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治战略家们以其前瞻性的敏锐眼光，重新审视重庆经济与重庆的综合竞争力，在估计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导航定向的314总体战略部署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了“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重庆发展必须融入到全国经济架构中去并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重庆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我国及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在市场的导向下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的视野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今天，重庆各领域的多样性内陆开放型经济实践日趋活跃，不仅要“以市场换资金”，还特别注重“以市场换生存空间”、并要求若干年后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变化隐约显现出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未来走向与脉络，并推动着重庆产业积极融入到全国战略布局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不过，受资源、环境的限制，重庆的开放经济发展不能重复东部沿海地区的老路，因此，在这充满希望但又缺乏传统经验支撑的拓展过程中，重庆市政府政策框架的设计与战略模式的选择，同样有着特别重要的定向、导航作用。
一、“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层次
我的理解，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际上深化进行市场化改革，改变目前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甚至扭曲的现状，强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首先是吸引外部资金，其次是壮大本地企业促进实业发展尤其是重庆本地民营企业的实业投资与实业发展，再次就是重庆以外的投资开发资源、工农业生产加工和贸易促进等直接投资与经营活动，还包括对外工程承包、服务咨询、劳务合作等国外经济合作业务。这些经济发展活动，既具有次序性，又要包含同步性，不可偏颇和厚此薄彼。
二、“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障碍与问题
1、制度不规范，尚未形成配套法律法规框架
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架构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纵深发展的前提基础和保障。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显然缺乏这样完备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政策架构。目前指引、规范和管理“内陆开放型经济”活动只有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内部政策和部委规章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地，制度是需要通过机制构建并设计的，由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策缺乏整体设计，有效性低，相互之间有机联系不足，甚至存在互相抵触的现象，因此，现有的政策架构其权威性、系统性、规范性、长期性、稳定性和透明度都比较差，制约了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2、政府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尚欠缺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强化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但包括重庆在内的地方政府部门传统管理模式依然根深蒂固，政府工作实践中往往“只生不管”，开放经济发展中必须配套的监管、跟踪、统计、分析等功能非常弱，完整的宏观调控与管理链条尚未形成。
其二，政府还缺乏对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辅导、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能力。我们可以赋予这项职能，但有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譬如，明确的产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系统化的促进目标，恐怕政府自己都不甚清楚，因此，就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基础性信息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而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还需重视的是，政府部门恐怕还未开始考虑在开放中如何保护、壮大本地企业与产业的政策与制度措施。而这，恰恰是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光靠引进而自身的本地的各行各业没有壮大而能获得长久不衰的可持续发展。
3、审批程序依然繁琐、复杂
一方面，审批程序因涉及政府多部门管理，而变得繁琐复杂、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审批内容也经常背离市场经济规律，很多本应该由企业实施的行为，政府部门却干预过严，常常行政代替法律，本应该是法律程序管的事情却由行政去管制，政府行政职能错位。
4、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政府金融监管措施与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宏观导向存在脱节。出于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民间资本受到压抑，只热衷于炒房炒股，实业投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使得重庆本地一些有着良好技术、设备和管理人员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民营企业的资金瓶颈难以扩大业务，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表现在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垄断性行业、房地产业和政府部门的关联企业，而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个人创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5、中观产业战略和产业布局尚不明确，微观企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尽管重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有了明确的宏观导航定向，但实现目标的短、中、长期中观产业战略与产业布局还未成型，可操作性的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宏观布局的地方宏观政策指引尚未出台，企业的微观发展行为多数也是随机行为，符合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导向目标的企业行为还未系统地纳入到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中，随意性较强。
三、对政策框架与运行模式的建议
以往的实践、当前的形势以及未来的趋势都已表明，“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鉴于在目前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尚存在问题，重庆还应当从明确目标、加强立法执法、放松具体的行政管制、强化金融支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强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完善政府的宏观管理和中观的产业引导，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1、进一步明确“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目的，分层次确定具体工作目标和发展重点，使战略的指导性更为清晰并具备可操作性。
在宏观层面上，契合314总体战略部署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目标应该简单明了。这样做的目的不但要能使重庆市政府各部门政策设计具备准确的目标指向，而且要便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在宏观政策和产业导向的指导下按正确方向实现目标，实现“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获取资源、增加就业、扩大贸易、提高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发展任务。
在中观层面上，有关的政策设计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互动与综合平衡：其一，促进开放方式的多元化，拓宽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其二，鼓励多种形式的劳务输出和劳动力转移；其三，解决资金使用渠道的多元化、合理化问题；其四，促进本地企业对外部资源开发类项目的实施；其五，有选择性的向内的产业转移、技术引进和向外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输出并重。
在微观层面上，一方面，推动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制定具体的行业发展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解决“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和产业选择问题，转变和提升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对劳务人员培训与开发，提高劳务人员素质。
2、强化相关立法建设和执法，搭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法律框架，解决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轨道的法律保障与法治问题。
事实上，虽然“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提法直接明了，但作为规范的法律用语存在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保障“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步入法制化的发展轨道，是保障未来重庆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3、放松对本土企业的管制，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加快对明显滞后于“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简化投资审批环节，增加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放宽私营的、创业企业的限制。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加大对大型工业集团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扶持。
4、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金融支持。一方面，建立促进企业融入“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现有税收鼓励与保护制度，并建立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向企业提供投资情报服务，提供企业开放发展可行性研究的资助，提供技术培训；另一方面，要在政策上放开、起用各类灵活有效的金融工具，解决民营经济的资金瓶颈问题。
5、强化制度建设。制度很重要，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Acemoglu，2005），是社会和谐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秩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提升地区整体综合竞争力相当重要，它们塑造了一个社会中关键经济主体的激励，影响了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投资，不仅影响饼的大小，而且影响其分配。可以这么认为，制度是经济和社会秩序建立和运行必须具备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另外，尽管很多制度是内生的（如与“内陆开放型经济”有关的经济制度），由社会的经济选择决定，但是，面对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度最终由政治权力决定。因此，建设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由重庆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合理有效地安排好制度，也就是，实施“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应该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增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