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历代统治者也常常把“近君子，远小人”作为用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君子”总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却总是屡见不鲜。“小人得志”是怎样形成的，值得思考。 明太祖朱元璋严刑酷法惩治腐败，往往得到后世的称赞。他治理国家的功过得失暂且不论，最起码算不上昏君。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严刑酷法带来了什么。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空印案，是朱元璋发现地方官员到首都核定钱粮收支预案时，都要带上盖有骑缝印章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随即用空白文书改正。朱元璋怀疑其中有弊，处死了所有地方衙门在空白文书上签字的官员和主印官员。所谓郭桓案，是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赃，刑讯逼供，牵连到六部多数长官，几乎把中央各部门侍郎以下一扫而光。当滥杀无辜引起普遍不满时，朱元璋又处死了办案人员以平民愤。所谓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以谋反罪处理了一大批文武开国元勋。这几次大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风捉影，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震慑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吏治的清廉。 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官吏战战兢兢，惟恐身家不保。“严打”高潮时，官员上朝，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来，则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洪武年间曾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严德岷，至宣德年间谈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说：“先是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人们为了保命，不得不顺从上意。好一点的官吏，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凡事墨守成规，唯求避祸；阿谀奉承之流，则曲迎上意，看风使舵，甚至助纣为虐。“严打”的结果是士大夫的骨气被一扫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净的官吏队伍，结果却使身边重用的人多数都是龌龊奸佞之人。 朱元璋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刑法的威慑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恶”假设。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同人性假设直接关联。正是“性恶”假设，引导人们走向“小人”境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性恶”假设奉为圭臬，不可不辨。aihuau.com1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人性假设的争论。先秦的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主张性有善有不善，争论得一塌糊涂，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后来的治理者，无非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搞平衡。对于多数帝王而言，在现实中大都偏向于“性恶”假设。 朱元璋就是这种认识，在他眼里，“无官不贪”、“尽皆赃罪”。所以，除了以严刑酷法惩治外，别无他法。这一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你恶，我比你更恶”的威胁。这种威胁充其量只能压抑恶，却不能弘扬善。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强调，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论调，我们暂不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考究（这种考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人做得相当深入），只强调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最终在理论上只会靠近韩非，在实践上只会靠近秦始皇。 以“性恶论”来设计制度，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极端，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式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悲剧，只得重复上演。 “性恶论”导致小人得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着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点是不会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脑子则“进化”到了主人的宠物状态。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对那些完全顺从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当然，宠物有时也会讨人嫌，但这种讨嫌绝不是对抗。所以，小人往往就能进入“自己人”的圈子。而“君子不党”，自然会被疏远。其次，是小人多变，上面一变，这种人马上就变，而且变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君子变起来相当困难，一般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非小人非君子的常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总会迟疑或脸红，小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障碍。这种揣摩功夫和善变行径，归根到底，是小人没有底线约束。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这种人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你还保持着某种善意，坚守着某种底线，最后也会被迫走到《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除了向小人靠拢，没有任何良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常人为生活所迫，为压力所屈，为外界所扰，为内心所苦，除非是归隐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无奈下，也都会多多少少沾染上一点小人习气。 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恶论”，还是“性恶论”培育了小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也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恶论”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在管理学中，我们起码应当认识到，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所言：“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那些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朋友，不妨认真读读《联邦党人文集》，你就会发现，对小人作恶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誉、忠诚、德行和荣誉的基础上。 管理者需要时刻牢记，如果坚持性恶论，那么，狡诈可以被理解为“智慧”，背信弃义可以被理解为“识时”，狼狈为奸可以看成是“双赢”，掩耳盗铃可以看成是“素质”。那些从古代智慧中寻找这种治人秘籍的所谓学者，恐怕需要猛省；那些在现实经营中以不信任作为管理前提的实干家，恐怕也得反思。
另外，还需指出，“性恶论”假设绝不能与“经济人”假设划等号。诚然，“经济人”强调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恶，这需要另文阐释
