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后奥运时代
陈东琪 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如果经济调整不能实现“破坏性创新”，不能死掉一批老式企业，产生一批新式企业，这种调整的意义不大，它不能提高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长期持续增长。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资源价格调整、企业减税以及尽快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是当前主要关注的方面，而对于信贷放松，我个人认为还不能全面放松，只能做一个局部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的信贷调整。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奥运之后，尽管中国经济面对着不少不确定性，但是仍然会步入快速增长轨道，面对的问题政府要让企业自己来解决，而不是代替企业做什么。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根本上还在于放松政府对经济管制。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要防范2007-2008演变成1997-1998。从现在的情况看，本届政府的反应显然更为迅速，很注意方向、力度和节奏，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经验更是成熟。但是，扩张力度仍要更加积极和鲜明，特别是要在货币政策上作出明显调整。 经济增长疲劳 解读各自不同 《华夏时报》：倘若简单地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做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已经下行，或是在十字路口？ 陈东琪：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和增长疲劳是经济增长周期中的必然现象，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1％，就会面临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进入极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在这个时候，经济必然也会降温，结束历时6年左右的上升扩张期，进入3年左右的下降调整期，以挤掉扩张期积累的过热风险和泡沫，使经济回到既不“过热”又不“过冷”的平稳较快运行轨道，实现长期的稳中求进。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中波的下降调整期。 赵晓：中国经济正快速回落，当前的GDP正在快速、严重地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高估，无疑增加了正确估计经济形势和问题的难度。 郭田勇：从最近经济形势以及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相对于去年来说确实是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并且未来的几个月也会保持这么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但是预计GDP全年仍然会有10％左右的增幅。易宪容：从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本数据来看，尽管GDP、投资、CPI的增长有所回落，但整个增长速度仍然处在高位运行的状态。尽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雪灾、汶川大地震及国际经济环境大震荡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来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开始放慢，这仅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它表明国内经济增长开始从“病态”恢复到“正常”，我们决不可以一看到经济有所下行就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就认为中国经济走在繁荣与衰退的十字路口。而这种思维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完全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华夏时报》：当前国家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哪些？
陈东琪：到7月为止，CPI上涨的绝对水平还是偏高，通胀风险还不可小视，但从5月开始的逐月下降的动态趋势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我估计，8月份的CPI减速到5.5％左右，9-12月进一步回落到5％-5.5％的区间内。PPI向CPI传递会有一些，但不会很明显，因为这次企业提高出厂价更多的原因是成本提高，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人工、资金、运输、环保等方面的费用增加，而不是产品供不应求，不是供给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所致。
赵晓：从未来的情况演变来看，由于紧缩政策会有惯性效应，因此如果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没有雷厉风行的大的改变，则明年的经济可能会相当困难。很有可能重陷“保八”困境。
当前，紧缩政策已开始向扩张调整。但调整的步伐相对谨慎，陷于“既要……又要……”的两难决策境地。然而，迟疑即是贻误。如果政府不能认清当前经济的严峻性，迅速稳定市场信心，中国经济有极大的可能紧缩过度，滑入陷阱，进而丧失历史性的时机。
郭田勇：从外部因素来说，美国次级债危机是否还会有其他的爆发点，比如次级债危机是否会连累到质量较高的信贷产品抑或是美国的信用卡领域；第二个就是欧元区经济也在不断放缓，这些都给未来我国出口的增长蒙上阴影。
从国内来说，我所担心的还不是增长的问题，担心的反而是已经降下来的CPI，虽然CPI开始保持一个下降的趋势，但同时PPI却创12年来新高。CPI的下降是源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工业原材料价格却是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这也造就了CPI和PPI在5月份交叉以后开始出现倒挂的现象。根据历史经验，PPI向CPI传导大概为4-6个月，从5月份到现在快到4个月了，未来PPI传导到CPI是否如期而至，让人担忧。实际上从近期的一些数据也可以看到传导的苗头，对于当前下降的农产品而言，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第二季度同比上涨21.2％。而6月份则是同比上涨24.4％。尤其是目前农业生产急需的钾肥等化肥出现了暴涨的现象，这是很让人担忧的现象。未来农产品供给不容乐观，农产品价格一旦反弹毫无疑问又会将下降的CPI往上拉。
易宪容：第一，房价增长开始回落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在房价及房地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大调整主要是发展模式、经营方式及房地产暴利模式改变，而且这种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整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但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国内经济下行；在房地产市场增长如此强劲的情况下，政府不会改变现行的房地产市场既有政策，也不会贸然出台什么政策来救市。这是国际上没有的事情。
第二，最近的人民币升值过快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一些政府决策部门，总是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作为蓝本，以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实际上，其结果是南辕北辙。因为，人民币升值永远跑不过中国所需要进口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步伐。而人民币快速升值不仅让大量国际热钱千方百计流入中国，而且也让沿海一线以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无法承受这种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负担，让沿海一线最有活力的一些省份的经济体受到严重挫败。
第三，通货膨胀过高。居民存款利率处于严重负利率，银行通过这样的一种管制利率的方式掠夺民众的财富，如何来体现十七大报告的民生经济政策的精神。还有，高CPI下的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弱势民众生活水平降低，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
第四，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股市。而股市的问题并不在于股指的高低，而是在一个价格严重扭曲的市场，不仅让投资者的信心完全丧失，而且在于完全丧失股市融资的功能。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到国内企业融资，影响到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第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的逆转，还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对我国经济来说，面对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对未来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都会冲击很大，中国政府不得不密切关注。
刺激经济优先PK调整经济结构优先
《华夏时报》：在国内外经济轮廓尚不很清晰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是否已到了需要刺激的时候？
陈东琪：在调整时期，政府的作用很重要，很有作为，但重点是做好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基本的任务是：稳定市场预期，鼓励创新企业，促进经济转型，实现持续增长。如果经济调整不能实现“破坏性创新”，不能死掉一批老式企业，产生一批新式企业，这种调整的意义不大，它不能提高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长期持续增长。
赵晓：2006-2007年，中国经济有一段时间明显有过热迹象，我们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给高速运动的车轮中掺沙子。而当前，中国经济有面临过冷的危险，因此，世易世移，政府及时出手，调整政策取向，以稳定市场和经济，也就在情理当中。如果政府连这一基本功能都不能发挥，那么政府的作用就更小了。
郭田勇：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增幅背景下，我认为目前还不至于出台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方案，尤其是慎行放开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因为，当前留存于国内市场的资金总量仍然是巨大的，目前之所以会出现企业资金紧缺的局面，这主要是鉴于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导致前段时间活跃的资金开始冷冻起来，甚至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国际热钱也由活跃变成蛰伏。这也造就了当前整个社会资金供给紧张的假象，如果这时候贸然放开货币，有可能导致这些蛰伏的资金伺机而动，造成新一轮的通胀压力。
因此，当前最好的方式是调整经济结构，而非简单的刺激经济。调整经济结构最好的方式便是利用财政政策，大力补贴企业科技研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利用奥运会良机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还要继续完善市场化机制，逐步理顺资源、资金的价格。
易宪容：对于国内，正如我上面所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整个经济增长的格局并没有改变。3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繁荣与经济实力，但留下许多问题，特别是这几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这种经济增长成果被整个社会分享。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所导致的。更为严重的是，30年来改革开放，不仅未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成果，反之农民相对贫困化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就在于通过城市化进程真正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而要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激励农民消费，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通过土地改革，把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的产权界定到农民身上，形成有效的土地交易市场。可以说，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与动力，也是解决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
政策调整各有不同主张
《华夏时报》：如何看待理顺资源价格机制、企业减税、信贷放松、资本市场救市这些目前最被关注的经济政策猜想点？
陈东琪：如果将水电油价格全部放开，一下子全部与国际上的价格接轨，那影响将会很大，推动CPI上涨的幅度保守估计至少两个百分点，甚至可能诱发新一轮高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要求看，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能源资源价格。在理论上，全面放开包括投资品和资金在内的所有要素商品的价格，一下子扭转要素价格扭曲的格局，回到较为完全的市场竞争，以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避免国内资源利益的净流出，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但从现实看，还应考虑一定时期内经济和市场的承受能力，不能破坏短期平衡，特别是不能引发高通货膨胀。因此，在全部放开、一步到位还是分类放开、分步到位之间进行选择，后者优于前者。当然，如果国内外需求持续收缩使得CPI不断往下走，价格改革分类分步到位的措施操作频率可以加快一些。
当前投资增长高位趋稳、消费加速增长，这是个好趋势，表明投资和消费关系正在改善，也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结果。但要注意，投资名义增长较快，但实际增长在逐月下降，如果持续下去，会使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收入减少，最终会使消费增长放慢，因此要防止实际投资增速过快过多下降。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应当保持比较稳定的实际增长，这个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很大，对消费的影响也很大。房地产投资要稳定，消费要稳定，房价也要稳定，不是越低越好。
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高，这个市场占GDP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去年10月以来股市市值缩水60％，既有其自身挤泡沫、大小非减持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降温使企业效益预期下降的原因，还有外资抽离的原因，促跌的因素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短期措施稳定市场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改革新股票发行(IPO)的制度；在不损害大小非的法定权利条件下建立稳定大小非减持的制度；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等等。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基础上，对资本市场实行必要的政府干预，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在一定情况下，也受政府干预，并非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干预要有选择、有分寸。防止再度出现政策市，避免政策过度变化给市场带来大起大落，稳中求进是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的核心，未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应从融资和投机的市场转变为投资的市场。
赵晓：我已多次提出，要防范2007-2008演变成1997-1998。从现在的情况看，本届政府的反应显然更为迅速，很注意方向、力度和节奏，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经验更是成熟。但是，我们认为，扩张力度仍要更加积极和鲜明，特别是要在货币政策上作出明显调整。
目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也已经到高点，应该基本上是回落的趋势，只是以多快速度回落还不确定。特别重要的是油价继续上升的压力不太大，今后基本上是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前景下，继续紧缩货币，反通货膨胀已经失去依据，而所谓的“既要……又要……”的策略也已经不合时宜，并可能导致丧失时机。
美国最近的形势发展表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是肯定的，因此外部需求还将继续减弱，因此目前的政策选择必须是刺激内需，保经济增长。而刺激内需的重点一定是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停止人民币升值来保证出口加工业的增长发动机不要完全熄火。1997年和1998年的经验表明，如果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不及时启动经济，则后果是经济下滑的趋势需要更大的力度和更长的时间才能挽救回来。回忆10年前的历史，1998年刺激内需的结果是GDP增长7.8％，1999年GDP增长7.1％，2000年GDP增长8％，2001年GDP增长率再次回到7.3％。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已快速回落1.8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是3个百分点以上，而未来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因此，有必要更加积极有力地出牌。
郭田勇：资源价格调整、企业减税以及尽快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是当前主要关注的方面，而对于信贷放松，我个人认为还不能全面放松，只能做一个局部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的信贷调整。当前资源价格的调整肯定会产生一定的通胀压力，但是考虑到资源价格调整以后会减少需求，因此，只要财政补贴等相关措施到位，对资源价格的调整不会导致通胀大幅度上升的局面。由于大幅度的暴跌，当前的股票市场几乎丧失了融资功能，因此，如何稳定投资者信心是当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最近监管层也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希望真正切实能够拿出维稳的政策措施出来。
另外，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治理也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联动效应大，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还涉及到民生的建设。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异的局面，即在需求萎靡的背景下，房价却还处于高位运行，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当然，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状，与我国的土地制度有较大的关系，而其中当前不合理的财税体制也造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发展。因此，应该加快对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借此来淡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防止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合谋”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发展。
易宪容：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是信心不足，因为要让中国股市发展就得增加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而重振国内股市之信心，短期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必须对国内股市的内幕交易行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全面清理，并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不可姑息养奸。二是全面放开对上市公司的价格管制，理顺上市公司的价格机制。三是成立平准基金进入市场购买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让国有为主导的基金，如社保基金及中资公司，进入股市购买好的权重股；四是以国资委的名义，要求国家大型上市公司回购其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以国资委的名义用文件下达的方式要求国有大型的上市公司不减持大小非。因为，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基本上是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市场的，同样，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对振兴股市也有责任。不要赚钱时，就拼命地通过政策方式进入，要承担责任时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甚至于唯利是图。五是对现行再融资规则、一级市场定价制度进行全面的修改等。然后，从中长期来看，在恢复市场信心的基础上，对国内股市进行全面的改革与整顿，重点仍然放在中国股市违法乱纪行为、内幕交易进行长期的严厉的整顿与打击，以此来重建中国股市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股市在半年的时间内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调整，而在两年后，这种调整与整顿可能让中国股市重新进入上行的通道。
对于资源价格改革、企业减税，这些都是理顺国内经济运行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方面，政府部门不可犹豫不决，而是应尽快出台相应政策。但是对银行信贷的放松，这个问题还得慎重。在目前通货膨胀过高、银行信贷增长仍然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不可过快放松。奥运之后，尽管中国经济面对着不少不确定性，但是仍然会步入快速增长轨道，面对的问题政府要让企业自己来解决，而不是代替企业做什么。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根本上还在于放松政府对经济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