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是港口创造了贸易，而是贸易创造了港口 ●“贸易自由”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交易成本最小化 ●政府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对生意人的激励和发展空间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些世界性或地区性商都总会涌现出来。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从东京到香港，世界经济史星光灿烂。伴随着这些世界商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至少在法兰克福、芝加哥崛起之前，世界商都皆濒临江海。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交通工具落后，马车和船舶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地理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港口贸易繁荣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江沿岸的一些市镇由此因江而兴。武汉即是因为长江与汉江交汇，并且与湘江、金沙江等连接而“九省通衢”，获得繁荣。 我们看到，新型交通工具的运用，使地理位置不再是贸易中心或经济中心的“唯一因素”。武汉当年的衰弱，主因之一便是京广铁路的修建。至少，河南和湖南不再必须选择武汉而通江达海，货物的北南分流，削弱了武汉的中心地位。 今天的武汉增加了许多利好因素，比如沪蓉高速公路、天河机场的扩建等，突出了中部交通中心的地位。但就长江航运而言，重庆、南京甚至九江，都成为它的竞争者。武汉并非是长江航运中心的唯一选择。至少，重庆和南京，也会产生极化效应。 那么，走向世界商都的路到底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国际性商都多是因为贸易而致富。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通过运输比斯开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木材和木制品而成为经济中心。 而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大多并非产于荷兰。就经济发展的要素而言，荷兰面临着诸多“初始不利条件”：缺乏资源、地势低洼、国内市场腹地狭窄，等等。可是，荷兰认识到，“荷兰的贸易，就是荷兰的政治。”荷兰经济要发展，政府就要学会谦逊地对待商人，零成本接纳他国工匠和技术人员，并赋予这些侨民最大的贸易自由，甚至在与西班牙或法国交战期间，西班牙或法国都可以从荷兰商人那里购买装备和粮食。正是这种“自由”，阿姆斯特丹商务成本很低，很快成为“兴办工业的圣地”、“世界性商场”。而这些来自异国的工匠和航海技术员，帮助荷兰造船，打通了世界海上贸易通道。 在这样一种经济自由思想的指引下，阿姆斯特丹，这个被世界认为景观“最差”的港口，变成了欧洲的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中心，贸易的司令部。事实总是在证明，生意人把什么地方当作商业天堂，什么地方就会有天下生意人聚集。 经济学有这样一个简单但经典的假设：人们都愿意行善，当路边的募捐箱没有设立任何门槛时，10个路人都愿意捐款；但当附加条件，先交纳一美元才能捐款时，只有5个人捐献；当附加费提高到5美元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捐款。这就是市场准入的成本问题。因此，我们所讲的自由贸易，并非没有行为边界和准则，而是像所谓“一美元办公司”一样，是一种低门槛的形象表达，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不干预。“自由”是贸易的生命。只有当商务成本低到让多数人都有钱可赚的时候，一个城市才会成为“生意人的天堂”。 当然，一个商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商务成本因素，它的背后还包括银行与信用条件、工业产业的支撑。但我们想说的是，银行作为一种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其他产业的存在，它又何以产生？同样，没有好的商务环境，工业企业又怎么立足？ 今天的交通已经高度现代化和多样化、立体化，铁路、公路、航空可以把任何一个偏远的村庄变得交通便捷。因此，地理位置等先赋性因素退居次要位置，而人为的软环境显然更加重要。正是后面的原因，法兰克福、芝加哥虽然深居内陆，但实现了商都之梦。因此，不是港口创造了贸易，而是贸易创造了港口。贸易的繁荣依赖于生意人的多寡，而生意人的多寡依赖于政府和制度为生意人提供了多少行为激励和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