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请参阅本博客《亚洲正走向一场超级危机》)，人类正上演一场工业革命以来最惨重的、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美欧金融经济危机只是它的序幕；从2008与2009年交替之际或2009年中期开始，我们身处的亚洲可能爆发一场比1990年代后期更加严重的，乃至刷新全球历史纪录的超级金融经济危机。当亚洲深陷危机而难以自拔之时，美欧可能用自己随意印刷的“国际货币”支持其金融寡头和产业寡头到亚洲来一次廉价大抢购。如果他们的愿望成真，亚洲将再度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中国从战略层面尽早谋划应对之策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应对眼前这场全球大危机，美国和欧洲人正肆无忌惮地印钞票、OPEC正削减石油产量维持高油价、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正着手组建天然气输出国联盟、巴西人则死扛着铁矿石价格。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全球范围内每个利益主体都拿出了自己的“王牌”或杀手锏维护自身的利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资源进口大户，亚洲自然不愿意看到资源价格高企的局面。但从资源输出国的角度看，面对加速泛滥的美元，必须让自己出口的东西卖出更高的价格，否则就是吃亏。
可是，如此简单的“硬道理”，亚洲人似乎完全不懂。美国人拼命印钞票；资源输出国拼命维持和推升资源价格；唯独亚洲，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一如既往地使出浑身解数向区域外的各色人种“降价促销”。这种降价促销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出口企业之间搞“价格战”；二是各经济体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为其出口企业贱卖自己的产品提供有意无意的支持。低汇率、低工资、低社保、低粮价、低电价、低油价、低排污成本、提供给出口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实际上一直是亚洲企业在国际市场搞“价格战”的本钱。亚洲人是在自相残杀，还是集体自杀？我看都是。亚洲人傻吗？我不相信。论“贼精”，亚洲人或许位居世界第一。症结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亚洲人习惯于“窝里斗”，而且从来也拧不成一股绳。
像工人必须组建工会之类的组织乃至集体罢工才能争取到比较合理的工资一样，亚洲各经济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也像1970年代的OPEC一样，来一次或几次集体提价和集体减产；否则，亚洲就只能继续贱卖自己的血汗，并且为争夺贱卖的机会而自相残杀和集体自杀。亚洲进行这样的集体性对外博弈有多少胜算呢？百分之百!当今世界，绝大部分的加工、制造能力集中在亚洲；不论是印刷国际货币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还是地下埋藏着丰厚资源的中东人、拉美人、澳洲人和非洲人，离开了亚洲的产品他们都无法生存。俗话说，天道酬勤。亚洲人联合起来，搞一个“亚洲经济联盟”，让价格战和产品贱卖成为历史，让本地区勤劳的人民少流一些血汗、增添几份幸福、闲暇和尊严，是真正符合“天道”之举。
为了避免对美欧市场和美欧货币的畸形依赖，资源稀缺的亚洲可以和资源输出国、资源输出体建立一种不以美元或欧元作为支付媒介的全新贸易模式。这样一来，美国和欧洲就无法“寄生”下去，美元和欧元也就会复原其“废纸”的真面目。那时，白种人要么重新学习怎样“劳动”，要么拿出兽性和胆量对亚洲发动战争。我相信，只要亚洲人真正团结起来，白种人是不敢发动战争的。
那么，亚洲人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呢？关键看印度和日本。长期给英国当殖民地的历史，似乎使印度在骨髓里面仰视和亲近英美。日本人似乎一直把自己当作“身处亚洲的西方国家”，它在骨髓里面瞧不起甚至敌视与其临近的所有的国家。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第一个遭受原子弹打击的国家，日本在内心深处可能是仇视整个世界的!所以，我上面所说的“亚盟”是很难建立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中国和东盟结盟；二是中国孤军“作战”，拿出毛泽东时代的勇气和魄力与美欧博弈。当然，不论是哪一条道路，博弈的基本思路还是减产提价(其基础是强力推进产业整合、组建超大型产业集团，严格控制外资流入和流出)，并且在和资源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中废掉美元或欧元。
怎样提价呢？企业或整合后的产业集团不愿意提价怎么办？对此，我的设想是，用提高出口关税的办法提高实际出口价格。这样做，不单是为了让美欧和资源出口国好好地尝一尝通胀的苦头；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新增的出口关税收入用于提升国内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用于强化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用于支持价格体制改革和产业创新。
我不了解WTO的规则对其成员国提高出口关税是否有限制，即使有限制也要将其突破。大不了从WTO中退出来。这场大危机必然使世界经济走向“逆全球化”，WTO解体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继续呆在WTO里面，与其说还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不如说将会更加悲惨地充当“世界长工”和“世界奶牛”。顺便说两句：俄罗斯是一个很明白的国家----它与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期间，美国原本准备以是否同意它加入WTO对其进行要挟，但俄罗斯斩钉截铁地回应：俄罗斯不在乎什么WTO，即使关起门来，俄罗斯也照样过得很好!英国也是一个很明白的国家，它把欧元的先天性“死亡基因”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当欧洲各国一窝蜂加入欧元之际，它一直冷眼旁观。
中国也好，亚洲其他经济体也好，要摆脱世界“长工”的低贱地位，必须最大限度地清除“窝里斗”和价格战生存的土壤。为此，削减低效与过剩的产能、打造大型产业集团、建立紧密而有效的价格同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长期的无序扩张，亚洲工业体系的产能相对于全球的正常有效需求是过剩的。由于这一原因，不论亚洲人是否愿意，眼前这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正强制性要求亚洲减少工业品产出并淘汰过剩的产能。遗憾的是，亚洲各经济体为了眼前的GDP和就业率，用各种方式支持自己的企业进行更加疯狂的“降价促销战”；这不仅是逆经济规律行事，更是让自己在贱卖产品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或许有人会说，提高价格卖不出去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亚洲之外所有的国家实际上已经离不开亚洲的工业品，提价之后出口数量自然会减少，但出口收入未必下降；即使出口收入有所下降也没有关系，反正是“我痛苦、他更痛苦”。就民族素质而言，亚洲人对痛苦的忍耐度比美欧人要高得多。美欧和资源输出国如果不接受亚洲提价后的产品，他们就无法生活；因此，他们只能无奈地承受----就像长期以来亚洲人无奈地承受美元泛滥和油价上涨一样。
亚洲提高产品价格有可能引起美欧加速印刷钞票，以及资源输出国“以牙还牙”的报复。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狭路相逢勇者胜----美欧人印刷的钞票、资源出口国的石油和铁矿石不能当作生活用品，只要亚洲“狠”一点，他们最终必然会妥协。传统价格理论认为，价格决定于价值或决定于供求关系；而我的最新认知是，价格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弈。
在亚洲和资源出口国之间架设起废除美元和欧元的贸易通道是十分必要。一旦有了这样的通道，亚洲就再也不用先拿产品换取美欧货币然后再用美欧货币采购外部资源了；同时，资源输出国再也不用先把石油卖给欧美再拿美欧货币购买亚洲产品了。这实际上意味着长期套在亚洲和资源输出国脖子上两大枷锁(一是美欧的需求，二是美欧的货币)同时被打烂!在这种情况下，谁也离不开谁的亚洲和资源出口国之间有什么必要再去恶性争斗呢？又有什么问题不好商量呢？
当然，在没有印度和日本参与的情况下，仅靠中国和东盟或中国自身的力量对外博弈，其实际效果自然会有显著的折扣。但是，我认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与完整性在亚洲和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我们拥有核攻击能力、超远程导弹攻击能力、卫星战能力和较强的常规战争能力，有这些“本钱”作支撑，不论是否有东盟做伴，中国都应该拿出智慧和勇气探寻摆脱美欧市场与美欧货币的良性发展之路。
其实，很多弱者是通过智慧而勇敢地挑战强者而强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和新中国成长的历史都是如此。相比于过去，我们今天有了更多的充当挑战者并赢得挑战的“本钱”。当然，挑战别人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自身“肌体”的强健。
我也曾想过中国与俄罗斯结为经济盟友的问题。但一位朋友和我说，俄罗斯向来是惟我独尊的国家，从不喜欢和别人结盟，除非那个联盟可由其操纵；即使俄罗斯和别的国家结成了平起平坐的同盟(如二战期间)，它也依然是我行我素的。所以，还是不惦记俄罗斯算了。
当然，眼前这场刚刚拉开帷幕的超级危机将会带来GDP下滑、企业效益锐减、失业率上升、股市大跌、银行不良资产大增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抛弃以往的拼命伺候美欧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GDP下滑就并不完全是坏事情；我们应当大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但这样做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和谐、公平与正义，而不应是把穷苦人生存和温饱也当作GDP的工具和附庸；我们应当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再搞一些造福子孙的伟大工程(如根治大江大河、向不断东进和南进的沙漠开战、大规模植树造林，等等)，但不能再玩“挖坑填坑的GDP游戏”；我们必须关心股票投资者的利益，但这必须从解决体制和机制层面的深层次弊病入手；我们更不能漠视银行体系的潜在危机，但不能按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出的绑票行事；我们也得考虑印刷钞票救银行、救企业、救百姓，但该死掉的银行和企业应该让它死掉，而且必须从体制层面动手术，尽最大努力摘除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繁殖基因”、国有企业的“低效扩张基因”和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正基因”。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必须立即实行“资本锁国”----在对外贸易、外来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QFII、QDII、双币卡、个人购汇、地下钱庄等诸多明暗层面紧紧卡死“热钱”流入和流出通道。最好把已经流入的热钱牢牢锁在国门之内。否则，热钱大规模撤退之时，就是中国外汇储备轰然崩塌之日。如果不卡住热钱进出的通道，中国的央行就会沦落为美联储的附属机构，人民币也就沦落为“美元兑换券”。如果不实行资本锁国，那么在中国经济和股市见底之时，大举进入的美欧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就很容易把中国的廉价资产尽收囊中。别看现在美欧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一个个血泪满面，凭借自家老子的“世界货币”印刷权，它们所有的伤口都是很容易包扎的；在自家印钞机的支持下，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由“卧床的病号”变成“一跃而起的虎狼”。只有立即卡住热钱撤离的通道，保全人民用无数的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中国才不至于在将来某一天，因为突然间没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和购买资源，而不得不向老美或老美控制下的IMF乞求援助；也才不至于因为乞求输血而再度引狼入室。
总之，我认为，沿袭老套路的“宏观调控”思路应对这场危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必须深刻地洞察这场危机的本质，以非凡的远见、魄力和智慧，设计一整套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机遇、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应对战略。这需要我们彻底清除“GDP至上”的凯恩斯主义流毒，对现有的发展模式、开放政策和贸易体制做出“革命性”调整;需要我们坚定而果敢地推进经济体制尤其是价格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大力推进产业整合和产业升级;需要我们以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应对日趋险恶的国际环境(我认为，不论美国由谁执政，美国的本性和利益决定了它迟早会对伊朗或委内瑞拉开战，这对全球石油供应和油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且美国也一定会继续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包围)；需要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与主宰现行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美国和欧洲，以及掌控资源命脉的中东、拉美和澳洲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博弈，并且把“货币博弈”与“资源博弈”的概念全面地融合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处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