因素的良好的发展，也必然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软环境。在影响我国发展的一切因素中，农村社会是既是历史的包袱又是现实的负担。由于能够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我们的社会还过分沉溺于对于货币符号的追求中而忽视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及高于物质财富的精神追求。落后的价值观念仍然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事业的主要因素之一。固然，改变我们的社会面貌首先需要创造出更多的物资财富。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从来就是能动的，因此，我们的精神素质至关重要。因为人类文明本身就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需要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丰富而文明的社会价值形态和精神面貌。21世纪需要中国在经济、政治两个大的社会组织系统的重建以及文化方面的革新。经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已经开始逐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人类在21世纪面临着新生与希望，也面临着灾难与毁灭的危机。在21世纪伊始，中华民族必须为新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做好准备工作。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建造自己的文明。科学的理论思维是我们建设好21世纪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20世纪，中国是不断的向西方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追朔到1840年以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烙印，表现在经济学和法学等诸种学科。但是，在21世纪，中华民族在建设和造就自己的国家方面，必须是一个具有自觉的独创精神民族。从我们国家的历史运动和现实发展的逻辑出发，找到符合我们自身文明发展的国家形态、政治与经济制度和文化方式。从而确立起崭新的文明。21世纪的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地创造物资财富和文明的社会体系的百年。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全体社会劳动者联合起来，为着21世纪中国的文明事业而努力奋斗！徐国进200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